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陵”，是明朝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最初的规制是藩王墓，后来升格为帝王墓。（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明代风水学成熟的代表作
“显陵”，是明朝一座非常特别的帝陵，明朝皇帝的陵墓群(明十三陵)皆位于北京平昌区的天寿山下，而显陵却是个例外，坐落在湖北省钟祥市东北的纯德山上。陵区倚山面水、负阴抱阳，地势绝佳，占地面积183.13公顷，是明朝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
整个陵区外围有一道环墙，南北两端较窄，中间腹区较大，就像个瓶形，故称为金瓶形的外罗城；传说可以纳祥。外罗城外有一个大水池，在风水学上视为外明堂之位，故称“外明塘”。陵园内有一条蜿蜒的“九曲河”，是从后山引进的，迂回曲折、盘绕如龙，由内向外流入“外明塘”中，符合风水学“行龙必有水辅，气止必有水界”的理论。
进入陵区，走在中轴“神道”上，依序经过旧红门、睿功圣德碑亭、石像生群(即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和文臣武将的石雕像)、棂星门，再抵达祾恩门。门前有一个圆形水池，称为“内明塘”，与“外明塘”相互呼应。相传九曲河被喻为水龙，神道被喻为旱龙，两龙缠绕，有五次交错，每次的会合点上皆设有石拱桥。两条龙和圆形水池，是双龙戏珠的象征。
过了祾恩门，来到方城明楼，以此为界，“前朝后寝”。一般来说是一陵一宝城，但是显陵却是一陵二宝城，成为明朝的孤例；不过前宝城空置，后宝城则合葬明世宗的双亲。
“大礼”之争下的产物
显陵最初的规制是藩王墓，后来升格为帝王墓，中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朝廷争论，成为明史上有名的“大礼议”事件(1521-1524)。“大礼议”的全称是大礼之议，争论的是显陵主人兴献王朱佑杬的尊号之称，其肇因还须从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去世谈起。
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驾崩，事发突然，大臣们措手不及。武宗无子，也无同胞兄弟，又无事先预立皇嗣，故有关皇位继承人一事，只好交由昭圣皇太后与内阁大臣们共同商议。
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臣们引用《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作为选择继承人的根据。“兄终弟及”的规定是：皇帝死后无子，必须由他的“同胞兄弟”继承皇位。但是武宗无子，也无同母兄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廷和等做了一个变通，将“兄终弟及”的规定扩大应用到武宗的祖辈(宪宗)上。至于为何不是从武宗的父亲(孝宗)那一辈寻找继承人？是因为孝宗一系已绝子绝孙。
兴献王朱佑杬是宪宗的第四子，依照杨廷和的想法，应由他继位；但因兴献王在正德十四年(1519)病逝，最后就由他的独子朱厚熜继承大统。杨廷和颁布〈武宗遗诏〉向天下宣示新皇帝，然而在这份遗诏中，未说明朱厚熜是以何种身分继位，只是写着“嗣皇帝位”；因着这一点，日后成为“大礼”之议的导火线。
朱厚熜登基后，改元“嘉靖”，是为明世宗。朱厚熜是武宗的堂弟，杨廷和认为，奉《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外藩(小宗)要承接帝统(大宗)，就必须成为孝宗的过继儿子，如此才符合礼法。但朱厚熜自认为“继统不继嗣”，自己是兴献王的儿子，而非孝宗嗣子。
到底朱厚熜是直接入继帝统，还是先要过继给孝宗后才能登上帝位？朱厚熜与内阁大臣们对此认知不同。于是当朱厚熜预追其生父兴献王的尊号时，双方便由最初的争论，发展到最后的极端对立；“大礼”之争由是而起。
最终朱厚熜以皇权压迫，血溅大明宫(史称左顺门案)，为历时三年的“大礼”之争画下句点。
凝集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随
一座三度空间的立体建筑，可以是一国或一民族的信仰、文化、历史、技术和艺术的展现。尤以中国古代建筑更是凝聚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随，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
“工不曰人而曰天”，显陵的格局寄讬着“天人合一”的信仰，应用先秦诸子著述中“形”与“势”的概念，使建筑主体与山川水系相互协同，全其自然之势。同时遵循典礼规制，以山向为基础划定中轴线(神道)，表达“居中为尊”的传统观念。在中轴线上序列配置宫门、碑亭、桥涵、石像生群、门坊、殿座和宝城等，大大小小层次丰富，不仅合于人伦道德和礼制秩序，也展现帝陵的宏大气势。又因着升格改制，所添增的一砖一石将“大礼议”事件深深刻印在大地上，留予后人追想。
这座凝聚信仰、文化、历史和艺术的明朝显陵，在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