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对妇女及儿童的暴力、性虐待、人口贩运、家庭暴力（图片来源：AungMyo/Adobe stock）
【看中国2022年2月18日讯】这是2001年《南方周末》的新闻报道《被拐六年》，受害人当时只有14岁，是北京的一名初中女生。记者陈韵秋的文字没有半点声泪俱下的控诉，但仅仅是朴实的描写，平静的叙述下令人不寒而栗，令人窒息。
女孩被强奸时只有14岁半，而买她的“丈夫”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女孩买回来不久便遭到强奸并被安排结婚，在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的运作下，女孩有了新的户口本以及结婚证。15岁就怀孕了，孩子生下来后，长到4岁发现是个哑巴。女孩六年来一直试图逃跑，每次都被抓回并遭毒打。因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
成功逃脱后，女孩的生活尽毁，“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6年来受的苦难。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
被拐六年
早晨起来妈妈顺手拿起衣服准备给女儿穿，张小丫说：“妈妈我都20岁了，你还给我穿呀？”妈妈一惊，手停下来，眼泪奔涌而出。
失而复得的女儿已不是她14岁的小丫丫了。女儿在被拐卖的6年里，已经变了。女儿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和妈妈记忆中的6年前的14岁的女儿不一样了。
这6年是她一无所知的6年，是她的母爱无论怎样深厚怎样博大都无法触及的一个黑洞。
女儿的身体已不是6年前像蓓蕾一样的稚嫩了，手和脚还留在少女时代，很细小，但身体已是少妇的了，身上还有明显的生育的痕迹，少女和少妇不协调地组合在女儿身上，很刺眼。
拐卖
1994年12月19日，张小丫早晨起床有点发烧。她刚做阑尾手术刀口还没好利索。但期末考试在即，她要到学校去上早自习。爸爸说别去了，她说不行，并说晚上有晚自习，让爸爸去接她。
“那一天，小丫穿了一身红色的校服，外面穿着一件红色的牛仔大衣，边下楼边和我们说着话，早晨起来我怕她来不及，衣服都是我给她穿的。这就是她最后的样子，这样子老在我眼前晃，6年没变过。”小丫的妈妈说。
张小丫：“那是早晨6点多，天下着大雪，又冷又黑，马路边的小店铺都没有开门，路上也没什么人。前面停的一辆面包车上下来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挺时髦挺漂亮的，操着北京口音来问路，她问我到世界公园怎么走，我就告诉了她，可她好像怎么也听不懂，我给她说了好几遍，她说上车再说吧，我可以把你带到学校门口。上车后，她让我喝牛奶，我不喝，她突然灌起来，牛奶是热的，在一个保温瓶里，洒了我满身都是。我忽然困起来，车子过没过学校门口我就不知道了。”
张小丫那一天从家走出不过100多米远就消失了。而她的学校————北京丰台区一中也就离她家300多米远。这里在丰台火车站的背后，有一个铁路的岔口，小店铺把马路挤得很窄，路边堆着垃圾，操各种口音的人来来往往，小路的拐弯处就是学校。小丫的爸爸说，小丫丢的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的店。中午的时候张小丫没有像往常一样到姥姥家去吃饭，爸爸去学校找，老师说没来呀。
这一天，雪下了整整一天，刮着大风，爸爸和亲人们找了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查看了来来往往的列车。这时正是民工回乡过年的日子，爸爸的心里早就慌了。
第二天学校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姓李的老人说，小丫是在一个弹棉花的小店门口被人弄上了车。相同的消息互相印证，一家人才知道孩子被拐了。张小丫70岁的爷爷当即脑溢血，不久死去。
张小丫：“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我躺在一间屋子的沙发上，屋里点着灯，一些人在灯下吃饭。我说我要回家，哭起来，一个男人过来开始往外拉我，在屋外的雪地里，他扯着脱我的校服，撕下我的校徽，搜出了我的学生证，连我书包里的红领巾也拿走了，然后把我往一间小黑屋里推。我不进去，拼命挣扎，那个人就把我按在雪地里狠狠打了一顿，把我拖进小屋，门从外边锁上了。”
“我当时脑子还不是特别清醒，药力可能还没过去，也吓昏了，只知道哭叫、砸门，第二天才看清这是一间没窗、没电灯、没床、没桌椅的小屋子，我只能从门缝透进的光知道天亮了、天黑了。他们有时一天开一次门送进一点冷饭或凉水，然后就不理我，我尿尿、拉屎在屋里，晚上和屎尿睡在一起。”
张小丫的妈妈觉得女儿没被冻死是个奇迹，在她的印象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她反复问女儿：发烧是怎么好的？阑尾的刀口是怎么长好的？发没发炎？晚上没被子盖怎么能睡？嗓子哭哑没有？有没有得感冒？张小丫都说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太害怕了，她身上的痛都不记得。她的右手受伤，留下抽筋的毛病，她不知道是被打的还是她拽着门框不走硬拉伤的。
但她记得她反复喊的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强奸
张氏夫妇为了寻找自己的女儿，跑了全国十来个省的五六十个县市。他们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做广告，自印了三四万元的寻人启事到处张贴。
6年，他们都奔波在寻女的路上了。
6年中经他们找到线索解救出的张姓或北京的被拐女子就有三个。一次在湖南一个也姓张长得也极像小丫的女孩子已被折磨得病入膏肓，只会哭不会说话了，张氏夫妇转身走时，有人说，看，多狠心，怕弄个病人回去，竟丢下不管了。张师傅说：“要是我女儿就是尸首我也要抬着回去。”说完已是满脸的泪水。张氏夫妇不知道，他们心爱的独生女就被卖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乡顿豆夏村，离北京只有十元钱的车票钱。甚至后来有同村人看到了他们在电视上做的广告问小丫：你爸爸说有重谢给多少钱？
张小丫：“我也不知道在小屋里关了多长时间，感觉是一个星期吧！一天小屋的门开了，一伙人准备了一辆三轮小拖拉机，要把我弄上车，我说我要回家，他们不说话硬要把我往车上拉，我又哭又叫大喊救命，那天晚上打我的那个男人又把我打了一顿。我上了车一个劲地要往下跳，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一下把我按在车箱里，用屁股坐着我，就这么坐了一路，我的脸贴在车箱底下，喘不过来气，也哭不出来了。”
张小丫后来才渐渐知道，关她的小屋所在地叫“高二”（音），这家的主人，也就是常打她的男人叫田志样，是买她的男人田志宾的叔伯哥哥，拉她去的地方是顿豆夏村。
张小丫：“我关在一间屋里，屋里有一张土炕。那些人在另一间屋里吃饭喝酒，我冷极了，饿极了。晚上一个男人开了锁上了炕，我求他放了我送我回家，他不说话硬脱我的衣服……”
说到这，张小丫坐在沙发上的身子缩成了一团，头都要埋到腿里了。
张小丫：“我不是十分清楚他脱我的衣服干什么，我只知道他的样子很凶。我不记得痛不痛，不记得我是不是昏了过去，也不知道后来我是不是哭着睡着了，我只记得特别特别地害怕、特别特别地想妈妈。”“强奸”一词是公安部门拘押田志宾的理由，直到这时张小丫才开始用这个词描述那天晚上她的遭遇，每次说时都怯怯的难以出口。她被强奸时只有14岁半，而田志宾“已经30多岁了”。
一个星期后小丫被拉到一个地方和这个男人照相，小丫从照相馆里冲出来，边哭边叫“我要回家，我的家在北京”，田志宾从里追出来，“当街开始打起我来，围观的人很多，但没人管，他把我拉进去和他照相。照相时我穿的是一件旧西服，里面是我的红校服”。
不久田志宾的“老姨夫”村党支部书记徐金池送来了户口本、结婚证。户口本上常住人口登记上写着：刘小红，1974年5月15出生，高碑店市肖官营乡人，身份证号码132404740515（原号码如此，编者注），与户主的关系：妻子。承办人：户籍民警张金良。上面盖有河北省公安厅高碑店市公安局的户口专用章。
就这样张小丫变成了刘小红，有了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生育指标和土地。后来小丫才知道，分土地的时候村里人起了争执，有人不愿给她分，村领导只好给她分了半个人的地。
国家公安部和全国妇联的调查人员到高碑店市了解小丫怎么有了户口和结婚证，得到的结论是：该地户籍管理混乱是遗留问题，全市一人有两个户口本的有2000多人。而肖官营乡3万人的户口底卡1997年丢了一半，那个叫“刘小红”的人的户口底卡恰恰就在丢失之列。主管户籍民警张金良在1997年前还没调来呢，现在假户口本上的签章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谁为小丫办的假户口，无法查证。公安人员传唤了田的老姨夫，他拒绝说出办证的途径。而田志样和田志宾则说小丫是他们“捡的”。
一个被贩卖的14岁的孩子的身份就这样“合法”化了，小丫于是每天都在被“合法”强奸。
张小丫：“有一天田家放起了鞭炮，来了很多人，我被锁在屋里。我从门缝看到了院子里摆了很多桌子，人们在喝酒划拳。晚上田志宾满身酒气地爬上了炕……”
过了很久小丫才知道，那天是办她和田志宾的“喜事”。
生育
张小丫刚过15岁就怀了孕。
张小丫：“没人告诉我我是怎么了，我光知道自己很难受。没人和我说话，大部分时间我被锁在院子里，喂猪、做饭、搓玉米、剥花生。如果饭在他们回来时还没做好，他们就会打我，主要是田志宾和他妈打。他们一家六七口的饭，我又要烧柴看火，又要看着锅里。”
“我熬的玉米碴子粥常常是结成了块，他们只好捞了去喂猪。烙了半年的饼才知道烙饼要放油。”这个出生在城里的14岁的独生女常被田志宾他妈骂————“光知道吃不能干”。
张小丫：“我肚子都已经挺出来了，怀孕大约有五六个月了，一天田志宾的大妹妹（我叫她小姐姐）才对我说，我肚子里有了孩子。我又惊又怕不知该怎么办好。”
“知道了我怀孕，田家的人对我看管松了点，秋忙的时候让我上大田里收玉米棒收花生。冬天和小姐姐一起去集市卖瓜子花生。平静（音）集特别难走，要走河堤。我推着半麻袋瓜子大着肚子不敢骑，上堤的时候怎么都推不上去。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在集上站一上午我的受伤的手老抽筋。”
差一个月16岁的时候，张小丫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孩子是农历三月初七的生日。
张小丫：“前一天我还在干活，肚子痛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了。早晨肚子痛，中午来了一个外村的接生的女人，一直到晚上天黑孩子才生下来。”
她说，“当时我特别特别想妈妈，真想她就在跟前，好让我一把抓住她，我就喊着妈妈不停地哭着。”
张小丫：“生下了孩子，我躺在铺了张席的炕上，他们给了我一碗棒子面粥。
没有人给我一句话。喝了一个星期棒子面粥后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怎么弄孩子一点都不懂，田志宾的妈妈整天到地里干活也不教我，都是小姐姐告诉我怎么喂奶怎么抱的，当时她刚出嫁还没孩子。”
孩子吃了她一年多的奶，有了孩子后她和田志宾搬到另一个院里去住，田每天早晨出门深夜回来，孩子和小丫锁在院子里，剥花生搓玉米的活拿进来，干完了由田带出去。孩子和她吃的菜用的东西也都是田带回来。
这样囚禁的生活有四年多。
张小丫：“院子的墙特别高，有一面是邻居猪圈的墙矮一点，但插了玻璃。
屋子的窗子都是开向院子的，根本没法出去。”
孩子长到四岁多的时候，人们发现是个哑巴。
不知是小丫太小生育，还是母女俩被囚禁时间太长的原因，这孩子能帮妈妈搓玉米、剥花生，会给妈妈擦眼泪，听得懂妈妈的指令。妈妈会做的饭就是烙饼、熬粥，活动的地方就是院子、屋里。田志宾从不回来吃饭，只回来睡觉，也从不抱她。
她至今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不会说话。直到她逃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听到孩子叫她一声“妈妈”。
出逃
2000年12月9日，张小丫终于逃回北京的家。
这一天离她被拐差10天就整6年了。为了这次出逃她蓄谋了好几个月。
6年中逃过多少次小丫自己也说不清楚。反正是逃一回，挨一次死打。小丫记得6年中最苦的就是逃跑给抓回去的时候，不光是皮肉受苦，最难受的就是绝望。
张小丫：“一次我从早晨开始逃，一直跑到天黑，不知道跑了多少路，慌乱中一条河过了两次。到了一个村里遇到了一个老奶奶，才知道跑反了方向。老奶奶让我住她家，说她儿子在北京打工，她要到北京看儿子，第二天带我一起去。
”第二天中午她让我买点豆角，吃了饭就走，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人，她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们饭还没吃完，田志宾就开着三辆拖拉机带着20多个人来了。原来那个女人是顿豆夏村嫁到这里来的，给田家打了电话。
20多个人下车虎狼般地扑上来，围着我拳打脚踢。衣服被撕破了，鞋也掉了一只。除了田志宾，那些打我的人没有一个姓田的。“
小丫得出一个结论：全村的人都在看着她，只要有人看见她跑就会给田家通风报信。村外是一马平川，从这个村可以看到那个村的院墙，根本没法跑。
这次跑的代价是被打得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不能动，但她从未放弃过跑的机会。并且她是越逃越有主意、越逃越有经验了。
一次小姐姐带她到田志宾母亲的院里，她发现田家放钱的小柜子没有锁，她偷出了100元钱和她的结婚证、户口本，回家缝在棉大衣里。
张小丫：”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我整天穿在身上。晚上睡觉也不敢放松，就盖在身上。“
怀揣着这个重大的秘密，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几个月。直到一天田家忘了锁门，而田志宾的小妹妹骑着上学的自行车就扔在门口！而这时天还没完全亮，村里人还都没有起来！
张小丫：”我抓起自行车就冲出了门。我记得小妹妹说过上学的地方在肖官营乡，顺着路一直往西，我就拼命地骑，一边不停地回头看有没有人追上来。突然，我一头栽下了地，往沟底滚。路基下是人家养螃蟹的池子，拉着电网，挨上就完了。我爬起来顾不得痛抓起自行车再跑。原来我以为肖官营乡不远，没想到骑了那么长时间。
“肖官营乡是村里人赶集常去的地方，好在天早，店铺都没有开门。我扔了自行车，打了一辆面的，说我要去北京，让他拉我去有车的地方。车主要等拉满了人才走，我说给你三十块钱，快拉我去。车主就把我拉到了高碑店市。我看到一个有很多长途车的地方就叫停车。
”下了车就慌忙上了一辆。一会面包车又转了回来，说，你不是到北京吗，这不是上北京的车，我再拉你去北京的长途车站吧。
“我买了十块钱的车票。车子老不开，我怕上来认识我的人，心都要急得蹦出来了。开车后我晕车很厉害，一个劲地吐。在良乡司机停了车要我下去吐，我说你们千万要等我，可我一下车车子就开跑了。
”我又花了三块钱租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带我去良乡派出所。我撕开了棉衣拿出了户口本和结婚证。“
小丫这才知道她逃了6年的回家路只有43块钱这么长。
妈妈接到小丫从良乡打来的电话怎么都不相信电话的那头是自己的女儿：”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
张氏夫妇看到女儿时惊呆了：女儿竟然还穿着6年前的红校服！只不过那红色已变成了紫黑色。头发脏乱得像草，又瘦又小的身体抖做一团。
”派出所的人找来电暖气开到最大，小丫还是不住地发抖。我一看这孩子腿上还是穿着6年前的一条毛裤。早都是大洞了。毛裤里面什么都没穿，连一条小裤衩都没有。你说她能不冷吗！“小丫的妈妈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劫后
张小丫：”我回到家，家里什么都没变，比我6年前走的时候更破了点，爸爸为找我把我的游戏机都卖了。“
其实这个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她。
回家检查身体，她患有乙型肝炎、胆囊炎，不但没长高，还从1.54米降到了1.52米。夜夜发烧，以打点滴度日。因为治病所吃的药有副作用，回家三个月体重一下子长了快三十斤。
更主要的是她的人生在6年前断裂了，没法再续上了。对门的同班同学已经上大学了，来看她，问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学校给她发了个初中肄业证，其实她初中一年级都没有读完。”在北京这样的文化程度是没法就业的。“全国妇联权益部的李同志说。
一家人愁她的将来。爸爸为她报了个电脑学习班，这是她第一次看见电脑，上面的26个字母她背不下来。又报了一个少儿剑桥英语，两个小时的内容，她用了一个星期才全部把单词查出来。只好放弃了。
现在她整天去练打字，也是班上最慢的。还有官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下来，听说要发回高碑店市检察院，小丫已经哭了好几回了，再回那个地方对她来说太可怕了。爸爸想告给她办了户口、结婚证、生育指标的机关，找了几个律师，人家都劝他别告官，就是告赢了也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而她家里欠着债，连看病的钱都成了问题。
她已经被甩出了北京生活的正常轨道。
一天晚上一家人去散步，遇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装做没有看见小丫径直走过去了，并且和她同行的男人在背后议论着小丫的事，这让小丫很伤心：”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一起骑车去买邮票，我们几乎整天在一起。她见了我竟不打招呼。”
她没有朋友，朋友们都一路向前走了，只有她陷在了泥潭里。她一个人在家里绣花，不敢出门，怕田家的人又来了。
更让人担心的是她独自承受着的6年来受的苦难。
最痛的事她连妈妈都不说。妈妈还是第一次在记者采访时知道她生的孩子是哑巴，知道她也想孩子。毕竟那孩子伴她度过了最寂寞的四年。每当说起6年前被拐那天早晨上车的经过，她都会加上一句：要不是发烧难受，我也不会上那辆车的。好像有人在责备她犯了错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