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是中共早就预谋的，在前几天（大约是6月2日）它设置了一个阴谋。（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出生于中国山东济南市。我的记忆中是在青岛度过的童年。
在我上学前有件深深留在恼海中的事，大约1953年，在青岛匯泉公园南的大广场，家人带着我去看“镇压反革命”。主席台在北面，观众在南面。台前从西到东跪了一排人，离我最近的是个女的，只绑了她一只手臂，她另一只手抱着个小孩。每个人背后被插上个细长的牌子，然后这排人被拖到广场东边枪毙了。我长大了才知道，中共强迫老白姓去看的，那叫“杀一警百”，连妇女儿童都杀是“斩草除根”。
我跟父母到北京上小学，在我们这一代长身体的时候正是“大饥荒”父母为让我们少挨饿而得一种在当时很流行的“浮肿病”。1966年高中二年级正准备为考大学而努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有了学习和上大学的机会。我小妹妹一直到去日本打工，才有了上大学机会。中共把老百姓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我父亲是中医母亲是教师，都划在黑五类里，父亲被关在“牛棚里”被打断了好几根木棍，随然活着出来，但一直病到75年去世。母亲93年病故。“文革”实际是毛策划的政治清洗有预谋的屠杀。据“红卫兵”透漏，他们是按照公安局的名单抄家抓人的。我目睹了一个妇女被31中“红卫兵”打死，“罪证”是她写了首怀念丈夫的诗，她丈夫随国军到台湾去了。我记的最多的一天我从学校骑车回家，20分钟的路途中就看到五具用三轮车拉的被打死的受害者。
在中共的当权者大部分是红五类，有“红卫兵”经历，很多是有血债命案的。
1967年毛下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回到祖籍山东掖县（现在的莱州）农村当了八年农民。在这八年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中共的邪恶本质和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腐败。在劳动生产实践中我得出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必然失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共产党也必然垮台。
当地有个特殊人物叫王忠林，他是中共在山东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好像是1928年就是党员了，但是因为他是文盲又没有能力，虽然属于元老级，但一直是个普通党员。当地新上任的历届中共官员都要上门拜访他表示尊敬。他眼里只有两个人看的上，其他都是平庸之辈。我和一个叫尚京良的人，我们是当地文化水平和能力最高的青年。尚京良后来成为莱州市长。
在当时入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是当官和提高地位的首要条件。当王忠林全力推举我入党时，我借口父母被划为黑五类而拒绝。从九评广泛传播后，中共在死亡的威胁临近时，一改过去的做法拼命拉人入党，拉人入它的傀儡党，“民主党派”如九三学社之流。我是技术骨干，却成为极个的别连九三学社都不入的另类。
1975年我带着一身的病回到北京，当了三年厨师。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我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4年后毕业，做科技普及工作到60岁退休。
89年6月4日我没受伤纯属偶然，我天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支援学生。但在6月3日那天一场战斗就发生在我家门口（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104号地名叫护国寺），一队共军车队大约7辆大客车满载着穿便衣的士兵被老百姓识破了，头车差百米就到平安里了那是北京的一环，尾车在我家门口南20多米。老百姓们都自发的上街阻截共军进城，数千老百姓们把共军车队包围的寸步难行，要知道89年时北京人口大约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护国寺、平安里地区至今也还是平房区，能聚集数千人已经是最大能力了，我们从清晨到天黑一直包围着共军车队，双方都一天没吃饭喝水，但士兵们是坐在车里，我们是站着。迫使共军弃车步行反回。后来那些车都被老百姓烧了，如果有那时的卫星照片就能证实。一天的疲劳使我睡的很死，第二天的枪声把我吵醒时已经过不去天安门了，在路上看到从长安街带回的屠城血证一个人端着个洗脸盆里面是大半盆的血，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血啊。不知这个证据保存的如何，我把我们在天安门游行的横幅藏在办公楼的墙缝里，但愿它能存到光明的那天。
六四屠城是中共早就预谋的，在前几天（大约是6月2日）它设置了一个阴谋，在长安街和六部口交叉的十字路口停着辆中型面包车，车门没锁，也没有人，车里满满的一车旧枪，我立刻意识到中共的险恶用心。我档在车门前对大家说，不要上当！没有子弹！可能连撞针都没有。
但是一旦有人动了这枪，他们就有借口了说暴动了用军队武力镇压。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看穿了中共的阴谋。我就是这件事的证人。共军在六四屠城时还使用了毒瓦斯和达姆弹。我妹妹住家离长安街还隔着一条街，她们那里都被毒气呛得睁不开眼。邻居有个在邮电医院（现在叫协和医院分院离长安街很近）的护士，说根本没法救，子弹进口一个小眼，出口一个大窟窿，全都炸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