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供职于兰德公司的M∙弗勒德与M∙德雷希尔经研究发现，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可以实现最优收益，但有时人们在远离市场或信息阻隔的情况下，要想达致合作却是困难的。换言之，个体理性未必就能导向集体理性。不久前，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A∙塔克，借助两名囚徒在面临坦白与拒绝坦白的选择时，将M∙弗勒德与M∙德雷希尔的思考，用模型表示出来，这就是博弈论中已成为经典的“囚徒困境”。
博弈论传到中国，多数人最先接触的模型正是“囚徒困境”。尽管“囚徒困境”在经济学与生物学，乃至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已获广泛应用，但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要想普及大概也非易事，这就需要对“囚徒困境”作简要阐释：两名有抢劫嫌疑的家伙被捕成了囚徒，检察官宣布：如果二囚徒中某一人坦白（拒绝与另一囚徒合作），即可获释，另一人将判10年徒刑；如果二人都选择坦白（拒绝合作），双双各获刑3年；如果二人都拒绝坦白（共同合作），因查无实证，只能监禁半年放人。显然对于二囚徒而言，最理想的结局是共同合作（一致拒绝坦白），熬过半年可获自由。然而人与人的合作谈何容易？囚徒想的是，假如我选择合作（拒绝坦白），而他却不合作（选择坦白），我的下场自然更惨（面临10年牢狱之灾）。既然如此，个人最优选择当然是拒绝合作（坦白）。同理，另一囚徒也会自然选择不合作（坦白），于是二人双双陷入“囚徒困境”。
回过头再来看，生活中不知不觉陷入“囚徒困境”者，比比皆是。文革中，只要任一学校揪出某教师有“暗藏反革命分子”或“漏网右派”的嫌疑，结果必是大家进入不合作的“纳什均衡”——张三义愤填膺，李四也怒火燃烧，王二麻子更是愤慨声讨——谁都不希望自己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立场不坚定”。时至今日，“囚徒困境”依然屡见不鲜。看教师节那日，小学教师们的真实收益，我们局外人看不到，只知大批陷入“囚徒困境”的小学生，共同选择不合作——一个个争先恐后向老师送礼。A递上礼品盒，B呈上精美袋装……教师只恨两只手不够用，无奈匆忙宣布：凡送鲜花，自己去放在一旁——教师眼里只看见价高的礼品，哪有闲空接受那一束束鲜花？
其实“囚徒困境”所含人们在博弈时的非合作策略均衡点，自古即已存在，只不过在A∙塔克公开“囚徒困境”模型之前的数千年内，人们浑然不知自己常常陷在“囚徒困境”中。翻开《圣经∙旧约》，有一章标题为“但以理书”，就与“囚徒困境”相关。但以理是《旧约》中的四大先知之一，曾因子次为国王释梦而称着。就是这位但以理，能洞察人们在陷入“囚徒困境”时如何选择的心理。不知是何缘故，《旧约》在成书过程中，仅仅留下但以理释梦的事迹，但以理迫使犯罪者陷入“囚徒困境”一事，在《旧约》里却没留下相关文字，成了编外典籍。估计在中世纪留下的修道院图书馆里，可以找到这部分编外典籍。梵蒂岗西斯廷礼拜堂的壁画，有但以理的巨幅画像，那是16世纪初米开朗基罗留下的遗产。
但以理设置“囚徒困境”一事是这样的：在古代巴比伦，一位美丽而又纯洁的女子芳名苏珊娜，嫁给富有的犹太人乔吉姆（Joachim）。结婚那日，苏珊娜的美貌惊动了城内的两名长老。在天主教传统中，长老与牧师一样，都是一种职份。区别在于长老专职管理教会事务，牧师从事布道与教导。宗教改革后，新教加尔文宗在苏格兰形成长老会，至此长老的含义可能已不限于教会事务了。但在《旧约》成书前后时期，长老执掌领袖的权柄并可行使司法的职份。个人凭借在宗族、家庭中的地位，加上才能、影响力甚至形象，可望成为长老。
任何权力都有肆意扩张的倾向，手持权柄的长老也不例外。在阿拉伯语中，苏珊娜这个名字的含义是百合花；在两名长老的眼里，如花似玉的苏珊娜，令他们垂涎三尺。他们密谋合作——趁乔吉姆不在家的时间里，二人偷偷潜入乔吉姆的宅邸。碰巧苏珊娜正在庭院沐浴，对于两名偷窥者而言，这真是天赐良机。为迫使苏珊娜就范，长老们的性侵先从话语攻势开始：“看！没人知道我们的到来。你必须乖乖满足我们的欲求。你若不从，我们可以指证你的不轨——曾与某人有染，使你有口难辩”。
古巴比伦就是一个罪恶之都，圣洁的苏珊娜，虽保护了自己的尊严与清白，也不得不付出代价。她受长老们的指控与诬陷，继而又被法庭传唤，真的有口难辩。仗义的但以理明察秋毫，但是欲为苏珊娜作辩解，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成功的。然而即便在那个时代，手握权柄的长老，也无力挑战法的权威。于是但以理预设一个“囚徒困境”——向长老们“取证”，方法是将两名长老分开，然后单独向长老质询“苏珊娜不轨”的具体经过。到此，聪明的读者肯定已会意，因为一旦分开，长老们也就因信息阻断而无法合作——双双陷入囚徒困境，而但以理正是“囚徒困境”中的检察官。很快，两名长老各自的“指证”相互矛盾、漏洞百出，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下对苏珊娜的性骚扰罪。
冤情终于洗刷，长老们被送上断头台（一说受烙刑），苏珊娜的清白、纯洁成了对抗权力的象征。不过我的小文仅仅是想说：“囚徒困境”作为博弈论的重要模型，是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知识界开始流传。事实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囚徒困境”在古代人类社会即已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企盼走出“囚徒困境”只是一种愿望，而且永远只能是一厢情愿。何况有时候，坏人一旦走出“囚徒困境”，对无辜的人就意味着伤害，譬如苏珊娜的遭遇。
顺带一笔，随着文艺复兴的兴起，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欣赏终于再度获广泛认可。这使得苏珊娜的遭遇，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荷兰及法、德等国，引起画家们的浓厚兴趣。据早稻田大学中野京子的解绍，西欧至少有七位著名画家，曾以苏珊娜的遭遇为题材留下经典的传世画作。我见过两幅此类题材作品的影印件，一幅标题是《苏珊娜出浴》，1555年意大利画家丁托列托（提香的学生）的作品，现藏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另一幅题为《苏珊娜与长老》，系德国女画家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于1610年完成的作品。此外，19世纪末法国画家朗∙雅克∙埃奈，也有《浴中的苏珊娜》传世，完整展现苏珊娜窈窕婉美的体态与风韵，现藏巴黎奥赛博物馆。显然，画家们不会在意长老如何陷入“囚徒困境”，因为这是表现女性人体美的理想题材，艺术家们谁愿放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