“学者多同意，若无蒋介石的坚持，中国撑不到最后胜利”（摄影：李子霁/看中国）
由台湾联经出版的《重探抗战史》，是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与中国和亚太研究学会（CAPRS）的跨国研究项目，历时近十年，召集了台、美、中、日四地学者，致力于以国际视野、多元角度、最新史料，探讨近代史转捩点──影响中国、台湾、日本、欧美深远的中日战争。
本书力图融合跨国视角和档案，突破既有研究与原本偏狭的史观，做到“客观公正”地探讨历史的真相，并回答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等因素而始终扑朔迷离的关键问题。经过多年艰辛的研究，主编郭岱君及其他学者们克服种种政治压力，最终融汇成煌煌三大册的巨著，不容青史尽成灰。
即使一人敌一国 也坚持抗战到底
其中，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同时是本书主编的郭岱君，在总结“中国为何能获得最终胜利”时，提出了重要一点，就是“蒋介石坚毅不拔的领导”。
学者们基本上都同意这个观点，即若没有蒋介石的坚持，中国是撑不到最后胜利的。早在1937年底陶德曼调停时，朝野就有过的屈服论调。即使支持到后来抗战，恐怕武汉沦陷时也已早早放弃。
学者王奇生在〈抗战初期的“和”声〉一文中指出，蒋介石的坚定心志超乎常人。其实在九一八事变时，我们在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忍”，当时蒋介石在忍辱忍痛、韬光养晦，悄悄备战。那时很多人都骂他，他也忍了下来，在日记中写道：“我伸则国屈，我屈则国伸”。而到了抗战前期，由于屡战屡败，大部分文武大员一下子都丧失了信心，朝中弥漫着一片主和的声浪－－蒋介石却硬起来扛下压力，坚持拒绝屈辱和谈，甚至在1938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道：“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王奇生强调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几乎是一个人在无数质疑和谩骂声中，独自撑持危局，颇有“以一人敌一国”的悲情与气概。
郭岱君指出，在抗战大战略上，蒋介石坚信“持久消耗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最终会让中国赢得胜利。当然，前提是要撑到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参与到东亚战事。我们知道整个抗战过程当中，英勇奋战的国军由于国力悬殊，始终在战场上接连战败，财物损失与人员伤亡非常惨重；面对这沉甸甸的压力，蒋介石却没有因此气馁或丧志。纵使后来失掉了半壁江山，他依旧带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
是“和”是“战”？ 抗日复国乃大是大非
郭岱君指出，在抗战的态度上，蒋介石和汪精卫产生巨大分歧。其实以当时的艰难情势而言，汪精卫对于战果的悲观可以理解。在汪看来，中国没有打赢这场仗的能力，如果硬撑，反倒会落得亡党亡国，而给了共产党趁机坐大的条件。所以汪精卫建议蒋暂时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以等待机会未来再起。
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于右任和汪精卫等多次对蒋介石拍桌大骂。其实，中日之间的秘密和议从未间断。只不过蒋介石始终坚持和谈的底线，即“日本须退回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绝不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
一次蒋介石感冒，于右任去看他，蒋介石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尔等数十年政见不同，但在抗日复国大是大非之事，尔等必须以民族与主义为依归”。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坚持，恐怕中国早成日本附庸。
汪精卫的屈服 与蒋形成强烈对比
在武汉沦陷以后，汪精卫出走了。似乎是对中国前景彻底绝望，他决定与日本合作。
郭岱君指出，历史证明汪精卫对于“国民党替共产党作嫁”的预测是对的。抗战之中，国民党牺牲奋斗；而抗日的结果，却由共产党收获。所以汪精卫最后并不是败在“主和”，而是他缺少蒋介石的忍辱负重、坚韧不拔，以及决断与气概。
郭岱君说汪精卫离开重庆时，是带着满满的理想与愿景的。但当他注意到日方屡次违约，或露出掠夺中国的野心时，却没有勇气悬崖勒马，而是与日本继续交涉。当他离开重庆不久，日本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在第三次声明中，就偷偷漏掉了“重光堂协议”里“两年撤兵”、“免军费赔偿”的承诺。连当时幕僚故旧都劝汪就此算了，不如归去，但汪仍旧决定留在河内。
后来与日方协调谈判，日本占领中华的狼子野心完全露了出来，尤其表现在最重要的《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中。当时代表汪谈判的陶希圣、梅思平都无法接受，主张应立即终止谈判，陈碧君也同意暂缓。其实，连汪精卫自己都说“这完全是亡国条件”。但他依旧一边唉声叹气中，一边签下了他的名字，自甘沦为日本军政府的掌上傀儡。
本文主要参考郭岱君：〈观察与省思〉，《重探抗战史（三）》（台北：联经出版，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