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前排右一）全家与冯雪峰全家，摄于上海，1931年4月20日。鲁迅抱着的孩子是周海婴，身后是其伴侣许广平。（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最迟从2020年元月起，源于武汉的冠状病毒就开始肆虐，我则得空继续研究五四以来的历史，因为以鲁迅为首的狂人堪称精神病毒，让读者不知不觉中毒受害。要想身心健康，需要选择健康食物，拒绝毒品包括精神毒品很重要。
因“六四”追根究底
1989年中共在红都北京制造六四屠杀后，留学德国的我才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正是邓小平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坦克辗压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才促使我改修哲学，因为我想搞清共产党以及被其作为“真理”灌输给大陆人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1996年我如愿在而立之年获得杜塞道夫海涅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却无法如愿海归，因为我探访与海大有伙伴关系的北大后，确认自己不可能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那年12岁的小学生李莹在四川南充失踪，2022年她被网民在江苏徐州找到，相关音像资料通过互联网传到早已入籍德国的我眼前。昔日的花季少女已沦为性奴，惨遭蹂躏后生下八孩，但她没有放弃反抗，以致被割舌拔牙，被锁链加身，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从此再次失踪。
李莹以铁链女形象震惊世人，曝光中共从改革起在墙国制造的制度性罪恶 —被拐卖沦为性奴。为了掩盖罪行，中共居然用通告指认汉人李莹是与她外貌迥异的傈僳族人小花梅。“指莹为梅”是共产极权暴政逆天叛道，与民为敌超过历朝历代的又一实例。
国际共运在大陆颠覆中华民国后，大陆居民被关进被五四狂人尤其是鲁迅臆造，被中共强加于民的“铁屋子”。有幸生长在台湾的邓丽君用歌声为大陆听众开启了天窗，引领沦陷区居民认识到：“原来世界上三分之二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正是我们自己啊！需要从水深火热中被解放的正是我们自己啊！”我也不幸生长在“铁屋子”，可有幸本能地爱听邓丽君的柔声细语，排斥邓匪小平的“四个坚持”。
随着对国际共运的了解，我越来越明白鲁迅只不过是共产势力的刀笔吏，他身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却为第一个共产极权暴政 — 苏联宣传，鼓动仇恨，宣扬斗争，诋毁他人，缺乏善意，遑论智慧。没有共产国际的资助与哄抬，鲁迅不可能欺世盗名。
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
1912年以孙文（1866-1925）为首的辛亥革命志士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主权在民的共和国诞生。蔡元培（1868-1940）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成为其同乡同党许寿裳（1883-1948）与周树人（1881-1936）的恩公。两人都先后成为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务员，然后得以被名校聘任。
周树人身为教育部佥事，没有像蔡元培一样抵制袁世凯违背主权在民的临时约法，相反，唯命是从，支持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甚至借大礼服来祭奠复辟者。鲁迅骂人无数，但对梁启超眼中“最糟糕的统治者”评价甚高：“中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利。相形之下，后来的统治者识见浅薄不足道。”
周树人拿着中华民国的俸禄，在敢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的钱玄同（1887-1939）邀约下，于1918年化名鲁迅为共运渗透中华民国的第一份刊物撰稿，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开启用文艺颠覆中华民国的红色生涯。倒是被他嘲讽过的徐志摩（1897-1931）从1920年就在《罗素游俄记书后》批评苏俄弄虚作假。1925年他在莫斯科游历三天就能确认苏联模式是“血海”，并在次年回应纪念列宁的陈毅（1901-1972）“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
在民国充当“左公”
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共产国际就开始渗透中华民国，中国各大名校都被共谍渗透，被共运裹挟。通过许广平（1898-1968）在鲁迅支持下引领的“北师大学潮”可见一斑。
1923年鲁迅被时任北平女师大校长的许寿裳聘为“兼任教员”。
许广平从1923年开始上鲁迅的课，听他讲述中国小说史。而许广平在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期间就投身五四运动并与邓颖超相识。
1924年2月，留日后留美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杨荫榆（1884-1938）继任北师大校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1925年3月11日，27岁的五四新女性以“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署名写信给鲁迅，开始与不惑之年的鲁迅搞起史无前例的婚外情与师生恋。两人的通信堪称惊世骇俗，让我如鲠在喉，难以下咽，还好有墙内外学者比如端木赐香代劳。她的相关评介尤其是〈许广平叛逆与蜕变的旧事〉值得一读。
1925年5月9日，为了整顿校风，女师大校评议会决定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按许广平晚年回忆：“我们无所惧怕，因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切群众运动都有党的领导，我们的学生运动也成了这个群众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
鲁迅于5月12日和20日为许广平等代拟呈教育部文，要求撤换校长；又于5月27日在《京报》上发表由他带头有钱玄同等署名的〈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鲁迅还连续发表诸如〈寡妇主义〉的骂文颠倒黑白，诋毁遵奉礼义廉耻的现代女性杨荫榆，最后成功驱逐女校长。刘和珍则在第二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沦为共产国际利用青少年，通过学生运动赤化他国的第一批牺牲品。
1927年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中国国民党拒绝被共产国际利用来搞阶级斗争，为此蒋中正（1887-1975）与汪精卫（1883-1944）先后被迫清党，与苏俄决裂，而鲁迅却选择与国民党为敌，站在支持反共清党的蔡元培对立面，成为与钱玄同分道扬镳的“左公”。
1930年，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专门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发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明确提出“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史实证明就是以他为榜样，为了引进苏联模式睁眼说瞎话的共产喉舌。
1932年，在苏共需要掩盖其在乌克兰等地制造的大饥荒之际，鲁迅出面在这年4月为林克多《苏联闻见录》作的序中公然宣称： “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是极平常的事情”。此文与同年5月写作的〈我们不再受骗了〉堪称鲁迅为苏联颠倒黑白的标本。
1932年7月15日，因鲁迅成为左联驻莫斯科代表的萧三（1896-1983），第一次代苏共发信邀请鲁迅访苏，鲁迅积极准备前去。可从1934年起鲁迅就开始拒绝邀请，似乎有意回避面对残酷的事实，但他必定见过被苏共逼得逃到上海的共产难民，然而他居然一直讴歌苏联的“成功”，以致他的〈答国际文学社问〉经萧山翻译于1934年7月5日被苏共喉舌《真理报》转载；为了支持斯大林与毛泽东，1936年6月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仅公开景仰他的陈其昌（1900-1942）的私信，还暗示后来因抗日牺牲的陈其昌拿日本侵略者的钱，办报反对“联合一致抗日”。
误人子弟的毒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辞世。10月22日，正在逃窜的中共就结束“长征”，被追剿的恐怖组织居然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出〈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和〈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与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鲁迅是“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甚至要求给鲁迅国葬。鲁迅的家人一边怀疑鲁迅被日医须藤误诊甚至谋杀，一边违背鲁迅遗嘱，配合地下共产势力把反孔反华反传统的鲁迅包装成“民族魂”，目的是利用民众的爱国热情，鼓动仇日，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剿共。
1936年11月，崇拜鲁迅的丁玲（1904-1986）抵达毛匪泽东所在地陕北保安，中共成立由丁玲为主任的“中国文艺协会”，自称与鲁迅心灵相通的毛泽东教导丁玲们以鲁迅为榜样为停止剿共而宣传仇日。
1938年，宣传苏联模式的《鲁迅全集》问世。同年中共在延安成立鲁迅艺术学院。
11年后，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中共引进苏联模式。大陆民众没有在血海中停止抗争，相反，正是六四屠杀促使更多大陆人认同孙文创建的中华民国，其中包括八九学运的领头人之一封从德。他不仅认可清水君的檄文〈鲁迅 — 汉奸还是族魂？〉，而且发现鲁迅原来是共产党的“托”。
共产新冠病毒危害身体与生命，而共产喉舌鲁迅则误人子弟，毒害心灵，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