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2年9月9日讯】以前这样描述内卷：成长和发展出现瓶颈；简单重复自我；组织内耗，抵消彼此的努力；对外的肯定性、包容性、接纳性下降，负面情绪和敌意上升，等等。
最近又仔细看了一些文献，深化了认识。
内卷（involution）这个概念，最早是1963年一位美国学者利福德·吉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的水稻经济时提出的。他发现爪哇农民由于人口压力，不断增加水稻种植中的劳动投入，希望获得较高的粮食产量。但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这就是内卷，或者叫“过密化”。
内卷，可能是一种长期的伴生物，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与之相处，进而突破它，超越它，开辟新空间。本质就是，当市场无法再向外舒展而是要向内收缩时，企业该怎么办。
内卷：将劳动力成本拉低，使经济锁死在低水平……（网络图片）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内卷不是说产出不增长了，而是说单位劳动投入的边际报酬下降了。换句话说，光是沿用过去的投入方式，不够了。
与爪哇水稻经济相对应的研究案例，是日本水稻经济。吉尔茨的研究显示，大致在同一时期，由于日本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快速的城镇化，虽然其务农人口基本没有增加，但伴随新的投入（如化肥、科学选种、机械化），获得了3倍于之前的劳均产量。
他评论，爪哇水稻经济是内卷型的变化，即“没有质变的密集化、复杂化”，日本水稻经济才是带有质变的现代化。
中国学者黄宗智研究了长三角水稻经济。他指出，长三角水稻经济的劳动密集度和精细度，在宋代便已达到甚至超越了19、20世纪的爪哇水稻，但其土地在明清所面对的人口压力远超爪哇。由于压力，长三角农业经济越来越多转入更高一层劳动密集度的“棉花-纱-布”和“植桑-养蚕-缫丝”的生产。1350年中国没有人穿棉衣，到1800年平民都穿着棉衣。但无论是“棉花-纱-布”还是蚕丝，其产值都才三、四倍于一亩水稻，远远达不到18倍或9倍的劳动投入的幅度。
既然“棉花-纱-布”、蚕丝的劳动投入极大，而产出很有限（相对于水稻来说），可以说非常内卷，为什么可行呢？因为这些劳动主要由妇女、老人和儿童来承担，“这些仅具低市场‘机会成本’的辅助性劳动力，吸纳了最低报酬的劳动”，“农业生产‘家庭化’是农业内卷化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那么，中国农村经济的内卷化，何时才能真正打破呢？
黄宗智说，“一直到改革时期大规模的非农就业，加上计划生育导致的每年新增劳动力的递减，世纪之交后农业劳动力总数每年缩减约2%，才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劳均土地的增加和农业的‘去内卷化’”。
黄宗智还研究了小农经济“去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主要是日本、韩国与台湾。以日本为例，在明治时期，就将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确定为协助推动发展农业，而后偶然地，受惠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终止了地主经济，立法将农村土地所有限定于不超过45亩地，并系统组织基于农村社区的综合性合作社（“农协”），为农民提供有折扣地购买农资、农产品加工和运输以及小额贷款服务。同时，政府配合这些基层合作社建立了服务性（而非牟利性）的廉价批发市场（包括冷冻运输和储藏设备），帮助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相连接这一基本问题。在基层合作社的小额金融服务之上，建设全国性的大银行，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额金融服务。
黄宗智认为，农业经济的东亚模式之所以成功，是政府的有效领导和投入，加上普通农民以及村庄社区的良性配合，既防止了官僚体系内卷化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也激发了普通农民的自愿，让他们为了自身和村庄社区的利益而积极投入和参与，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结果。
以上这些，对我们今天去理解内卷，又有何意义呢？
首先，内卷是一个地方的自然禀赋、人口结构、产业与就业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谁故意制造的。我们不愿意内卷，但也要有平常心。其次，内卷是可以被打破、被超越的，虽然并不容易。
方法之一是改变投入方式，增加先进生产力要素的投入；
方法之二是在更大的空间和产业跃迁中解决问题（如工业化、城镇化），如果只能就地进入新产业，就要有相应的组织模式（如家庭化）；
方法之三是政府、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包括政府的简约治理、服务导向，释放人民的主体性和巨大潜力，以合力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螺旋式发展。
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走出内卷的路径也不一样，但只要不甘心，勇于探索，出路是有的。就像埃隆·马斯克，他想的是“如果我的未来不包括置身于恒星之间，成为一个多星球的物种，我会感到非常沮丧”。既然地球危机越来越频繁，他干脆把目标放在火星上。
所以，走出内卷最重要的方法，应该还是创想、创造、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