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4日，紫禁城入口处穿着便装的警察（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
【看中国2022年1月1日讯】（接上文）离婚证也能买房子
海外的华人朋友特别是自媒体主持人，以为习近平很傻，其实不见得，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文学铁论。“文学即人学”，就是说文学就是研究人性的学问，也是坏人用来玩儿人的学问。中国古典文学有很多怎样管理国家管理人民的书籍，包括孔子的学说，《二十四史》，都是人学。毛泽东晚年，只看《二十四史》》一套书。孔子本人也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使用心术的人统治人，劳动者被人统治。习近平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胡锦涛是水利系，清华大学只是清朝为了培训赴美小留学生而设立的高中补习班。要是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他们，都是学的文科，社会科学，上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不定怎么耍全世界的人呢，包括二战后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也被耍了，所以听任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蒋介石的民国败退台湾。
习近平说“房住不炒”，就把住房问题限定为经济问题，现在暴雷的原因是炒房。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的思想限制住了，包括天天批判他的自媒体。
其实买房子不必都使用钱，一张离婚证就可以，而在中国离婚不用花钱，2003年之后，修改了婚姻法，去了婚姻登记处，不用等待审理，立刻就可以领到离婚证。
下面具体讲讲使用离婚证买房子的方法，我也是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理解了这个高招儿。
我们报社，党中央直属机关团中央下辖的中国青年报，1996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朝阳区武装部买了一个宿舍楼的使用权，朝阳区花家地金兴路14号。48套房子，24套三居室，24套二居室。具体经办人是文革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任照同志，他是90年代的党委书记。只负责具体党务比如开会学习，收党费。组织游山玩水。那时候报社党的负责人叫党组书记，是徐祝庆，最近两年才把党组书记改为党委书记，如今徐祝庆住进了团中央的部长楼。副部级待遇退休。现任的党委书记，我打官司的被告，是张坤，安徽人，与副国级退休的刘奇葆是老乡。很可能就是刘奇葆保了张坤当这个官。
1996年年底分房，先是组成分房委员会，登记申请人，打出分房名单，按照职务、工龄排队。工龄分为社内的和社外的，在本报工作一年算1.5分，在其他单位工作一年算1分。我1975年初中毕业就插队，开始算工龄，10年10分。在本报11年16.5分。
第一次出名单，我好像是第43名，大概。第二次出名单，我就突然变成了48名，也是大概，因为这个差距和变化我记得，具体的名次我记不清，毕竟过去了20多年。为什么我的名次突然后移了？因为有人加塞儿了，一个就是张可佳，一个就是唐为忠。尹家和也加入了，但是还是在我后面。他们都是离了婚来申请分房！
张可佳是报社的元老，大概1978年复刊就来了，后来报社六层的编辑部大楼的四层走廊和五层的走廊是“光荣墙”。里面有1980年前后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与报社编辑记者的合影，就有张可佳与胡锦涛的合影，所以张可佳也算胡锦涛总书记的老朋友。分房的时候，她是报社的副刊“绿”的负责人，处级干部。之前她没有报名，现在突然报名，理由是离婚了，没房子了。其实女记者都是通天人物，与男记者不是一种动物。一般情况，女方带着孩子，也不会不要房子就离婚。但是她就这样说了，分房委员会和主管领导也不会去调查，毕竟她是胡锦涛的朋友。那时候胡锦涛是国家副主席，马上就要接江泽民的班了。
她分到了一个三居室。也在1门，是101房间。
唐为忠与新华社的女记者离婚了，分数低一些，二居室，在1门202，我是402。尹家和，就是毕熙东的担儿挑，602。301是贺延光，更是胡锦涛的老朋友。1976年他就是北京一家工厂的厂长，年仅26岁。绝对是干部子弟，不然不会当厂长。毛主席定下了文革以后的干部路线：“老中青三结合”。年龄一定要分为老年中年青年三个梯队。最后进入中央、国家级领导岗位的都是这个“青”。老年和中年人一般熬不到这个阶段就该退休了。现在的李克强、习近平都得益于这个干部路线，所以李克强其实也很感激毛泽东。
贺延光带着人参加了四五运动，被抓起来，1977年平反，第二年团中央经过党中央批准，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他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之后进入报社当摄影记者。那时候胡锦涛应该是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
贺延光原来就有房子，他是干部子弟，不可能住房很紧张。他在80年代就结婚了，但是妻子死活和他离了婚，抛下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六七岁，妻子我见过，也很漂亮。她就去美国了。所以美国一直在给中国共产党施压，各种方式，不是只有特朗普和拜登的方式。但是他也要分房子，三居室。
401是海外华人都知道的“民主人士”李大同。他老婆是社科院的，好像，90年代来美国当访问学者，几年。他们就离了婚，李大同可是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你以为你来美国镀金了，我就更爱你了？他带着一个初中生女儿住了进来，我是402，我们对门儿。当时是体育记者。但是李大同毫不掩饰地看不起我，他当过两个部门的主任，学校部和科学部，同时，是在1989年六四之前，本来就要马上提拔为副总编辑了。但是因为六四没被提拔，反而降为副处级。但是他创办了冰点，东山再起。是报社的业务权威。其实他就是一个初中生，文化特别是语言水平并不高，他自己觉得很高，说六四之后被停职，自己给外面办了一个杂志，所有的工作都是一个人干。杂志水平极高，连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实际上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错了。比如当时的副总编辑陈小川就在报社一层电梯旁的评报栏贴出大字报，说李大同的“胜利凯歌”就是差错，因为凯，就是胜利的意思。这个组合重复了。
李大同很牛逼，所以不跟我说话。我在群工部当记者的时候，在某些方面也是在他之上的。比如80年代食堂饭桌子上，大家都聚在一起热烈交谈，思想的火花碰出了不少，那时候香港足球队打败中国国家队，使中国队小组没出线，球迷在工人体育场爆发骚乱，警察镇压。李大同是饭桌子上的思想领袖，说：“中国10亿人，怎么也能派出一个强队，不应该打不过香港队。”我在场，立刻脱口而出：“中国人虽多，但是过去都吃不饱，肚子都吃不饱，体质普遍差，怎么可能就出现高水平运动员？人再多也没有用。”李大同立刻哑巴了，从此恨上了我。
501是报社传达室的门卫，老两口都是。601是团中央的一个干部，应该是司局级，处级就不能在这样的地方算干部了。他老婆是中央政法大学的教师。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团中央干部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老婆有一次带着孩子敲我家门，原来是钥匙没带，进不了自己家，孩子憋不住了，要求到我家卫生间尿尿。尿完，我以为会在我家坐坐，顺便跟她聊聊天。但是政法大学的老师就是水平高，尿完，就带着孩子去大门口的传达室坐着了，就避免了和我说话，言多必失啊。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团中央干部在报社住房很紧张的情况下得到了一个三居室，报社凭什么把这套房子给他。如果共产党垮台，抓起来副部级干部徐祝庆审一审，就能搞清楚这个问题。
现在的住房制度是在共产党分房制度上建立的，分房完全是中国的特色，完全没有法律可以参照。一切都是掌权者说了算。比如外边的工龄算1分，这样报社的印刷厂工人大多是十七八岁中学毕业就进入报社的，他们就永远排在编辑记者的前面。文革中左派和毛泽东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90年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了，报社的支柱是编辑记者，但是报社就是执行社龄算1.5分的政策。不过，副总编辑以上不受此限制，提拔之后上任之后，立刻就给一套三居室。所以1989年六四之后，李克强等调六四大屠杀总司令刘华清的女婿潘岳来报社当副总编辑保护自己躲过戒严部队的追查，报社立刻给他一个三居室。中央委员、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是我在北师大的同学，在报社先当了秘书长，副局级，之后调到团中央，再之后，南京市副市长，最后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什么主任。他在报社肯定是先分了三居室。走的时候也绝对不会交房。有网友看见我前几篇文章，说我的文字是“鸡毛蒜皮”，只是自己的家事。省委书记、几千万元的房产是鸡毛蒜皮、我们家的事儿的话，请问什么才不是？希望他用自己的文章来证明。
法轮功之前中国人练什么功？练气功。1985年我进入报社前后，中国人特别是市民都练气功。1983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是占用了二姐夫妇的房子，他们在给自己看孩子的老太太家门前盖了一间，还有一棵大杨树，所以那间房子像刀把儿。这间房子在地坛公园东面，附近是国家劳动局。现在劳动局成了劳动部，另外成立一个国家人事部。共产党的机构越来越庞大，人民的负担重，北京的房子就紧张。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还写文章说“李鼎铭提建议，精兵简政，我们就接受了”，因为陕北的老百姓实在少，养活不了庞大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现在习近平搞了很多新机构，比如网信办，开支很大，高官们另外分配了公寓，住房更紧缺，地皮更稀少，他却问别人：“耕地被占用了，那么粮食怎么办？”自己犯的错，却要问别人，那儿说理去？
我那时候经常去地坛练气功。
进了报社，练气功的人更多，更虔诚。特别是副总编辑高炜和报社办公室主任李志强。这个办公室类似于办公厅，是一个部门的名字，不是0ffice的意思。省部级、中南海叫办公厅，下面的叫“办公室”。他也是正处级干部，不久就镇压了法轮功，所以李志强的官运就不好了，先是换了岗位，后来虽然还是处级，但是到退休也没有升上去，都是闲差事。他是201。
毛泽东喜欢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住的这个1号门，12户，就有5户离了婚，再要房子的。如果不离婚，就不能再要房子。所以他们是用离婚证买了房子。因为这个楼是“军事用地”，不允许买卖，只有居住权。但是如果报社人事处处长张霞的老公，一个解放军将军办妥了这个手续，就可以买卖了。就算是不能买卖，也可以出租啊。毕熙东也在这个楼有一个三居室。，他儿子毕成功是北大历史系教师，如果北大帮助他买了房子，他就不必住这个房子了。
和我一起进报社的一个女编辑叫袁晓露，比我大两岁。当时是29岁。进报社后，经常参加报社团委组织的活动，就和团委副书记刘扬睡在了一起，就怀了孕。刘扬是著名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三届”学生，就是1977年至1979年的三届入校生。她是父母离异，佩服刘扬的才华，可能也是刘洋的身体，但是刘扬在她怀孕后不要她，而与另一位团委干部结了婚。团委书记是副处级，专职，刁海峰，现在是中国共产党老龄委宣传部部长，正局级或者副部级。其他团委干部都是兼职，不算官儿。记者部副主任谢湘等就劝她刮掉孩子，说她一个人没办法带孩子。她先是因为失恋吃药自杀，之后在东直门中医院接受了谢湘等人的建议，刮掉了孩子。比今天的彭帅还冤。那时候彭帅还在上幼儿园。
她本来在《青年参考》当编辑记者，这是胡耀邦提议，为了中国青年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科学而成立的子报，我后来为这个子报翻译发表了大量的稿件。比如1988年就翻译过美国读者文摘上的《完美主义》，大意是太追求完美会阻碍人们尝试新东西，使得自己停滞不前。但是袁晓露出院不久主编梁平通知离开这个子报，这是第三个打击。梁平是国家农业部下辖的农业展览馆馆长的女儿，馆长是老干部，正局级，所以在报社也混得开。但是2005年，她刊登记者陈杰人“武汉女大学生5%卖淫”的文章，被武汉高教局告到教育部和团中央，就被停职了。不过此前的20多年，她在报社是如鱼得水。其实她没有上过大学，连夜大也没有上过，自然文化不高。但是报社提拔，一看背景靠山，二看性别，是女的就行。我这两样都不沾边，就倒霉了。
袁晓露很痴情，像今天的彭帅一样，一点也不懂得女人只有40岁之前那十几年好光阴，过了这个阶段，就每况愈下，进入更年期就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因为什么性激素都没有了。身体的代谢就出问题，就会得病，所以2015年之后她得了一场大病，做了手术，连腰都不能直了。她也在湖光中街买了一个二居室。这是后话。
1996年年底分房，她为了得到房子与人假结婚，就取得了分房的资格，就分了一个一居室。因为分房的条件必须是结婚者，从这点上看，还是符合人口学规律的，习近平连这个也不懂，光是做决议号召生二胎三胎，没有一点实惠，特别是不在住房上给予优惠，所以他的计划完全不能落实。谢湘她们是最早破坏中国人口合理增长的罪魁。现在袁晓露一个老太太自己居住，孤苦伶仃，闲极无聊，至多是玩玩儿微信朋友圈。生不如死。
刘扬最风光的时候，作为政法记者采访了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那时的发言人就是副部级，所以架子大，能专访的也很牛。但是当报告文学连载专栏的编辑时候，和另一个编辑韩磊一起收受贿赂，和副总编辑陈小川一起分赃，外地检察院来北京起赃，把他铐走了。威胁他，再不交出赃物，把你铐到我们省里去。他像张守孟一样，保护了领导陈小川，报社又保护了他。也让陈小川他们三个人交出了高级相机等赃物，检察院才放了他。经过这一闹，就不好再当记者了，就下海了。后来就玩儿石油生意，那肯定是大资本啊，小本小利怎么可能玩儿石油啊。2006年，刘扬的老婆，报社印刷厂厂长、正处级干部赵素芬也在湖光中街2号院买了大三居，2号楼，我和袁晓露都是1号楼。2号楼最豪华。刘扬家几辆好车，还雇着专职的司机兼马仔，在这个楼里应该不止一套房子。生活太惬意了。袁晓露心里得多难受啊。所以张高丽还是很讲究人性的，绝对没让彭帅受这种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