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对“黑五类”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富有中国特色的“上访”，其实早已有之，近半个世纪前我就是一名上访者。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在一个有法可依的国度，不会有上访者如潮涌的景观；在一个欠缺法制的社会，上访又有何用！
“黑五类”失学
事情要从1964年说起。那年全国教育界雷厉风行贯彻“让地主资产阶级在文化上断子绝孙”的政策，规定中小学毕业生是否能升学，不看成绩和表现，只看“家庭出身”，比如报考大学的“政审”分为三档：“出身好”的“可以录取保密专业”；“出身不好不坏”的“可以录取一般专业”，“出身不好”的“不宜录取”。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以此类推。“不宜录取”就是“不录取”，中文的奥妙就在于一个字也可以忽悠。所谓“出身好”在“文革”中被定义为“红五类”，“出身不好”为“黑五类”，出身“不好不坏”可据此推论为“不红不黑”或“非红非黑”类。“黑五类”字面上是指“地富反坏右”，实质上涵盖一切与“阶级斗争的弦”不合拍的人并株连九族。上述政策暗箱操作到1966年“文革”兴起，大家都没得上学为止。我1965年高中毕业，歪打正着，被“不宜录取”。
我当时在重庆，重庆这两届“不宜录取”的失学青年即“文革”前老知青，被集体安置到川北大巴山以人民公社为建制的社办场战天斗地脱胎换骨。我和六十多名高初中应届毕业生一道，在原始森林中砍树、筑路、建房、种地、烧炭，白手起家办茶场。
“黑五类”不准进京
2010年，河南林县恐吓阻截民众上访的标语。
正当我们在“炼丹炉”中熬到两手脱皮长茧、双腿生疮流脓、身上虱子成堆、腹中饥肠辘辘时，最高领袖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宣告“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知青似乎天生对“革命”充满激情，哪怕偷越国境舍生忘死替人家打仗也心甘情愿。我们的心也蠢蠢欲动，听说北京有个专管知青事务的中央安置办公室，就想去为命运攸关的出身问题讨个说法。1966年9月，我和另一位女知青有幸被推选为上访代表。
此举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我们没做贼先心虚，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道穿密林，渴了喝土坑里的水，饿了吃树上的野果，徒步百多里后乘上公共汽车，一路上头都不敢抬，怕遇见熟人。直到坐上从重庆到北京的火车，才找回正常人的感觉。哪知刚进河北地界，广播里就传来刺耳的嚎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了维护首都安全，黑五类及其狗崽子必须在前方车站下车，否则绝无好下场。”接着，只见七八个首都红卫兵推搡着一个据说是“地主出身”的女乘客沿车厢批斗示众。她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吊着个翻乱的手提箱，脸色苍白无助。我和同行知青见状大惊：这车我们是下，还是不下？下吧，知青们交给的任务还没完成，回去如何交代；不下吧，又怕步那位女乘客的后尘。说时迟那时快，列车马上要进站，关键时刻，使命感占了上风。我们决定潜伏在非狗崽子中，冒着被揪出来的危险继续向首都挺进。多年后，听到电影《红高粱》里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我眼前立马浮现出当年这一幕。
到了北京，艳阳当空，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在车上硬坐了两天两夜，没睡个好觉，也没吃顿好饭，找好住处，我们便去解决肚皮问题。殊不知刚踏进餐馆，就听见喇叭里轮番播送首都红卫兵的“勒令”：“红五类坐着吃，黑五类站着吃；红五类吃馒头，黑五类吃窝窝头……”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去“对号入座”吃窝窝头倒不打紧，在大巴山有窝窝头吃就不错，可这就等于暴露了“身份”，随时可能被赶出首都。再者，我们来北京就是想搞清楚出身属于哪一类，此刻怎能决定是坐还是站，吃馒头还是吃窝窝头？最后是饥饿感逼迫我们“自欺欺人”地坐下来，用原本够吃两份窝窝头的钱，买了一份馒头分着吃，个中滋味尽在酸甜苦辣涩之外。
上访的噩梦
接连挨了两闷棍，上访结果已可预料，但后来的见闻仍远超我们的想像：在中央安置办的大门外，排着望不到头的长龙，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上访，接待人员只顾埋头记录，末了一个字的说法都没给，就叫“下一个”。我们不甘心折腾数千里满怀期待的上访就这样结束，便斗胆找到当时一位团中央副书记，又把我们的遭遇复述了一遍。他的态度很温和，使我们感到一阵久违的自尊，但他的答复却令我们寒心：“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帮不了你们啊。”我们换位思考带着对他的同情离去。
批斗《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田汉。（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院子里正批斗田汉，他和一位陪斗者被反绑着手，站在悬空4米多高、面积约两平方米的门檐上，胸前挂着黑牌，上面写着：“打倒反动文人田汉”，名字上画了个大红叉，“革命”群众的叫骂声此起彼伏在空中震荡。田汉低着头，五官和表情很模糊。后来我才知道，田汉和我祖父卢作孚是好友，抗战中是卢作孚第一个把《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在民生公司的轮船上播放，鼓舞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祖父在天之灵如果得知我和田汉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竟是在这样的场合，情何以堪！
我们的上访就在这样的噩梦中匆匆收场。由此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在一个有法可依的国度，不会有上访者如潮涌的景观；在一个欠缺法制的社会，上访又有何用！
四十年后，我们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被“断绝文化教育”的“子孙”，撰写出版了《无声的群落》上、下两部，共计两百万字，不仅为自己的出身正了名，也为民族的复兴史填补了一个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