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2年4月19日讯】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全民围剿麻雀运动，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全国性“除四害”群体事件的重要内容。作为大跃进前奏的“除四害”，与后来的“全民小高炉”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放高产卫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密切相关。其共同特征是领袖号召，目标高尚，全民动员，好大喜功，蔑视科学，后患无穷。当年“除四害”要清除的对象是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其实与其他三害相比，麻雀无论从外观颜值还是到行为方式并不令人憎恨，反而唧唧喳喳有点可爱，在生物链的实际地位是许多危害庄稼林木虫类如飞蛾、稻螟的天敌，秋冬季节还能吃掉农田里大量危害庄稼的杂草种子。但因为麻雀经常在农田仓库谷场出没，涉嫌偷吃糟蹋粮食，而且社交能力颇强，常常明目张胆成群结队进行“有组织”活动，于是被曾经是“农民之子”的伟大领袖一怒之下戴上“四害”分子帽子久久不得翻身，成为一桩历史冤案。至六十年代初，在对三年天灾人祸进行反思撷取教训的背景下，麻雀冤案终于由毛泽东甄别平反，“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臭虫、苍蝇及蚊子。
制造冤案
1955年毛泽东雄心勃勃推动农业合作化。7月31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的“右倾”，提出合作化“赶快上马”进入高潮。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后三个月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实现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9月至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下一百零四篇按语，提出了关于农业发展的宏大设想。
11月毛泽东在杭州、天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第十三条中，首次提出包括清除麻雀在内的“除四害”口号，指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尽管毛泽东使用的是商量口气，但对毛泽东把麻雀列入四害名单的提法，当时没有一个省委书记提出异议。《人民日报》则积极呼应，1956年1月8日发表了《麻雀的害处和消灭它的方法》，提出消灭麻雀的实验依据，传授多种捕杀麻雀的方法，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郑作新。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中，第二十七条就是“除四害”，提出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十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任务。毛泽东“四无国”的宏伟理想使得麻雀在中国被正式作为清除目标。
领袖一声号令，全民八方响应。若将四害作一比较，麻雀白天行动，光明正大，目标显著，不像老鼠那样躲在阴暗角落夜间出没，不像苍蝇那样群居粪坑肮脏恶心，也不像蚊子那样吸取人血传播多种疾病，麻雀与人类并无深仇大恨，为何在消灭四害运动中各级领导将麻雀提升为四害之首，搞成一场惊天动地的人雀大战？也许因为麻雀容易被发现被抓捕，在大哄大嗡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挂着一串串麻雀招摇过市，容易获得征服者的快感。对各级官员来说这是讨好上级，显示政绩的好机会，于是麻雀就自然成了这场群众运动的主要清零对象。
学界分歧
《人民日报》发表郑作新的文章表达了对领导层的拥护，但是不少专家对消灭麻雀持有不同意见。1956年8月，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举行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尽管大家知道灭雀是毛泽东的指示，但是在当时“向科学进军”和“双百方针”比较宽松的背景下，一些生物学家对消灭麻雀的决定还是提出了批评。来自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朱洗认为，麻雀食谷固然有害，但同时大量吃虫，总的说来算是益鸟。他还提出欧洲历史上悬赏除灭麻雀造成的恶果，以及美国纽约、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绩。郑作新称麻雀在农作地区吃谷物有害，但在城市、森林地带是否有害尚属疑问，建议将“消灭麻雀”改为“消除雀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认为应该保护益鸟，不要敌我不分，连益鸟也打死。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动物学家提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应当暂缓捕杀，希望政府不要搞灭雀运动。鉴于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泽东的决策，大部分专家沉默无言，也有人称捕杀麻雀有理。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李汝祺总结发言时宣布，大会记录送农业部参考，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都不适当。
1956年12月3日与1957年1月3日，薛德焴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谈谈麻雀问题》及《怎样断定一种鸟是害鸟或益鸟》两文，介绍了判断鸟类益害的方法，认为说麻雀益少害多的断言在科学上证据不充分。1月18日《北京日报》又刊登了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肯定麻雀是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5月7日，来华访问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答《文汇报》记者问时说，麻雀对人有害还是有益“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生态学家库加金持相同看法。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除四害”的条文不变：“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只是加了一句“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学术界关于麻雀的争论并未引起外行领导的重视，反对意见也不会到达毛泽东的办公桌。值得一提的后话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因朱洗当年在麻雀问题上与伟大领袖唱对台戏，对已去世的朱洗挖墓暴尸，直到1978年朱洗才获重新安葬。
全民运动
1956至1958年，清除麻雀运动从地方规模向全民运动逐步推进。1956年1月，青年团陕西省委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少年开展“消灭麻雀运动月”，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平时喜欢上房爬树不愿读书的学生兴高采烈，因为老师再也不会没收他们的弹弓，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自己心爱的武器成为灭雀小英雄，哪怕顺手打破街道路灯和教室玻璃窗。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于是“大跃进”运动正式开跑，消灭麻雀也就成了大跃进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全国各地纷纷开展“除四害”突击周、突击月，准备提前实现“四无”跃进规划。各级政府对完成指标层层加码，相互“打擂台”。江苏原规划八年完成除四害任务，现在决定四年内实现“四无省”；河南修订了全省除四害规划，决定提前在三年内基本成为“四无”省；广州市原定五年基本消灭四害，现在决定提前两年实现。淄博市提出两年实现“五洁四无”，烟台市声称一年里将四害完全消灭；重庆市宣布城区人民春节前夕苦战七天七夜，基本消灭四害。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第一书记对于这一运动必须亲自动手，抓规划，抓宣传，抓检查评比，并且要推动各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同样亲自动手，群众力量和技术力量相结合，突击工作和经常工作相结合，在十年内或者提前消灭四害。
3月16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了确定总路线，准备大张旗鼓开展“大跃进”运动的成都会议。毛泽东说到除四害的两种态度：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的两种方法：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究竟是“反冒进”好还是“冒进”好？两种方法要比较。……几十年过去，看看“两种态度”，“两种方法”，快一点除掉慢一点除不掉，与今日之“清零”，“并存”，多么相似的语言情景。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鼓足干劲，雷厉风行，按月按季检查督促，坚持到底，务必在今年内奠定消灭四害的巩固基础，争取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于是清除麻雀运动进入跃进规模。四川省一马当先，3月下旬灭雀一千多万，毁雀巢八万，掏雀蛋三十五万，随后各地纷纷效法，争相立功。
新闻界冲锋在前，文艺界奉命讴歌。《人民日报》说这是人类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中国文联主席、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咒麻雀》诗，刊于《北京晚报》，宣称“今天和你总清算”，“四害俱无天下同。”
四川首创麻雀“清零”标准：城镇以居民委员会、农村以合作社为单位，所在地区要做到树无麻雀窝、天无麻雀飞、耳边无麻雀叫……；倘若全天看到麻雀在两只以上者为不合格，如同今日核酸测试为“阳性”；两只以下或许勉强可算“社会层面动态清零”。
群众运动智慧无穷，针对麻雀胆小不耐远飞，创造了大兵团清雀战术。有的城镇千军万马齐吆喝，敲锣打鼓敲尿桶，满山遍野红旗招展，麻雀惊慌坠地吓死。有的相邻公社联合采取定时行动，让麻雀无处休息活活累死。有的组织鸟枪队，枪声齐鸣；有的四处扎稻草人，八方点烟火堆；有的地方规定农民上街赶场随身携带铁桶盆子，边喊边打不可间断。各地均有“除四害指挥部”，及时召开电话会议，推广先进经验，拍摄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
1958年3月，全国“除四害大跃进大会”在北京举行。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和三十八个医学院代表倡议“让麻雀上天无路”。北京召开誓师大会”，成立“首都剿雀总指挥部”，副市长王昆仑任剿总指挥。4月19日清晨数百万大军拿起锣鼓竹竿彩旗，走向指定岗位。八百多个投药区撒上毒饵，两百多个射击区埋伏枪手。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亲临总指挥部督战。王昆仑一声令下，全市八千多平方公里锣鼓震天，鞭炮齐鸣，枪声大作，彩旗飞舞……房上树上到处是人。麻雀在天罗地网中乱飞，被枪歼灭，中毒丧命，坠地死亡。解放军摩托车四处侦察，神枪手急驰支援。中国科学院两千多名科学家工作人员放下科研任务，参加剿雀战斗，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钱学森手持竹竿参战。
首都人民连续突击三天，歼灭麻雀四十万，《人民日报》文章称，以麻雀连吃带扔糟踏粮食每年每只五公斤计算，此举共可节省粮食两百万斤。再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十五只计算，可节省一千五百万斤粮食。上海市随即紧紧跟上，副市长金仲华任总指挥，三天内捕杀麻雀五十万。广州剿雀战役也大获全胜，共消灭三十万。据全国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总计捕杀麻雀二十亿只。那时大跃进虚报浮夸成风，这些数字难免造假。
报纸电台连篇累牍丑化麻雀，科普文章、漫画图片、山歌快板比比皆是，历数人民公敌麻雀种种罪状。报纸副刊生活专栏里还有专文介绍干炸、红烧、清蒸烹制麻雀菜肴的方法。
生态灾难
小小麻雀在全民围剿中几乎断子绝孙，麻雀清零运动很快带来了生态灾难，首先导致农田因为没有麻雀而害虫泛滥，各地粮食严重歉收，发生饥荒。中国“三年人祸”造成的大饥荒与人民公社化及麻雀清零运动实际相关。1959年春，全国各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虫灾，许多城市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一些鸟类学者通过野外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在麻雀的食谱中，主要是各个季节的害虫，人工种植的谷物占比不大，对灭雀运动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面对这类质疑，毛泽东坚持己见。1959年7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与中央委员们谈论《纲要修正草案》时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毛泽东拒绝了彭德怀的批评，不承认大跃进的错误，庐山会议从“纠左”变成了反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右倾已成为主要危险，要求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实现更大跃进。于是消灭麻雀运动又与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及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等政治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的学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会议上，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和冯德培对消灭麻雀运动提出了委婉批评，认为1959年害虫多与消灭麻雀有关联。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说替麻雀翻案，比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意义更大。中国科学院党组为此专门派员访问张香桐、冯德培、朱洗和郑作新。差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朱洗尽管心有余悸，但还是以解剖结果说明麻雀吃虫功劳最大。张香桐指出就捕捉害虫的效果，世界各国动物学家都认为麻雀益多害少。冯德培说把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列为四害不大公平，老鼠、苍蝇、蚊子有百害无一利。郑作新称1959年害虫多的原因复杂，不单纯是因为消灭麻雀；承认城市行道树虫害严重与消灭麻雀有关；在非农业区麻雀是益鸟，在农业区也不全是害鸟。
1959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科学小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写了“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提出“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报告附有《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包括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历史事例；目前国外科学家的看法；我国科学家的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的意见。此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两天后11月29日，正在杭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作为杭州会议第十八号文件。
变化从这里开始。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说：“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3月24日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召开的中央会议上重申这个改变，说这两年麻雀遭殃，现在我提议给麻雀恢复“党籍”。
历史教训
这一段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即便在三面红旗飘扬的狂热年代，中国科学家的良心还敢于发出与最高领导人相左的声音；试图及时纠“正英明领袖”在认知上的偏颇。也许此时红太阳的思路已经从“跃进”回归冷静，从“消灭”的偏执转进到“容忍”的理性，至少已经体察到麻雀清零的无必要和不可能。当然他尚未接触现代生态学知识，无力对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作出全面深层的思考。
1960年4月6日分管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他对麻雀问题所作的说明是：“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于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4月19日，修正后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向全国公布，其中第二十七条“除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虫”，麻雀清零运动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叫停。
中国大地上二十亿麻雀的壮烈牺牲，换来了世纪冤案的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