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1 月 27 日，市民在北京游行时举着一张反对审查制度的白纸。（图片来源：Kevin Frayer）
【看中国2023年2月21日讯】她们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地下音乐，热衷于探索城市里处于夹缝中的、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她们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却因感受与目睹具体的不公，而成为行动主义者。她们如此年轻而又热情，假以时日，她们将承担起更多。如今，面临严厉的打压，“起点却彷佛成了终点。”但她们行动的意义才刚刚开启。
2023年1月20日上午，农历春节来临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后，27岁的曹芷馨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律师。
这是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的会见室。她穿着土黄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裤，这是看守所的“号服”。按照惯例，会见时间只有40分钟。
“她很坚强。”知情者说。
前一天夜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月19日晚上11点多，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的多名“亮马河悼念活动”的参与者，被陆续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其中有记者杨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没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几位同龄密友，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同时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更改为“寻衅滋事”。
据知情者称当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们都与2022年11月27日夜发生在北京亮马桥、反对疫情封控的悼念与抗议活动有关。
知情者说，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失望。她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参加一个正常的悼念活动，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后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问候与关心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而在此次见到律师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录制的求助视频，已传遍了全世界。在这个视频中，她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消失”，而尖锐地发问：“我们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要付出被消失的代价？我们是谁不得不交差的任务？”
早在1月9日，律师就为她提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但被驳回。1月17日，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见书”，认为她只是“参与了自发的民众悼念活动，完全不构成犯罪。”但这份意见书并没有被检察院采纳。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轻女性——27岁的翟登蕊，则没有在农历春节前见到自己的律师：繁琐的各种申请手续，以及不断出现的“意外”，让会见变得很困难。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准备申请到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专业的研究生。热爱文学与戏剧的她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原本她的亲人想在律师会见时问到她的申请密码，替她提交申请，但因为律师迟迟不能会见，如今已错过申请日期，只能留下遗憾。
还有李元婧，毕业于南开大学，又从澳洲留学回来，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也是她们中“最有钱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热爱写作与读书、自称“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经毕业的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于2023年1月28日刚刚为她发出了支持声明。
她们四个人，是同龄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楼老城区的胡同一带。她们都有鲜明的文艺青年气质：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以及地下音乐。她们热衷于探索这座城市里那些处于夹缝中的、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
她们关心社会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真正的公共发言。在一位密友的眼里，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大多数只是“半积极分子”，是一群热爱生活的、“对什么都有兴趣”，愿意什么都去尝试的年轻人。“但她们与真正尖锐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距离。”
她们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进入大学。从那时到现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被高度打压的状态。近十年来，在北京，很多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行动已难觅踪迹，而她们，身处文艺资源曾十分丰富的北京，在残存的公共领域的夹缝中生长起来，并有一条脉络可循。她们身上，有着这一代人的独特烙印。
“她们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们也是行动主义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为保护当事人，此处用化名）说。他于2022年9月离开北京，去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
“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的，这三年极端压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说，“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就一定会发生”。
“假以时日，她们可以承担起很多东西。但现在，随着她们仅仅因为一次街头抗议就面临严厉的刑罚，起点却仿佛成了终点。”阿田说。作为朋友，他为此感到痛楚。
1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当天，曹芷馨从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她和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消息，就去了离家不远的亮马桥。“对她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后来说。
她带了一束鲜花，摘抄了一些诗句。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发的两条朋友圈，那是她在现场。照片上也只是鲜花，诗句，还有站在一起的年轻人们。
已是深夜，离开现场后，她和朋友们又去了鼓楼周边的酒吧玩，然后于凌晨时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里。她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此时，远在国外读书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联系她。
11月29日中午11点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电话。男友在电话那头听到了曹的房间有警察上门，一片杂乱的声音。
“她是个心很大的女生。常常连门都不锁。”她的另一位朋友后来说。五、六名警察直接进了她位于胡同杂院里的小屋。
她被带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传唤或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和当日被带走的大多数人一样，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了家，但手机和电脑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丝担心，但依然正常生活着。12月7日，在亮马桥悼念活动发生10天之后，中国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条”，全面放开了疫情管控。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轮，曹芷馨也不能幸免。
政府在一夜之间放开管控，在全中国，买不到基本药物的人们都在自救。但无路如何，荒谬而严酷的清零政策终于结束了。“人们终于获得了在家生病的权利。”作家狄马曾这样评论。
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们多了一丝乐观。无论如何，政府放开管控，其实是间接承认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败，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无可指责。
在第二次被警察带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讨论可能的后果。
“我们当时猜测：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这个事情会不了了之，毕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达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现场的人会面临几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她的朋友说。
但最终，出乎意料的，那个最坏的结果降临了。
12月18日的卡特尔世界杯决赛，直播是在中国的半夜。曹芷馨专门买了炸鸡，和男朋友约好一起看世界杯。球赛大约看到一半，她突然告诉男友，她全身都凉了。因为她得到了消息：曾去亮马桥现场的好几个朋友又被抓了，包括杨柳。
“那个夜晚，一方面是世界杯上的欢呼，梅西获胜的喜悦，一面我们的心又冷如冰窖。”她的男朋友说。那是个奇特的夜晚，愤怒、担忧交织在心头，让他至今难忘。
第二天，曹芷馨就坐火车回到了湖南衡阳的老家。“她觉得，哪怕被抓了，也是和家里的人在一起。”朋友说。
在老家的五天里，家人不知道，曹芷馨悄悄录下了一段视频。如果她被抓，这段视频将会被朋友们放出来。视频上，她穿蓝色的衣服，中长的头发。她有着明亮的眼睛，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12月23日，接近中午时分。来自北京的五六个警察敲开了湖南衡阳的家门，带走了曹芷馨。
2胡同里的“鼓楼文艺青年”
被警察带回北京的曹芷馨，先是被关押在平谷区看守所，又于2023年1月4日转移到了朝阳看守所。
很快，房东的电话就打到了老家，告知要终止租房合同，让曹芷馨搬家。寒冷的北京一月，家人只得委托了她的朋友，一点点把她的书和生活用品搬出了她租住的东旺胡同一号。
从湖南出来上学“北漂”在京，曹芷馨对胡同有一种热爱的执念。离开学校后，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楼附近的胡同里。被抓之前，她租住在胡同里的一间一居室，在一个带大门的小杂院里头。
朋友说，她此前租住胡同的第一个房子更小，是一个铁皮搭的阁楼，“站在房子里，有一块地方都伸不直腰。”
2021年7月，曹芷馨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学时，她的专业是环境史，研究生毕业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清末的长沙。她对城市的历史很着迷，看过那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她也很喜欢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
“我是北京人，可我并不喜欢胡同。胡同里环境杂乱，没有厕所，一般人受不了。”她的朋友说。“我没有她那么热爱北京，但她和这次被抓的朋友，却最喜欢北京这种多元文化、民间生态，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一次，他们抓了一群最爱北京的年轻人。”这位朋友说。
毕业后，男朋友想去国外继续读书，曹芷馨却想先去工作。她一直想进入出版业，还没毕业就开始就在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实习，包括广西师大出版社、中华书局等。
在男友看来，她想去出版业，还是和她喜爱读书和写作有关。另外，学历史专业，本来就业就困难，周边的同学，或者考公务员，或者去国企、大厂什么的做宣传员，或者去中学当老师。这似乎都不是她的兴趣。
可他们也都清楚，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其实“很窒息”，许多出版社都面临着财务危机，要在北京立足，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
最终，作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她留在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并且转正成为一名正式职员。她工作也十分卖力。如今，在B站上，还有她介绍《全球通史》这本书的一个长视频。那时，她刚到北大出版社，正赶上推广这本书。
“她很聪明，老师也很欣赏她。她有学术能力，也有思考的敏锐度。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来继续读书。”男友说。事实上，她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有留学的经历，她也想出来看看。
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阳，父母在体制内工作，家里人大多是公务员。但最终，伴随着读书、成长、阅历，这个女孩，渐渐长成家人并不了解的人。
2018年，她和男友相识，2019年开始交往。他们在一个电影放映活动上相识，两人都在读历史学硕士。2021年毕业后，他出国了，两人开始异国恋，每天都要电话。有时，两人视频，什么也不说，各自做各自的事，她会弹奏尤克里里，唱着歌。爱情甜蜜，他想，只要再重逢，就要考虑结婚的大事。
3“半积极分子”，“有趣的人”
在最熟悉和亲近的朋友眼中，曹芷馨只是一个有趣的、爱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轻人。她并不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她太年轻了。从学校刚毕业，一切都开始，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
和那个晚上很多去亮马桥现场的人一样，她并没有行动的经验。“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议事件发生后，当天的北京，有一种很乐天的气氛。去现场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戴口罩。”一位朋友回忆。
在男友眼里，她和她的朋友们，此前并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也没有真正反对过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公开地发声过，也没有留下公共言论。
“可她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啊。”男友说。她和朋友还曾一起出去“卖唱”。她不是专业的歌手，就是觉得好玩，像玩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也并不是很认真。“挺逗的一群朋友。”
他认为，曹芷馨和她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最多算是“半积极分子”。她们一起做一些事，但都很正常，包括放电影、读书会讨论等等，这些放映和讨论关注女性、环境、家庭等议题，但并不是那些在这个国家绝对被禁止讨论的东西。
而她大部分的朋友，是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毕竟大家都是刚毕业才两年多。
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也是人大的同学，学社会学。那时候，大家一起去电影节看放映。“在路上见到好几次，后来回到人大，在食堂门口又碰上了，这就熟悉了起来。”
曹原参与一个人类学的公众号编辑。和大家一样，关注相似的议题，从文学、艺术、电影到女性主义，生态自然等，也包括政治自由。2023年1月6日，警察带走了她。
和曹芷馨一样，她的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胡同或周围。“对很多精致的年轻人来说，住进胡同里，没有厕所，而且周围住的都是快递小哥、送外卖的人。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大家都愿意接地气。”蓬蓬（为保护受访者，此处用化名）说。
蓬蓬也是她们的朋友。她说：“基本上我的朋友们都有这个气质。她们愿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这些抵抗，很多时候，基于对性别身份的认知，以及对各种肉眼可见的不公正而发生。
这次成为焦点的亮马桥，原本就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那里原来河水污染严重，但在2019年完成了改造，成为一个很宜人的城市公园。而且这一带也是使馆区，文化多元，有世界各地的食物，中东菜、北非菜、印度菜等，吸引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
但是，城市在外观上的发展和变化，不能掩藏这几年越来越压抑的政治氛围。近年来，中国对言论环境的严苛打压已毫不掩饰。不管是媒体上，还是学校里，各种议题渐渐都成禁忌。三年疫情的封控，环境愈发压抑。一位朋友说，每次聚会、放映等活动完，大家一起会讨论，但其实大家也都“挺迷茫的”。“讨论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这些年轻人也会组织徒步，一起去郊野走走。曹芷馨喜欢小动物，也关心环境。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过南京的红山动物园。在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她还在红山动物园认养了一只小野猪。每年捐几百元，“给小野猪加餐”。
（本文为《议报》转载。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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