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月31日，到访北京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与习近平握手（图片来源：Pool/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29日讯】由《无声的入侵》作者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共同著作的《黑手》（Hidden Hand），以北美、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为范围，透过搜集并分析近1,700则资料来源，包括各地新闻、中国政府文件以及官方发言，具体描绘中国锐实力在文化、经济、政治、媒体等层面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影响。全书第一句话便写道：“中国共产党决议要改造世界秩序，要兵不血刃地把世界变得跟自己一样。”
从大外宣到统战，从传统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到以一带一路掌控国际话语权，书中不仅描绘中共手法，也侧写民主国家政经菁英成为中共“朋友”、成为习近平全球命运共同体叙事的过程跟原因。《报导者》越洋专访共同作者马晓月，谈她眼里中共黑手的成功之道，和揭穿中共黑手的代价。来自德国的她，以西欧经验为例，点出民主社会让中共黑手有机可趁的三大原因：无知、天真，无意或刻意的忽略。
在视讯镜头的另一端，第一次看见著作中文版封面的马晓月，露出了惊喜：“我很喜欢书名的翻译，‘黑手（Hidden Hand）’，因为他们也是这样叫我们的。”这个惊喜源自对中共的反讽，2020年7月，《黑手》英文版刚出版不久，《环球时报》便以一篇评论攻击：“愤怒！英国友华人士正遭隐藏黑手‘定点清除’”，称马晓月、汉密尔顿散布谎言，如“法西斯般的坏”，意图消除友华势力。
“书里揭露的是中国共产党体制对世界造成的影响，与中国人民无关，中共的抨击还是一如既往，说我们反中情结、种族仇恨等等的，”马晓月叹道，自己在中国住过，也有不少中国朋友，不可能仇恨中国人民。
这只是对这本书的许多恶意攻击之一。来自西方，在书中被提及的政商菁英们也对作者们发动攻势，其中之一来自英国的“四十八家集团”（48 Group Club）。四十八家集团是一个以促进中英合作为目的、运作超过半世纪的商会组织，书中揭露了集团创办人三代以来与中共的互动关系。四十八家集团的主席史蒂芬・贝利（Stephen Perry）在书出版前寄出存证信，要求出版社停下在英国、加拿大、澳洲等地的出版计划。
“我们当然没有停下来，”马晓月微笑说，这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两位作者都有面对中国攻势的经验。汉密尔顿的前一本著作《无声的入侵》，换了三家出版社才成功出版。马晓月在2018年参与的研究报告《威权进逼：回应中国对欧洲日渐增强的政治影响力》发布后，所属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持续被施压、被中国政府列上制裁清单，对马晓月个人的言论攻击至今不断，“有几次，学术活动的主办者私下告诉我，有人要求把我从受邀名单上删除。”
带着微笑上门的客人，究竟在谋略什么？
《黑手》究竟写了什么？为什么一本根据既有事实、过往新闻、中共文件与官员发言而成的书，引起这么大的反应？
“你说的没错，书里头，中共在西方国家做的事，其实许多都是明显可见的，”马晓月说，这本书不只是点出房间里的大象，更是打破沉默、指名道姓地点出西方政商菁英们与中国政府的伙伴关系，跨越语言障碍，让一般民众看见中国政府如何以各种手段，在美英加德义法等国交“朋友”。
“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我们才刚开始理解中国影响力，⋯⋯我们很常谈论俄罗斯，但对于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跟手段，大部分人不谈。这几年来，一是因为手段愈来愈激烈，另外，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在疫情发生之后的所作所为、外交官们激进挑衅的发言，大量引起人们的关注，提供无数例子帮助我们证明书的论点。”
《黑手》中记录的例子，从澳洲小镇儿童彩绘塑像上被抹掉的台湾国旗、“世界旗袍联合会”在德国、澳洲成为统战工具，到中美贸易战里那些与中国同调的美国州长，以及联合国内各组织的中国化等。
“中国在海外施加的影响力，乃是中共对内目标的对外延伸。是对内战略的对外应用。”书中从中国共产党的野心开始解释其“目标”，从中共如何认定“朋友”，来让不分国籍的世人，理解中共对内的战略思维如何应用在全球。
看见黑手的第一课，从西方世界无法理解的“友好概念”开始，当中共来敲门，该如何正确认识带着微笑上门的客人？
书中引用了老布什（George H.W.Bush）的回忆录作为理解中共的错误示范：
“当邓小平称我为老朋友时，我觉得这个词不是一般的恭维，而是他承认我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和维持关系之必要性。”
老布什如此写道，他认为，是因为这层“老友”关系，他才能罕见的听见邓小平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不仅是老布什，书中的中共“老朋友”还有澳洲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John Keating）、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他们一同被任命为中国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自认从此直通中共权力核心。
“友好的意思不是亲密的个人关系，而是战略关系。”书中开门见山的挑战了许多西方菁英与中共交往时的误区，“友好”一词，是中共的一种工具，是“在心理上化解反抗并重塑现实的手段”；所谓“外国朋友”，就是指愿意和有能力促进中国利益的人，包括季辛吉、前奥会主席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以及天安门大屠杀后一个月即派密使到北京恢复中美来往的老布什。对党有用的西方人士，中共会让他们相信自己和中国有特殊关系，使其顺从北京政治意图，中国学者杜建华认为，这种心理工作是控制和操纵行为的有效工具，而且让中共看起来又和善、可亲和乐于助人。
高官、大使、企业家⋯⋯“老朋友”如何成为“传声筒”
“友好”作为一个工具，会让自认对中共高层有特殊了解的人，进一步成为北京的传声筒。书中引用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马大维（David Mulroney）的观察，中共抓住西方外交官自信且渴望感到重要的心理状态，一下冷落、一下安排重要的私下会面，让西方外交官觉得自己特别受到重视，“只有你才有足够的头脑和经验来理解状况，把状况解释给你的政府听。”让西方外交官认为他必须主动呼吁他人要有更大的同理心、从中国的角度看事情，采取更细致的立场，才是真正顾及两国的最大利益。
麦家廉（John McCallum）是书中传声筒的其中一例。当2018年12月，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因美国要求引渡而在加拿大被捕时，时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麦家廉在渥太华对中文媒体开记者会，公开对孟晚舟提出法律战的建议，还列出加拿大政府在引渡案中的严重疏漏，甚至表明应该释放孟晚舟，才符合加拿大利益。麦家廉的发言在加拿大国内广受批评，人们无法理解，一位加拿大的大使为什么一面倒地替北京政府说话，加拿大总理杜鲁道（Justin Trudeau）被迫将他解职。
麦家廉早前还曾表态，称加拿大与中国的共同点比美国多，《环球时报》盛赞他是讲真话的人。
前德国驻中国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aefer）是另一个例子。他是《新华社》口中“第一位支持一带一路的德国政治人物”，称一带一路是“21世纪伟大工程”，赞扬中国在社会和经济人权上的巨大进步，他还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在中国这种国家并不重要，称习近平是最令人钦佩的中国领导人。施明贤是德中经济联合会理事，也是BMW科万特基金会主席，还是欧洲顶尖中国问题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理事，也是北京政法大学的荣誉教授。他在2016年公开呼吁欧盟要支持北京“以包容、机会平等、尊重文化和政治制度多元为基础的新型态外交”，书中比较施明贤的发言与中共的叙事，这位德国大使所用的字眼正是中共长期用来拒绝普世人权、否定民主制度的修辞。
“这些外国官员说的话，中国对外国的宣传，最后又循环到中国国内的舆论环境，被媒体放大，进一步增加中共政权的正当性，”马晓月在新书发表会上说。
不只是对外交官员，《黑手》还描绘中共和其外围组织，如何研究每个国家的权力中心，从中找出企业界、政治界、学术界、智库、媒体和文化界菁英，并由统战部和解放军所属的门面单位挑选、接触，进一步以不同形式建立“友好”关系的过程。
川普(特朗普)、拜登家族都曾落入中共布局
他们接近的方法包括举办活动测试立场与态度，或从旁搜集目标的人脉、朋友和家庭成员资讯。其中，最优先的标的就是和中国有生意上的往来或是有个人关系者，包括川普（Donald Trump）、拜登（Joe Biden）、老布什家族，都是书中中共布局的例子。另外，找到有共同利益者后，中共透过外围组织挹注资源，成立新的组织推进两国合作，也是行之有年的做法，借此长期拢络政商菁英集团，包括“巴黎─上海俱乐部（Club PARIS-SHANGHAI）”、德国的“中国之桥（China-Bridge）”、加拿大的“加中贸易理事会（Canada China Business Council）”等等，都是例子。
提出存证信函要求《黑手》停止出版的英国四十八家集团，是书中最经典的案例。成立于1954年的四十八家集团，由48名意图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企业家成立，其核心使命是促进中英关系、鼓吹一带一路倡议，跟英国国会里跨政党的中国小组紧密合作。成员名单包括政商、学术菁英，如前英国首相东尼・布莱尔（Tony Blair）、前副首相麦可・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5位前英国驻北京大使、牛津和剑桥学院院长、大英博物馆主席、英国航空董事长、华为执行长和金融界的高层主管等。
四十八家集团创办人是英国商人杰克・佩利（Jack Perry），现已由其子史蒂芬担任主席，佩利家族的第三代也在集团里处理中英青年交流事务，《环球时报》在2019年还以专文赞誉佩利家族三代为中英关系付出的贡献。史蒂芬・佩利也多次登上中国国家媒体，他盛赞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称“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式民主制度，将在21世纪引领世界”，获习近平、李克强亲自颁发“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往全球延伸“农村包围城市”策略，让各国地方首长与中央唱反调
除了直攻权力中心交朋友，中共也将过往毛泽东在党内斗争时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应用在全球范围，也就是到敌人的“弱区”组织群众，再用他们来包围敌人的强区。所谓“农村”意指开发中国家，从小国转往大国。国际组织层面，中国一边加强自己在大型多边组织中的地位，把不喜欢的机制削弱，一边创设中国可以主导的平行机制。
以一个国家的范畴来看“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即为以地方包围中央，透过与一国的地方议会交流、发展姊妹市等；这样的策略意外地特别有效，其中原因之一，出自部分国家里中央政府与地方对于中国政府认知的落差。例如澳洲的维多利亚州，其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执意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声称维州将成为中国进入澳洲的门户。
书中以实例解释，当中国来客打着民间交流、与地方做生意的名号上门，地方政治人物通常不设防，即使察觉到对方根本是党的分支、带有政治意图，甚至会保持“刻意的无知”，只为自己争取政治利益。
与地方打好关系之后，中国政府就能投资战略性资产如港口、地方机场、卫星接收站、靠近军事基地的建设项目和农业建设；另一方面，也投资人脉，待未来地方官进入中央，会有更多的“回收”，或是如中美贸易战时，美国地方官员成为中国有力的支持者。
2019年8月，当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在中国媒体《新华社》、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却接连出现奥勒冈州州长、洛杉矶副市长与市长、前密苏里州州长等，对美国政策的攻击，他们论调一致地称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封锁性政策正荼毒地方生计，其中，前密苏里州州长鲍伯・霍登（Bob Holden）讲得最激烈，说农民们非常“害怕”与中国关系破裂。霍登同时也是“美国心脏地带中国协会”主席，此协会由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出资设立的中美交流基金会支持，成员来自美国各地20个州。
不只是透过媒体放话，中美贸易战时，有400位地方代表参与“美中州长合作峰会”，活动由中国对外友协主办，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还到场致词，跳过美国政府对地方使力，称要“找出共赢的机会”。时任肯塔基州州长麦特・贝文（Matt Bevin）在活动现场的发言，成为中国媒体大力放送的内容，他说只要人民能对话，一定能消除引发贸易战的怀疑与误解。峰会结束两个月，肯塔基州迎来一家中国废纸回收厂的2亿美元投资案，带来500个就业机会。
同年7月，还有“美中姊妹市长峰会”，讨论包括海上丝路、智慧城市等议题。国际姊妹城市协会副主席卡萝尔・洛佩斯（Carol Lopez）致词时说：“双方人民实在关系密切，我们相信当人与人、社区与社区之间够互相沟通交流，我们就能一起更加发展壮大。”
共同的语言是理解中国的关键，却也易被统战敍事影响
《黑手》也以一定篇幅描绘中国影响力跟着一带一路在世界造成的影响，其认为一带一路是以北京以“平等”、“共生”等语言做包装，来挑战现有区域秩序、推销不同政治体制选择及威权国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的主要工具。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模式的宣传品。对外，一带一路被包装成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模式，用“互利共赢”、“和谐共生大家庭”、“东西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等包装，但在国内，则是大谈如何在全球化和地缘战略上抢夺主导权。
当一个国家或地方政府被“友好”了，成为一带一路的一环，也就参与中共的叙事，齐力把中共所要的中国形象呈现给世界。在党的眼中，这些外国友人、一带一路的协力者，让党的企图获得正当性，成就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至2019年，签署或即将签署一带一路的60余国，人口数约占全球三分之二多。
当黑手影响的全球范围愈广、愈远，马晓月认为，民主国家应该与台湾建立更多的合作：
“作为世上被中共攻击最久、力道最强的国家，虽然脉络有所不同，但台湾对于如何对抗中共的统战、如何对应宣传战、面对系统性地渗透与颠覆等，累积的经验、对中共的理解等，对其他国家来说都有高度的参考价值。”
她认为，语言的优势让台湾成为国际民主阵营理解中国时的关键盟友，但她同时也提醒，语言也可能让台湾民众，更容易被统战叙事影响。以下为《报导者》专访马晓月摘要。
专访马晓月：阻止黑手的三个方向
报导者（以下简称报）：你在新书发表会上称，西方国家过去看不见中共的“黑手”以及其带来的负面作用，是因为三个原因造成的：对中共的“忽视”、“天真”、“错误认知”？
马晓月（以下简称马）：是，这三件事是互相相关的。我来自德国，所以这大部分指称的是西欧国家的现象。人们看不见“黑手”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完完全全地忽视中共的作为，大部分的时候除了中国研究的专家之外，这里的人一点也不关心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对中国一无所知，或是觉得那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即使发生了什么也不干自己的事。
另一方面，西欧国家普遍的现象是人们缺乏对中国的正确认知，更明确的说，人们不理解中国的专制体制（authoritarian system），而我想那就造成了我所谓的“天真”。
举例来说，如果你到波罗的海国家，虽然大部分人也不太认识中国，但从他们国家本身的近代史，他们对专治独裁的统治是有清楚理解与感受的，像是立陶宛或是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与中国来往的时候采取的方式跟态度就与西欧国家明显不同。在西欧，我们带着一种“自满”，我们国家开发程度较高、富裕的时间较长，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上我们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担负任何责任，这种自满散布在人们之间，让你对于专制政府的危险性不多做思考，脑中也没有专制的外国政权能够在国内造成破坏的任何提防，相较于其他被俄罗斯威胁侵略的欧洲国家，这是西欧国家与他们最大的差别。
对中国专制政权的缺乏认知，导致人们毫不关心、觉得什么都没发生，一切与中国政府的往来都是“无害的”、“友善的”、“双赢的”，中国的这套修辞因此轻轻松松地被接受了。当你知道中共的专制独裁是如何运作的、你理解他们的语言，就不会轻易地踏入圈套，但在这，人们直接踏了进去，因为我所说的“无知”、“天真”、“错误理解”，三个原因。
报：书中大篇幅地提到民主国家内菁英的角色，他们成为黑手伸入民主体制的盟友，这跟怎么预防或解决呢？
马：这是一道难解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们面对的情况还是比台湾简单。西方国家的商业甚至政治菁英与中国有许多的连结，深浅不一，要确保他们不对民主运作造成伤害，我们能够做的有几个方向：
第一，一个更好的《游说法》，使游说团体真正代表的利益、他们的影响，能够尽可能透明，或是特别针对外国势力的影响立法，从澳洲到美国都已经有案例可循。
第二，必须要有人持续地写、持续地盯着、努力不懈地理解现况，监督中国政府透过对其他国家政治菁英制造出的影响力，同时让这个议题拥有目光，更多人认识议题，有心人能走后门的机会就愈小。
第三，降低国家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这么做有许多好处，除了总体经济对中国的依赖降低，也重新调整了菁英的资产配置，让商业利益上直接与中国市场相关者数量下降，这么做不会完全解决问题，但有机会让为中国政府发声的人们减少。
瑞典是一个最近的例子，易利信的执行长为了自己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利益，用自己与瑞典官员的关系，传简讯给瑞典的商务部长，替华为在瑞典的生意游说。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国政府还有太多的方法施压让他国商人为中共的利益说话。
报：特别是关于立法，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在台湾，国内对此一直有许多争论、难以达成共识。
马：我同意透过立法来阻挡中国政府影响力是一件困难的事，你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你不想要用中共的方式来抵抗中共，不能演变成政治上的猎巫。但如同之前说，普遍来说，要求透明化是好的，不论是你接受的利益团体的委讬，政治人物背后的金流，或是从企业或外国政府得到的利益等，都必须纪录公开，这套法制该怎么执行、如何修订，有好的也有坏的案例，必须因地制宜。但同时也必须投入资源进行监督，透过学术研究、非政府组织、调查记者等，寻找这些利益连结，总的来说，这些作法对民主不可能是坏的，过程中尽可能把握民主的开放原则，资讯透明下展开公共讨论，强化民主社会的韧性跟力量。
报：书籍出版之后，有一些评论，回到了与中国牵制（containment）或是透过贸易交往（engage or constraint with China）的辩论中，这些评论认为此书的观点将导致其他国家无法参与中国经济成长，失去中国市场带来的获利，甚至引来制裁，将造成本国的损失。这也常是支持与中国合作、交往者的理由。你如何回应？
马：你必须实际检阅细节，真正的理解你的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到底多高，不能如口号般把“依赖中国”挂在嘴上。对德国来说，和日本、澳洲相比，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其实是低的。要检视是哪些产业仰赖中国市场？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回头路？这样的经济合作中中国是否也同样仰赖我们？他们是不是也需要这些工作机会？必须进入细节的讨论才能有策略地重塑与中国的关系，判断中国是否会报复、报复带来的影响，然后及早做准备。
从德国的例子来看，几个大型的企业集团的确仰赖中国市场，但其他人对中国市场并不真的到了仰赖的地步，继续保持跟中国的关系，除了上述的企业集团之外，对其他人并不真的有利。
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当然不是一蹴可几的，但作为国家政府，你必须尽可能及早规划避开风险，寻找一条较为安全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你已经知道依赖中国市场未来可能的风险会是什么，这是我一直试图与各方沟通的。
报：书中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国推出能够代表其利益的候选人竞选公仆的例子，你觉得民主国家该如何应对？
马：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澳洲、新西兰等有庞大中国侨民社群的地方，或是在台湾也会感受到，尽管台湾的情况是个特例。
总体而言，在西方国家，包括我在内的人们，都乐见华裔公民参与政治、成为公仆，这绝对是好事，但候选人后头如果是代表着专制政权的利益，或者与专制政权有所关联，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我认为，民主国家要求候选人揭露其与专制政权或者其相关组织的利益关系或连结，是完全合理的。在拥有大量中国侨民的国家，这个问题特别棘手，因为一旦中共的内外部组织握有了对侨民社群的影响力，开始统战工作，外部的公民团体就很难再发挥什么。换言之，组织起一个在地的、不受党的意志影响的公民团体，才是真正促进华人公民参政、展开真正公民实践的关键，但那可能就代表了必须与统战工作抗衡。
面对战狼与黑手持续进化，期待新世代挺身而出
报：在拜登政府就任之后，书中所描绘的中共统战手法或策略有起什么变化吗？未来我们将迎接什么样的局面？
马：书里面的手段跟策略，肯定将继续在世界各地上演，中国共产党会继续与各个国家不同层级的政治菁英互动，我们也会持续看到中国共产党尝试吸纳各国的商业菁英，尤其针对关键产业、关键企业，中共将持续他们的工作以维护自身利益，像是德国的汽车业、美国的金融业等。
长期而言，“黑手”将持续运作，并对美国和其盟友发动更有攻击性的行动。在中共眼中，与他们为敌的，都是毫无自我意志、被美国使唤的走狗，我们可以看见中国国家媒体发动愈加激烈的宣传战，用他们修辞诋毁敌人、说好中国故事。如果你有看中国百年党庆上习近平的发言，他们说“我们站起来了、中国站起来了！”中国自认是个强大的国家，而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声音，我认为，这样的趋势将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对中共的反扑，让更多人看见这本书所指出的实情，我想我们将见证黑手中各种手段跟意图的台面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也会不断地调整他们的做法，必须持续关注黑手的变化。
我所期待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典范，一个国家、一间公司面对黑手挺身而出提出回应，让其他人能够仿效。
报：从您2018年发布《威权进逼》的报告，到这本书的出版，作为一个在西方社会的中国研究者，社会给你什么回馈？你看到了什么改变？
马：很多面向都有了正向的变化，让我最感到挫折的还是德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他们一方面认知到中国政府有很多的问题、也感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意图，但德国政府的中国政策却依然不做出任何改变，依然是一样的说法，“我们需要中国”、“我们需要与中国交往”等等。这很大一部分与梅克尔（Angela Merkel）一直在任相关，或许随着她的卸任转机也会出现。
其他面向的挫折，例如在学术界，许多有声望、有成就的学者，不愿意面对中国政府的影响，不愿谈论这个议题，相较之下，许多年轻一代的研究员都提出批评跟见解，乐于发声，反而是有高位、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对此议题的谈论跟关注让人失望。我们只能期待新的世代在未来有机会拥有更多的影响力，让更多人理解这个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