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储安平被委任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图片来源：看中国合成）
储安平（1909－？），江苏宜兴人。抗战胜利后主编过《客观》《观察》。1949年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8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6年春，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后，他被委任为《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经各民主党派协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的批准，在章伯钧的陪同下，储安平走进了光明日报社。
改进报纸工作
从现有资料看，储接手《光明日报》总编辑后的许多办报思想和胆量，与《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1957年7月4日“交代”：4月1日上午9时，章伯钧陪我去《光明日报》，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希望光明日报以后多登一些人的新闻。他说，旧社会的报纸很重视人的新闻，现在一般报纸都不大注意人的新闻。他又说：“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也就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还赞成少登教条主义的东西……到了报社，各部级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
章走后，储告诉各部主任：“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是党让我来的，党是我的后台。”后来，他也在全报社的会上说：“李维汉部长曾对周扬部长说，‘以后有人要批评储安平，你要为他撑腰’。这说明领导上希望我们放手搞。”
4月9日，储在报社民盟支部会上说：“4月1日来时，心情很平静而从容。和大家相处如家人感觉，为什么？是否胸有成竹？有人问我是否有大政方针？是否拉了多少稿？是否摸了底？我却什么也没有……受党的教育要表现在行动中，并需以诚意待人，向人学习……希多监督我，减少错误。”“我有信心，但不可能没有困难，做得尽力，骂也不怕……办报就在风浪之中。若是符合事实，风浪也不怕，要登。”
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来办，并撤销党组，撤出原任党员总编辑、副总编辑。储安平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
储上班的头三个星期，和94位工作人员交谈，了解报社情况，还没有马上主持报社的日常编务（仍由总编室主任高天负责）。一番交谈后，储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我们的报纸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5月7日，储安平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做了《关于改进〈光明日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①怎样把《光明日报》办成一张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报纸。储认为：“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我们要更进一步要求把《光明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民主党派的报纸。”“我们的报纸今后应该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经常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要经常反映民主党派成员及其联系群众的要求。”“在讨论中，大家觉得形势发展的快，思想跟不上。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查检一下子。”
②关于加强新闻报导。储安平说：“旧社会的编辑记者每日必比报：比新闻、比标题、比编排。旧社会报纸重视新闻，采访的记者如跑一天写不出新闻就回不得‘娘家’，几天跑不出新闻要撤职，而我们现在的记者半年不写新闻。我认为，我们每位新闻记者都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目光四射深入报导，他们看的要比别人敏锐。记者要有敏感，‘新闻遍地是，妙手自得之’。新闻写得好不好，新闻多与少，决定于新闻记者的才能，今后，我们的新闻绝对不能再有依靠新华社的思想。在我还未来报社之前，章社长曾经约人座谈报纸问题，郭沫若院长说：我们的报纸要减少共同新闻（具体指新华社新闻），要增加自己的新闻。”
③版面和专刊问题。储安平说：“根据同志们的意见，保留《文学遗产》《史学》《哲学》这三个专刊。上星期已停了《民族生活》《文艺生活》两个。《政法》《科学》《文字改革》也已经同意从6月起停刊。……停办的专刊，其中有一部分材料，可以作为新闻的，就按新闻来报导，可以作为文章的，就按文章来处理。”从后来的实践看，他在任总编期间（4月1日～6月8日），相继停办了《文艺生活》《科学》《政法》《民族生活》4个副刊。
④关于编排式样和编排风格问题。储主张学习《文汇报》对新闻的敏感、时间性抓得紧、采访新闻的活泼精神、有自己独家新闻的特点。关于文风问题，他认为“主要是长，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式的味道很浓厚。这也许是受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影响吧。总是社论首先指出……社论指出……社论接着指出……或是×××说，×××最后说。缺乏人情味，使人看了讨厌。这种报导方式，必须受到排斥”。
此外，储安平还就加强新闻报导、组织机构、工作时间问题做了一些安排。但是，他明确指出“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当然也不是反对党的报纸”。
主张“揭露”、“尖锐”、“批评”
储安平在主编《光明日报》之前，因担任过《力报》《中国晨报》《中央日报》主笔，主编过《客观》《观察》等，故对新闻特别敏感。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他对该报的新闻采编、社论撰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储安平喜欢“独家新闻”、内幕新闻，要编辑、记者“不怕闯祸”。那些揭发储安平的言论就间接地反映了这一点。
1957年6月15日，张友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这样揭发储安平：他曾说“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不管这些消息报导出去对人民有利无利，是消息他就主张报导。他曾对我们说过，现在办报最大的矛盾就是代表政府呢还是代表人民？因为有些消息政府不准登，而政府叫报纸登的东西，据说读者不喜欢。
同一天，高天揭发储安平时也说，储安平“否定报纸指导工作的作用，反对报纸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他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消息，党和政府不许登。报纸‘代表群众’，党和政府同报纸在这点上有矛盾。”
6月22日，光明日报学校教育部的人揭发说，储安平主张“有什么就写什么，而且要尖锐”。在民革、民盟光明日报支部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区至培也揭发说，“储安平强调‘揭露’，‘有闻必录’，说是要把人逼到墙角里挤出东西来”。而张友在6月15日的揭发也说，储安平采取的具体方针就是“揭露，揭露，再揭露，揭露的越多越好，越尖锐越好”。他还说储安平曾讲过：“我们的目的就是揭露，分析改进是共产党的事情。”
对于国际方面的报导，光明日报国际部的人在6月22日揭发储安平，说他“曾一再强调高级知识份子不爱看我报国际方面的文章和文化消息”，“主张多报导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直接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消息”，“少宣传共产党和工人党”。
至于储安平在社论方面的主张，在光明日报6月6日召开的一次民主党派实职干部座谈会上，储安平就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社务委员会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委会受权。在没有受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张友在揭发储安平时也说：“他说社论不好写，说共产党的好话，已经说的很多了，不必再说了；写四平八稳的表态度的东西，是教条主义，没有人要看的。唯一可以写的是体现对共产党批评监督的东西……”
储安平也试图去实现自己的新闻主张。6月15日，高天在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上发言揭发储安平，说储安平讲：“《光明日报》让民主党派独立自主的办，这句话说得好。但我要看看究竟怎么样，看看我到什么地方就要受到阻力不能前进（做手势）。”“我要碰”，“我要扛一扛风浪，担一担斤两。”“我要看碰上多少暗礁”。高天还揭发，有人对储安平说，重大问题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他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
另外，储安平还说，中共开始整风后，“党号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整风，而报纸打不开局面。”当4月21、22日《人民日报》发了天津知识份子的座谈记录后，《光明日报》的记者们“总算松了口气，《人民日报》开了头，我们就好开展工作了”。于是，储也准备派记者到南京、上海、沈阳、青岛、成都、西安、长春、武汉、广州、兰州、青岛11个城市去召集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开座谈会。要求“参加座谈的同志根据‘放’的精神，彻底敞开，畅所欲言地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和建议”。此外，还就邀请对象、座谈会题目、会前联系等作了灵活的规定。结果，截至“党天下”发言为止，共在武汉、上海、西安、兰州、沈阳、南京、广州、长春、青岛9个城市点了“火”，这后来成为储安平的“右派”罪证之一。
“抢新闻”
储任职之初，提出要“抢新闻”。1957年5月25日，他听到九三学社有一编刊物的朋友说，北大学生出大字报（5月19日开始张贴）。马上就打电话给报社记者潘文彬，要他去采访，稿子写成后，总编办公室主任高天不同意刊发，但他执意要登，这就是5月26日见报的《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
另一遭人非议的是关于“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新闻。
5月6～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研究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关系。座谈会开始的第2、3天（即7日、8日），《光明日报》都在头版头条以“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讨论民主党派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的大标题，对会上发言作了报导。5月31日，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在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了言。6月2日《光明日报》报导说：本报讯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晚上举行的座谈会上，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说，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以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他认为这样容易发挥老师的作用，使党与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把学校办好。陈望道校长并说，因为复旦大学在这个方面比较有条件，中共上海市委也认为这个办法先在复旦实行较好。
此新闻和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都刊登在第一版上。第二天，储造访章伯钧时说：“从前《光明日报》不能独立办新闻，现在我们自己搞。我们要搞，就要搞和新华社不一样的！”“今天的‘光明’发了一条关于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谈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章连说：“好，好。毛公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讲了学校党委负责制要取消的事情。上海先走了一步。”
但在6月4日，《人民日报》为正“视听”刊出了《陈望道和杨西光说：复旦大学没有取消党委负责制》：本报讯 昨日，正在北京开会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就2日《光明日报》刊登复旦大学已取消党委负责制的消息，对本报记者说，光明日报的记载与我的发言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并不是“复旦大学已取消了党委负责制”。我在高等教育部5月3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谈的是复旦大学加强校务委员会的问题。复旦大学的党、政领导人员为了加强团结和改进学校领导工作，经过党和非党的一些同志的商量，提出了关于加强校务委员会的作用的一些办法。这些办法正送请高等教育部研究，要经过慎重的讨论以后才能做出最后决定，实行这些加强校务委员会领导的办法以后，学校还是要由党委来积极领导的，怎么能说是已取消了学校党委负责制呢？
储见此消息后，即以电报询问复旦大学的卢于道，卢回电：“校委会制，复旦有此方案，但未实行。”
6月5日，《光明日报》登出更正文章《陈望道谈加强校务委员会问题》：本报6月2日刊载了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谈的该校取消党委负责制、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消息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本报记者于昨日（4）晚上八点多钟访问了陈望道校长，请他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他说：本报所刊新闻与他的谈话有些出入，复旦大学加强了校务委员会，但党委制并未取消。陈望道校长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报告时，大家就提出了加强校务委员会的方案，起初由学校的党、政负责人讨论，接着又交给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经过反复讨论后，对这个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后来，我们学校各系也讨论过这个方案，并已经把这个方案送给高等教育部。这个方案规定，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权力机构，学校的很多重要问题都要经过这个委员会讨论，做出决定。现在我们学校的很多重要问题都已经交到校务委员会讨论，我们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关系很大，还要请领导上来做结论，不是某一两个学校可以单独决定的。
照穆欣等一些后来批判储安平的人所说，这是一条“杜撰”的新闻。且穆欣在他的书中，还直接引用了储安平在“党天下”言论后检讨中的一些自诬语言。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当年这个新闻还是有一点悬念的。这与陈望道的重新入党有关。陈望道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后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退党了。6月19日，陈望道又加入了共产党，不过到1973年8月才公开党员身份。据《太白之风：陈望道传》的作者周维强推测，当年陈望道谈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时，“他任校长的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这是遵行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或者说是服从党的决定；而他执行这个决定，是出于对治校的考虑：‘这样容易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使党与非党干部打成一片，把学校办好’”。从陈望道的入党情况看，他在《光明日报》发表谈话前就已书面提出入党请求，而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吸收陈望道入党的请示报告则是在1957年5月31日，即陈望道发表“取消党委负责制”谈话的当天，这比《光明日报》发表《复旦大学取消党委负责制》一文早了两天。因此，周维强说：“这恐怕是饶有深意的吧。”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