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排队接受核酸检测（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12月27日讯】（接上文）七、中国人有没有房子，首先是智商的问题
有些老北京，人真是很老实，很傻，说好听点儿，很善良。妻子的姥爷是资本家，有自己的房子，她姥姥死得早。姥爷二婚，又生了一个小舅舅，才比妻子大几岁。我们1983年结婚之前的几个月，她舅舅刚结婚。她姥姥家我们结婚后去过一次，似乎是在阜成门附近，那里很早就拆迁了。给了她舅舅一大笔钱，和一套大三居。但是岳母一分钱没要。只是分了一点银元。民国时期的钱。
可是她父母在我们恋爱的时候，拼命反对，理由是我们家没有房子。但是我有脑子啊。他们老两口最后一平方米房子也没给三个女儿留下。其实她母亲是小学老师，最应该有房子。退休金也很高，2005年之前就好几千元。但是爱吃油，炒菜永远放很多的油。人也很胖，50岁那年摔断了腿，也爱吃醋，可能骨质特别疏松，就在积水潭医院做了手术，打了钢钉和夹板，到死都没有拿出来。因为这个就更不愿意运动了。可能也因此要吃药，忘了吃，就会形成血栓。结果2005年6月就心脏病，猝死了。73岁。她父亲是山西的煤矿工人，退休回到北京，也没有房子。要是这个老解放军在公安局不出事儿，一直在北京工作，就有房子了。她大爷，父亲的哥哥，就是公安局的，估计当年一起参的军，所以肯定就有房子，还少不了。
1967年红卫兵给了我们一间房子，是里外屋的外屋。通州镇革委会的一个干部一看我们将来也会占掉里面的房子，就又给我们找了一间8.3平方米的房子，让我们搬出了红卫兵给的那间房。革委会干部的意思很明显：黑五类怎么能够住很宽裕的房子？
这种房子叫耳房，意思是像耳朵一样小，过去是大户人家的看门人、佣人一个人住的，我们是一家子人住，当然很拥挤。这个院子叫程家大院，很气派，磨砖对缝，雕梁画栋，拍过电影《革命家庭》（历史背景是上世纪20年代末期共产党搞群众运动的故事片），但是现在和通县的半个县城一起拆没了。南城的小楼及旁边的清真寺，拍过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一部反映抗战时期策反伪军的故事片，也拆了。共产党对文物、古迹根本不在乎。过去拍电影都是拍实景，现在各地的旧房子和街道都拆光了，无奈之下，中国影视界在横店等地方建立了影视城，都是搭建假的外景。从这方面也导致了影视剧千篇一律，驴唇不对马嘴，关公战秦琼。
这么小的房子，东西都放不下，我母亲就用桌子搭床，桌子底下放东西包括衣物，墙上钉钉子，支上板子放箱子。家里比火车的卧铺车厢还拥挤。
屋子的宽度是8尺多，不到3米。我大姐一个月回来一次，四五个星期日一起休。5口人每个人躺下只有1尺多的空间。都是像饭碗一样，都朝一个方向侧身躺下。不然躺不下。我也大了，跟姐姐们住，也很不方便，所以大姐一回来，我就要夹着铺盖到处找人家儿借宿。
这间房子住到了1985年我进报社。我一进报社就先去通县教育局占房子。因为我父亲单位教育局老不给他房子。他也恨我们母子没有回到老家给他做饭，对要房不积极。平反后一个春节也没有在家过过。直到母亲去世，直到他客死北京西郊宛平城，卢沟桥生产大队队部。1976年唐山大地震，把他们少年宫的房子震坏了，裂了大口子，他就在这样的房子住。少年宫正在修建新房。我带着我们夫妻的家具和刚生下一个月的孩子就住进了教育局的房子。那是3月，早春，那天还下了小雪。后来教育局就逼着我搬家，我父亲就跑了，住进了学生的家。意思是我抢占房子，与他没关系，要是拘留就拘留我。教育局不敢，他们没理。后来我通过我们报社驻北京站的记者马北北让市委统战部领导批了条子，教育局才给了我们家一间半平房，还要求我们搬出文革中得到的那间小房子。其实是给我父亲通县政协委员郭笃民解决住房，不应该收回我们娘儿几个的房子。但是我刚进入报社不愿意把事情搞大，就交了房子。我母亲作为“记者的妈”，生命最后的几年住得最宽敞。这就是她不让我去的报馆给的好处。其实报馆很牛逼。比如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王晨，副国级！原来就是光明日报群工部的主任，那个部门还给我家的房子问题出过“内参”。记者是拿着这个内参找市委领导批示的。
这个房子在通县中山街161号，是举世闻名的长安街的延长线，从天安门往东走40里地，不拐弯就到了。一直也没有拆迁，现在是大姐管着。一年前说要拆迁，那就是一大笔钱。8平方米被我变成了27平方米，按说我应该得大头。但是疯疯癫癫的三姐要跟我平分。二姐死了，她儿子也不好说。大姐倒是觉得我应该多分钱。现在拆迁的事情又搁置了。最近大姐还发牢骚：“不拆迁了，每个月我还要交400多元的房租。”我微信回复：“我出这个房租，或者4家分摊。”她不言语了，那样将来拆迁她就不能多拿钱了。
你看，毕熙东和中国青年报把我欺负成那个样子，我现在还有一块地等着拆迁分钱呢。所以，房子有没有，要看智商。
大姐应该也继承了我母亲的智商。她现在起码有3套房子，虽然连洗脸水也要留下冲厕所。她的手机是最便宜的手机卡，就是接电话都要收费，所以我现在也不能给她打电话。只能微信联系。她能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
他们夫妻在同一个厂子北京花丝镶嵌厂工作，还是一个集体所有制厂子，但是大约1985年也盖了宿舍楼，他们分了一个二居室。这个楼在著名的1000多年的燃灯塔附近，通县把这片地区，后来把整个县城都拆了，把这个地方建成了一个大公园。她通过拆迁得到了两套房，一个是二居室，一个是一居室。此前她给儿子申请到了一个经济适用房。可能就花了10万多元钱。2002年前后。那时候房价真低啊。可能还有房子，但是她不告诉我，我也不好意思问。
她没有受到计划生育的迫害，大女儿1974年出生，老二是男孩，1976年出生。她从林场调到大姐夫的花丝厂，只能去食堂，因为没有技术。食堂的大猫传染了她疾病，这时候正是孕期，所以外甥生下来就是青光眼。眼睛不好，又是男孩，也不是我母亲带着，夫妻二人使劲溺爱，这孩子就特别没出息。小学毕业考试都是抄的，大姐跟我母亲说的时候哈哈大笑，觉得占了大便宜。初中，学习就更不好了。毕业只能上技校，这样的学校都是问题少年，偷东西打架成风，外甥为了找靠山，跟着同学偷摩托车。他管望风。警察早就发现了，不管，只是跟踪。等到该收网了，赶上90年代严打，朱德的孙子都枪毙了一个，邓小平要显示铁腕，我外甥怎么能轻判？大姐找了律师，律师骗她：“没事儿，我想办法。摩托车是旧的，没多少钱，判不了几年。”但是法院就按照新车算案值，判了好几年。那年月我大姐老去远在天津郊区的监狱看望他。快60岁了还到北京当保姆挣钱。她女儿是我母亲带大的，学习好，在国家安全部的特务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的大学，是非特务专业，后来嫁到了深圳，男人是北京人，银行的家属，在深圳经商，女儿生孩子到时候，是大姐夫去伺候。外甥女后来有了香港的身份，带着唯一的女儿在香港上贵族学校。但是也特别节省，开冰箱门要控制次数，这样可以节电。
这样的外甥女早在2002年前后花了20万元在通县买了一个二居室。大姐出装修费，大姐住。省下钱就给了刑满释放又瞎又聋的外甥。进监狱的时候眼睛不好，在里面肯定受迫害，所以出狱耳朵也不行了。我出国之前大姐说过他一次，打零工，骑着电动车被人家汽车撞了，“脸摔得花瓜似的”。一般情况下，大姐都是对她儿子只字不提，因为怕我说。我是初中生最后成为副教授职称的记者退休。还是在中国青年报的迫害之下。她儿子也是初中生，但是要靠老妈养活。不过老妈给他买了经济适用房。他又找了一个河北承德的农民结婚，一条腿短，小儿麻痹症。其实有两条腿一样长的北京姑娘要嫁给他，他怕压力大，腿不一边长的农民媳妇好对付。但是因为有我大姐的智商他们活得也不错，起码不是房奴。
大姐的智商不如北京的警察，警察抓了她儿子，重判，她问警察：“他们一开始偷摩托车你们没发现吗，为什么不管？”警察说：“早就发现了，不抓——等猪养肥了再宰。”共产党的警察是把人当成肥猪的，多狠！大姐的智商不如他们。但是大姐比我岳母岳父机灵多了，所以有了三四套房子。
电影电视剧都要有背景，需要人布置，所以电影学院有布景专业，大姐无师自通。申请批准经济适用房，后来就严格了，要派人调查。大姐一听说要来人，赶紧把家里布置得很拥挤，好像和儿子住在一起。其实他儿子此时好像已经有房子了。所以她就申请到了经济适用房。
2003年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我让前妻去申请经济适用房。她跑了几次，也没有跑下来。她哪里有那个智商，连同院住的毕熙东都说不服。还拿了人家一块破手表回来了。你就是不要，也好歹能表示你的失望和愤怒吧？
大姐至今还住着女儿的房子，女儿连冰箱门都舍不得随便开，所以很讨厌她妈，觉得她妈省下钱都便宜了刑满释放、没出息的弟弟。所以母女二人关系不好。夏天的时候，她会回到小潞邑——我插队的地方现在也成了商品房小区——自己的二居室度假，那里夏天凉快，冬天冷。大姐夫爱吃肥肉，早就脑梗了，怕冷。他们在北京的这几口子，都靠大姐的智商了。但是大姐那些年不爱喝水，去我们家，我请她喝茶，永远是回答“我不渴”。所以就得了糖尿病。必须多活几年，不然那几个傻瓜就没人领导了。生活可能就出问题。远在香港的外甥女是不会关心的。不过，大姐也是反对党中央生二胎政策的，好几年前她跟我说起过：“不想让他们再要第二个孩子，要了的话，我又添了负担。”她说她还跟七八岁的孙女商量过生个弟弟妹妹的事情，孩子当然反对。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她的语气还很自豪，好像她孙女很聪明。所以说，中国人已经不是真正的中国人了。完全没有了孔子的三纲五常，还给小孩子生杀大权！长大了能不残忍吗？
我二姐插队的时候被红五类欺负成了神经病。后来回到北京城里上班也经常犯病，而且每次介绍对象，对方条件好点，她就犯病，就吹了。有一个还看上了她，我母亲却不同意。二姐也认了。其实一个人的智商不是老在一个水平上，我母亲反对我上北师大中文系，说“挣点钱都交了学费，将来怎么有钱娶媳妇”。我不听，第二年开始国家财政部负责我们的学费了。去报社母亲也反对，我也没听从。二姐不应该听我妈的话的时候听了，倒霉的是自己。
二姐1974年年底自杀上吊，因为我们家的床是桌子搭的，高，床上还有一个缝纫机，机头扣着一个防尘的纸盒子，她一勒脖子，难受，就乱踢腿，踢到了纸盒子。特别响，我就被吵醒了。坐起来，一个手托住她的脚，一个手一推，救了她。几年后她结了婚，生了外甥。因为她的病，只找到了一个小学没毕业就上班的二姐夫，二姐夫其实人不错，帮我调到北京他们的公司，这样我就顺利地上完了夜大学。但是后来二姐夫嫖娼，还打了单位领导，就被劝辞职了，说这样退休的，岁数到了可以领退休金。要是单位开除，将来就没有退休金。所以夫妻的关系也恶化了。二姐就要卖掉三环路里面，蒋宅口的二居室，去郊区买小产权的房子，可以买两套，这样就能分居了。我坚决不同意：“你原来在北京动物园对面的广东餐厅，拆没了，自己找工作，二姐夫把你调到了他们单位食堂。他被开除了，你买了这个房子，但是这个二居室当初是单位分给他的。他不把你调过来，你上哪里花几万元就能买这么便宜的房子？”二姐说我“胳膊肘朝外拐”。
她2015年死之前也拒绝见我，我就没去。我心想我救过你的命，多活了30多年，还看到了儿子的两次婚姻，第二个媳妇也怀了孕，基本上死而无憾了。除了是江泽民的部队医院做手术，输血输给她肝病病毒，导致她得了肝癌。
她也不把我救过命的事情告诉她儿子，我大姐也不告诉，这样显得大姐这个亲戚更伟大，所以现在她儿子还恨我，你说我倒霉吧？
不让她卖房子，再去买小产权的房子，等于救了第二次她。因为这两年拆小产权的房子特别凶。不让拆，就拘留。多少低级别的红二代、著名教授、画家的小产权房子都给拆了。大纪元网站也大力报道过，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共产党不在乎。二姐要是买了，拆了，北京城里就没有房子了。30年前，我作为中国青年报群众工作部的记者采访了河南一个地市级公安局的局长。谈话中他说我“法制意识很强”。我现在的理解是：和共产党打交道，要懂他们，知道他们的办事习惯和思维。共产党一直实行城市和农村二元化治理方针，农民可以盖房子自己住；市民就不能到农村买房子。许多人不信这个邪，包括我们报的一个记者，他后来调到中国改革报，国家发改委的报纸，这期间在顺义区买了一个别墅和几亩地，还种菜。没过两年，共产党收回了这样的土地使用权。他的投资就亏损了，好歹卖了点钱，再回到城里买房子，房价就很高了，他说现在的房子特别小。他退休后上了老年大学，迷恋国画和篆刻，这都要求住房面积大，但是现在他的空间肯定限制了他的爱好。他是副局级待遇，折腾半天，还不如我，就是因为不懂共产党。
二姐学习还不错，但是二姐夫文化太低，倒是水暖工的技术很好。外甥随他爸爸，不好好学习。后来上了技校，学的是修车。但是这个活又脏又累，还污染，北京的孩子都吃不了这个苦。他就不干了，自学大专，要经过自学考试才能获得文凭，英语尤其不行。二姐来我家，我说我可以教他，二姐说自己儿子找不到来望京的路，确实望京的路不正规。但是20来岁的小伙子还不能克服这点困难？二姐说“你去我家教他”。我说没有老师上门教的，坚决不去。后来外甥的文凭肯定也就没有考下来。
他初中的同学爱上了他，二人结婚了，在北京买了房子。双方出钱。女方舅舅看不起他，二人离了婚。房子也卖了，分回了钱。这样就葬送了共产党给的升值的大好机会。但是共产党还给了外甥稀有的北京市市民户口呀。他又找了一个黑龙江的个体商贩，卖珠宝。在南城的古玩城。也是离婚的，很愿意呆在北京。黑龙江冬天很冷，再说首饰珠宝还是北京好卖。共产党这些年的政策是：凡是和北京户口的结婚，无论男女，生了孩子一律可以上北京市户口。这就是一个共产党给的金矿啊。北京户口有很多福利，包括考大学分数低，找工作好找。黑龙江的女商人就看上了这一条，而且人家在燕郊之类的地方也买了一套房子。不久，二姐死了，二姐夫严重的糖尿病。2018年，我来美国的第二年二姐夫也死了，留下了三环路里面的二居室。这都是我的功劳啊，他们在燕郊还有房子。山东的沿海，好像是威海，二姐还买了一套海景房。那时候很便宜。十来万元。我待岗的时候，也觉得二姐很困难，还经常给我二姐钱。现在外甥也有三套房子。他还恨我，我真是倒霉啊。俗话说：好人没好报。说的大概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