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将军1955年受勋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67年1月21日，传出时任中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的陶勇（1913年1月21日－1967年1月21日）中将“投井自杀”，紧接着，又发生了一连串蹊跷的事情。这位陶勇是安徽霍邱人，原名叫张道庸。针对他的死因，中共元帅陈毅曾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中共大将粟裕也发表过看法，说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够在有生之年，查出这件事情的真相。难道陶勇不是自己投井的吗？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呢？背后又牵扯出哪些政治黑幕？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 陶勇“投井自杀”
陶勇是在上海市东海舰队第四招待所的后花园那里投井的。他当天上午是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在一起，两人在商谈营救被打倒的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陶勇还跟廖政国一起吃过午饭、喝茅台酒。谁知，当天下午就爆发了“陶勇自杀”事件。
2017年，中共党刊发表《死因成谜的海军中将》一文。该文披露了陶勇“自杀”的相关细节。
根据当时第四招待所所长回忆：他走到一口浇花的水井边，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接着，他开始大喊：“有人跳井啦！”这么一喊，周围的人急忙跑过来。只见井里面有位低着头的人，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赫然发现居然是陶勇司令员。他们立刻把陶勇抬进105房间，海军411医院的抢救组闻讯后也赶了过来。虽然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开胸急救，但都无济于事。
一位曾经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身上七处被子弹击中都大难不死、曾经在大海上指挥作战的海军高级军官，最后居然淹死在一口小水井内。说出来，有几人会相信呢？
根据现场参与抢救的人员回忆：陶勇后脑部有一个像是被用硬物击伤的大血肿，可能是陶勇先被人给打昏了，死后再被扔到井中去的。至于要制造陶勇自杀的现场，如果没有三、五人一起行动，是无法完成的。重点是，这一口井直径只有半米多，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井中的水也不深，人站在里边挺直身子根本不到顶，水面距离地面不到一米，就是人直接跳进去，也淹不死。
有一位在现场参与抢救的工作人员说，他曾经连续两次对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报告说：“陶司令抢救无效，已经死亡，请政委到现场看一看。”结果，刘浩天却没有出现一点点的震惊，只回说，死了就死了，请示上面之后再说。诡异的是，在抢救陶勇的全过程中，刘浩天与平时显得“最尊重”陶勇司令员的高志荣副司令员，却一直没有露面。
陶勇的遗体被批斗
最蹊跷的事也陆续发生了。当陶勇胸部切口的地方还没有缝合好，东海舰队体工队、文工团、护校的造反派四五十人，居然冲进了第四招待所大院，并高呼着：“打倒大叛徒陶勇！陶勇罪大恶极！”
由于陶勇身上穿的棉衣有很多血迹，招待所管理处的沈处长就拿了一件新棉衣给陶勇的遗体换上。结果造反派看见之后，居然立刻抓住沈处长在大院里游斗，并强迫他敲着一个面盆，还要边走边喊：“我是陶勇的小爬虫。”
造反派还拖着陶勇的遗体到草坪上，并挂上早已经准备好了的、上面写着“打倒大叛徒陶勇”的大牌子，再戴上写着几个字的“罪大恶极陶勇”的高帽子，并让遗体一手拿酒瓶，一手拿稻草。他们还拿墨汁在陶勇的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X”字，摆好姿势后，就不停拍照，有人还向陶勇吐痰，用脚踢。
事发不到两小时，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就对外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了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由刘浩天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就被速速地发到北京去，送到了海军政委李作鹏的手上。
陶勇出事不到4小时，李作鹏就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发出通报称：“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最后，中共在文革结束之后，就对外宣传说，陶勇是遭遇林彪一伙所害。
陶勇的妻子被迫害致死
陶勇死后三天，他的家就遭遇反复查抄，连天花板都被揭开了，他的妻子朱岚被抓去审讯，还多次遭到殴打。
1967年1月24日晚，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晚上，一辆卡车拉来满满一车的造反派，气势汹汹闯进了陶勇家，把睡梦中的陶勇的孩子从床上拖起来。客厅里乱哄哄地挤满了人，正中放着一张茶几。然后，几个彪形大汉把朱岚押进来，将她扭上茶几，喝令她跪下。已经三天粒米未进的朱岚，既极度悲伤又愤怒，身体还十分虚弱，神志也有些恍惚，但她一听到这话，立即勃然大怒，说：“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要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造反派恼羞成怒，扑上去，对朱岚一顿拳打脚踢。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派人来劝朱岚，要她赶紧离开上海这块是非地。不过，朱岚对来人说道：“不把陶勇的问题搞清楚，我不离开上海。”
从那以后，她到处写信、寄信、告状，替夫申冤，招致的却是更大打击。1967年8月的一天，朱岚突然被抓捕，并被秘密关押起来。专案组夜以继日轮番对她围斗、拷打，逼她承认是“日本特务”，要她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例如向日本“借道”之事。被打得遍体鳞伤且肋骨折断的朱岚，在两个月之后，被迫害致死。
陶勇犯下大错？两项原因导致“被自杀”
不过，陶勇为何会为他们一家招来如此大祸？
其实，原因正是陶勇在文革的权力斗争中站错了队伍，他还一再保护被冲击和打倒的上海头号“走资派”、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上海造反派在毛泽东的支持下，1967年初开始夺权运动。1月4日至5日，他们接连夺下《文汇报》及《解放日报》的权。6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等人使用了全市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来批斗陈丕显等市政府领导。陈丕显当时想找一个地方开市委常委会都找不到，就跟陶勇借地方，陶勇立刻把东海舰队司令部礼堂借给他。这件事很快就被汇报到中央，陶勇遭受了严厉的批评。
陶勇有一次听到陈丕显被造反派给抓走、关押，就驱车去找。结果他在没找到人后，回到司令部去致电给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
陶勇“被自杀”的当天，还跟廖政国说着自己的计划：“我要亲自带一个警卫排，悄悄冲到关老陈的地方，把他背了就走，然后秘密保护起来……”
上述这一段内情，则是陈丕显在2005年写的《缅怀战友曹荻秋、陶勇同志》一文中披露出来的。
至于被造反派给关押的陈丕显，在当时被认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在上海的代理人。
由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在中央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他自然也要在地方上打倒属于刘少奇、邓小平的一批又一批代理人。关于陈丕显，毛是希望上海的造反派带头，来夺下市委市政府的权，随后才在全国开展夺权运动。然而，陶勇却在保护毛泽东亟欲打倒的上海头号“走资派”，他怎会有好下场呢！
陶勇“被自杀”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向日军“借道”打国民党军。
在一篇回忆陶勇的文章《“拚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胆英雄”》中，提及在抗战时期，身在新四军的陶勇驻扎在江苏中部通海地区。他为了进攻国民党军队，有一次派遣警卫排长毛俊雄写信给日本人，要求“借道”日据地盘；乐于坐山观虎斗的日本人，当然是乐得同意了。
陶勇借助日本人之力，迂回来到国军的侧翼出击，打赢了一仗。不过，就算陶勇打胜了，却有人认为，陶勇这一次跟日人的“借道”举动，埋下了未来的祸根，导致他日后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叛徒”。
不过，有另一解释说：陶勇当初之所以做出向日本人“借道”打中国人的决定，其实是源自中共更高层的决定，而非陶勇一人之策，但因为中共更高层没有人愿意出面替陶勇承担责任，因此陶勇当然得自背黑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