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文革时期的歹徒和刑事案件，社会上混乱至极！图为文革斗争场面。（网络图片）
“文化大革命”之前，除了不歇停地折腾各种“运动”之外，普通人民群众是相对平静的，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坏人，更没有什么歹徒（蛆虫们且莫归功于你们的“红太阳”，这是“我党”的治理，他之所以发动“文革”，针对的、要破坏的正是这个局面）。
一个上万人的城市街区，一个拥有数千名职工的工厂，一年之中顶多发生几件小偷小摸的事、几桩打架斗殴的事、极个别男女乱搞的事。当事人的劣迹、丑行一旦败露，轻者在街道或单位里天天给你开“生活帮助会”，批评、教育够了，给个警告、记过的处分，重者则是挂上写明罪名的牌子开斗争会、游街示众，整治够了，送去“劳动教养”，或者判刑，又叫“蹲劳改”。
偷了私人的东西叫“盗窃犯”，偷了公家的东西叫“破坏生产物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男女乱搞算“腐化堕落”（社会上辱称为“搞狗p”），如果有一方已经结婚或双方都已结婚，则要算是“破坏家庭”罪；与军人的妻子、未婚妻发生性关系又叫“破坏军婚”。“破坏生产物资”、“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与“破坏家庭”、“破坏军婚”都是要判刑的，有时判得很重。（淮南煤矿机械厂有一个女工与30多名男工发生性关系，竟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给枪毙了。）
一个人因为这些事受到打击或制裁，被如此处置一场，从此就成了社会的坏份子，脸上就等于写了字，人们再也不会看得起你，所有的人都会躲开你，或是戳你的脊梁骨，你家的父母和子女都会低人一等，见了人抬不起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袭来，在毛泽东与其妖妇江青的煽动、鼓励下，“破旧立新”、大抓“阶级斗争”、造反打冲锋，大搞打、砸、抢、抄、斗，敢“批判”、敢“斗争”，没有一样不需要野蛮与暴力。这些野蛮与暴力使得人们忘记了法纪、忘记了谨慎，背弃了亲情，背弃了友爱，乃至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与人性。于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歹徒应运而生。
1966年8月27日，在江青“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合肥工业大学砸了中共安徽省委。这以后，淮南的社会上及时出现了以抓人、斗人为业的“红卫兵”，也砸了中共淮南市委。1967年元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以后，淮南的社会上又及时出现了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大街上挂满了他们的招牌，插满了他们的红旗。这些人也是以夺权、抓人、斗人为业。他们把“专政对象”就像对待即将宰杀的猪羊一样用绳子捆起来，挂上大牌子（有的是铁板焊制的，重达数十斤，若罪名是“保皇狗”，还要加一根铁棍扛在肩上，寓意是“铁杆保皇派”），戴上高帽子，还要抹上黑脸、嘴里塞上浇了煤油的稻草，牵引着游街批斗，斗得兴起，就痛殴被斗的人，拳脚相加，直到被打者血肉模糊。
于是乎，职业的政治歹徒、暴徒在社会上嚣张起来了。
淮南市的造反派批斗市里的领导，有个家伙与副市长潘效安有私怨，乘着潘效安被斗的机会，用石灰弄瞎了潘的双眼。谢三矿一个科级干部白天挨斗，晚上突然没了，数天后有人在塌陷区水坑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脖子上用铁丝拴着一块石头。谢家集诊所里姓张的与姓陈的有矛盾，张揭发陈，开了陈的批斗会。一个星期后，诊所门前开来一辆卡车，来了一车人，把张揪出来，撕掉他的红袖章，先暴打一顿，然后一根麻绳五花大绑，挂上写着“漏划地主分子”的牌子，游街示众以后绝尘而去，不知所终。小街子（今称“西城大市场”）有一个20几岁的青年，抓住一个“观点”相反的女人，关在淮南第五中学里。晚上没事，这个青年以折磨这个女人为消遣，极尽凌辱之后，竟在这个女人的下身塞上沾了机油的棉纱，点着火……他认为这个女人死了，就把她光着身子扔到附近的唐家山上。
自称是丈夫的一条狗，丈夫叫她咬谁她就咬谁的“文革旗手”江青，嫌世道乱得不够，特意发出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给全国的歹徒、暴徒放开了手脚。为了贯彻、落实“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精神，造反派们的手里每人配备了一根大棍（这其实不是新鲜的创举，几十年前希特勒的“冲锋队”就是这样装备的）。有了这根棍，造反派们可以用它暴打“阶级敌人”，打残了不要紧，打死了也不要紧。后来，为了争夺虐待“阶级敌人”的权力——斗争权，造反派们经常互相反目，相互之间也使上了这根棍子。
在我们淮南市，最先发生的恶性武斗就是“火烧猴子兵”事件。
淮南煤矿机械厂有一帮青年工人成立了“大闹天宫造反兵团”，他们嫌棍子不过瘾，每人自配了一把弹弓、一支带锥带钩的红缨枪，于是乎淮南市第一支专业“武斗”队伍成立。是时造反派已经分裂成为不共戴天的两大派，这一派贴大字报那一派反对，那一派贴大字报这一派反对。没有人上班工作，成天拥到街市上、厂门口“大辩论”，吵吵嚷嚷或破口大骂，乃至耳光、拳头乱飞，闹得乌烟瘴气！“大闹天宫造反兵团”的成员喜欢锻炼身体，个个彪悍，大家呼之为“猴子兵”。“猴子兵”专业打人，积怨太深，对立的一派也有人“武装”起来（最突出的专业武斗队伍叫“飞虎队”）。有一天，对立的武装邀集了上千人，把“猴子兵”围在淮南钢铁厂的一幢小楼里，运来数吨木材，在楼下点了火，决心把“猴子兵”全部烧死。“猴子兵”们扯着一根钢缆，攀爬到了一所大车间的房顶上，用早已准备在那里的砖头石块抛砸围攻者。
自这以后，专业武斗很快在淮南市东、西部蔓延开来，在军队的暗中资助下，大家都有了冲锋枪、机关枪、60炮。接着又发生了“攻打115司令部”、“攻打唐家山”、“攻打九龙岗”、“炮击新庄孜电影院”等等大型武斗。每一战死伤惨重，有时竟能摆出十几具打的稀烂的尸体，惨不忍睹。
在淮南武斗暴徒之中，最有名的家伙叫张家祥。“文革”初始，张家祥成立了一个“23省红卫军革命造反司令部”，自封“总司令”。当时在“庐山斗争”中为彭德怀仗义执言的钟伟将军流放到安徽，“淮南红卫军”将他装入麻袋，以乱棍击之，尔后投入江中。张家祥不像首都的那些“司令”个个都有毛泽东、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做背景，他是个瞎眼驴，没有找个主子直接投靠，而是自己盲目捣腾，因此“红卫军”被打成“反动组织”，强制取缔。大武斗时期，他与一个叫“戚胖子”的歹徒成立了专业武斗队伍。他们流窜到水家湖、高皇公社，在这一带任意抢劫、杀人、放火。他们敲一家农民的门找东西吃，人家害怕不敢开门，戚胖子就砸碎这家窗户玻璃，把手榴弹丢了进去，把这家老小一锅闷了。
1967年到1968年上半年，平时热闹、繁华的“中国五大煤都之一”的工业城市淮南市被毛泽东的“文革”歹徒、暴徒们折腾成了一座充满恐怖气息和死亡气息的魔鬼城。厂矿企业全部停产瘫痪，商贾铺面一概关门闭户，很多市民把自家的门窗砌死，举家逃到乡下亲戚家里去躲难。
西部地区只有一条马路，武斗者们却在这段马路上截断式地至少设置了（谢家集街区、淮南煤矿机械厂门前、新庄孜街区、三王公社）四处专备打仗的工事，架上机关枪，筑上沙包掩体，拉上铁丝网，铁丝网外埋上地雷。无论白天黑夜，市区里不断响起枪声、爆炸声。市民出门走在路上，经常被人搜身抢劫，妇女则会遭到肉体侮辱。有的歹徒甚至向走在路上的行人随便开枪射击，以此取乐。谢家集街区、新庄孜街区都曾发生过路人被打死、玩耍的小男孩被枪弹击中的事件。打了白搭，死了也白搭，受害者家人连个申诉、讲理的地方都没有。
在“文革”的旗帜下，专业作恶的歹徒、暴徒们其实也心虚得很，他们自己非常怕死。闹的最凶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敢离开自己的“队伍”，不敢回家，不敢单个行动。在我家的那条街上，有个姓严的因为总是“捞油水”——偷东西，被他的“队伍”开除了，偷偷溜回了家。对立的那一派得知了消息，到他家抓他。先前，有人这样被抓走以后就被活埋了，他的年迈的母亲不敢放开儿子，一直拦着门给人磕头，磕的血流满面。“猴子兵”司令张店海腰插双枪，威风凛凛。有一次他自己到李郢孜办事，被对立的人认出，当场乱枪打死。
人民群众生活在极度危险之中，不仅无法工作、谋业，也不能正常生活。好端端的“人民的江山”、“共产党的天下”竟被“文化大革命”荼毒至此，整个社会被折腾得黑暗如墨、混乱不堪。在这个当口，“伟大领袖”和他的“旗手”老婆却非常地开心、高兴，他们说这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好得很”，这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不怕眼前闹的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清理阶级队伍”时，那个在女人下身塞棉纱点火的家伙被判了20年徒刑。张家祥、戚胖子四处逃亡、躲避，后来一个一个落网，戴着沉重的大铁镣游街示众，最后拉到刑场枪毙。实际上，在我们淮南市，曾经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的“文革”歹徒、暴徒们并无一人逃脱应有的惩罚。但是，乱世疯狂的阴影却留在一些蠢货的心中再也无法挥去。灾难好不容易过去了，一些无知、愚蠢的人却总是认为“文革”很过瘾，能够让人扬眉吐气，想干嘛就干嘛，快活的不得了。因此，有人一旦遇上不舒心的人和事，一种极端罪恶的语言就会脱口而出：
“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老子杀光你们！”
一个名叫李庆云的铁杆毛迷（淮南煤矿机械厂支柱车间普通工人），一直惦记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的鬼话，一直揣着“争取做第二个王洪文”的野心，于1974年乘“批林批孔”之机在淮南西部扯旗造反，几个月的时间把整个淮南市闹腾的与1967年的情况几乎相同。他最终还是进了监狱，于1976年“劳动节”前夕，就像张家祥、戚胖子一样，戴着沉重的大铁镣游街示众，最后拉到刑场枪毙，打了三枪。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禁用“达姆弹”——俗称“炸子儿”，凡是被枪毙的人都是“肝脑涂地”，死的非常难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