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英在批斗她的场合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网络图片）
王佩英生前是铁道部设计院幼稚园的阿姨，一位勤勉尽职的保育工作者，一位正直、淳朴、善良、能干的女性，同时也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她自一九六三年开始写一些东西，批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她要求退党。”从而遭致不难想像的政治迫害。“文革”中王佩英书写、散发“反动”诗文，被毒打、关押，可她并不屈服，还在批斗她的场合喊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一九七O年三月，王佩英与遇罗克一道被独裁政权枪决。阅罢王友琴女士的《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不由得肃然起敬，这是一位几乎被岁月遗忘的英雄。
遥想那个狂热而盲从的年代，众多同胞的肩胛上扛的是别人的脑袋，他们不敢思想，不会思想，丧失了独立思考与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而王佩英却凭借自己朴素的觉悟与本真的思辨，洞察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问题，洞察了“文革”的问题。红色恐怖，人人自危，有人即使看出了问题，也未必有胆量声张，更甭提形成文字和大声疾呼了。然而，王佩英却以大无畏的勇气在那个时代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就是王佩英的胆识，也是她的过人之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王佩英不一定读过这两句诗，可她自觉地这么做了。不过人们要问：那些豪气干云的七尺须眉们哪儿去了？那些高唱“要为真理而斗争”的大老爷们哪儿去了？为什么听任这副虽不柔弱但也绝不厚实的女性的肩膀，只身肩负如此沉重的担当？！
王佩英英勇就义之时，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我们这个欲说还休、一言难尽的民族的母亲。一个人的伟大或渺小，并不是由哪个王权在握者钦定的，而是取决于历史与民心，取决于民间的道义。
“实际上，今天我们连她的言论都无从得知。除了‘平反书’和判词，看不到关于她的档案资料，也看不到她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的诗文。这场革命的后果是如此干净彻底，后世人既不知道受难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遭遇，更不知道他们的思想。”这段文字，既体现了王友琴女士对专制政权抹去“文革”痕迹的愤怒，也流露出她看不到王佩英诗文的遗憾。的确有点遗憾。可我转念一想，又为之释然。
“文革”期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树立“绝对权威”，发展到了“顶峰”阶段。时人除了三呼万岁、顶礼膜拜、歌功颂德之外，不能说半个“不”字，否则即被视作异端。即若有人不小心损坏毛泽东画像或摔烂毛泽东石膏像，也会大难临头，甚至遭杀身之祸，这决非危言耸听。故此人人战战兢兢，谨小慎微。一般人连噤声都来不及，而一介平民女子竟敢冒犯龙颜，惊天动地的喊出了“打倒毛泽东”，了不得啊！有这硬语盘空的五个字，足够足够了。须知晓，这是直奔主题的五个字啊！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这五个字胜却千言万语，胜却诗文无数。
毛泽东虽然早已见了马克思，但他阴魂不散，并没有被“打倒”。毛泽东实乃中共的化身，又是党国维系其统治的图腾，中共在毛死后的三十多年，仍然处心积虑地维护着这个精神偶像。因为打倒了毛泽东，无异于打倒中共自身。毛泽东和共产党，是罪恶的渊薮，也是当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更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最大绊脚石。要结束一党专政，就必须“打倒毛泽东”。要“打倒毛泽东”，就得冲破中共的封锁，从政治、文化、道德以及意识形态等层面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与清算。有“打倒毛泽东”这五字总纲垫底，无论是爬梳剔抉的正本清源，条分缕析的论证批驳，还是怒不可遏的控诉声讨，都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发送这篇稿子之前，我梢事停顿，默哀三分钟，以追思遇害于“文革”的反毛先驱王佩英。
她将激励向往民主的每一个人：穿过丛生的荆棘，去认领那份历史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