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破坏了整个抗日布署。（网络图片）
当年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为惊人：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枝，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难，才有可能重获生机。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不给无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都是无可厚非的。抗战初期失陷的地区还远远大于早些时候准备在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让，也说明这一点。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斧沉舟，在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像的。
早在卅年代初期，蒋介石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个。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就决定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同时成立资源委员会建设大西南基地。
九•一八后，蒋一边呼吁全国忍耐，一边暗中制订了抗战到底的战略目标——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却使得日本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时间表。西安事变之前，鉴于济南惨案之痛，曾有训练卅六个师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
备战工作未曾就绪便轻易开战的后果是：抗战头两年陆军精锐牺牲殆尽，雏型的空军损失逾半，海军舰艇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沉以封闭长江，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是故每次战役国军损失都两三倍于日军。淞沪会战时，国军士兵往往没见到敌军的影踪，就整连整营地葬送于日军凛冽的炮火之中，马当要塞失守前，检阅守军的德籍顾问即有报告云：枪迫击炮全系废铁，步枪堪用者不及半数。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曾亲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步兵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应配备一百余挺)，每挺仅配备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内即射完。但这个团仍向日军攻击，激战五昼夜后全团一千五百人战死六百负伤五百，剩余四百人奉命退却。在某些战场，国军阵亡人数是日军的二十多倍。国军总数一度低至九十万人，以后全赖吸收各地保安团队以及征调农民，故素质每况愈下，即使后期维持兵员三百万也只拥有步枪一百万支，即以最基本的轻兵器弹药来说，每月使用原料三百吨也全赖美援空运，而那时大后方全年产钢仅一万三千吨。衡阳巷战时，国军是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寇的机枪大炮，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的国军头骨达五万余颗，事缘苦战几后，库存弹药耗尽。一九四○年六月法国维希政府封闭滇越铁路，七月英国封闭滇缅公路，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九月法国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造成欧陆各国均支援日本而仅中国孤军抗日的窘境。那时美国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中国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假如没有西安事变，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一点，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开始全面抗战，情况会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