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承诺“耕者有其田”，夺取政权后则收回农民的土地。（网络图片）
本文试图廓清父辈是怎样被共产制度愚弄，这是我对父辈的义务。
——题记
父亲刘彦虎，1924年11月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萧咀乡湾子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之后，这里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1942年，18岁的父亲参加八路军，东渡黄河在山西前线抗击日军；国共内战期间，参加延安保卫战和解放太原、西安和兰州的战役；1949年加入中共；1952年在西北军区司令部（现兰州军区）后勤部任助理员，后在兵役局（现武装部）服役；1955年被授予中尉军衔；1958年共军大裁军，父亲转业在地方政府、粮食部门工作；1970年代初始，全家下放西北农村十年；1986年父亲离休；2009年父亲遭遇暴力拆迁，险丧性命；2012年父亲88岁。
一
爷爷早逝留下的几亩薄田不足以养家餬口，父亲打小就干农活、打短工，没有上过一天学。1942年的一天，父亲在萧咀乡赶集，正逢八路军招兵买马，声称有饭吃有衣穿，于是父亲瞒着家人参加八路军。而他参加的中共部队，并不属于国共抗战国军序列第八路军的三个正规师，而是共军的独立部队。父亲像一粒沙子，糊里糊涂被吸纳进革命潮流，这一年他18岁。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曾说：感谢日本人的进入，我们才有机会扩张势力。这就明确了中共所谓革命的目标就为夺权，无关于民族独立和国土完整。费正清指出：“（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藉以在举国抗战的崭新形势下趁机扩张中共的势力。”（《美国与中国》第四版，2001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下同。P272）
吃饱肚子，是父亲那代人参加共产革命的直接动机，而中共也正是以此蛊惑并动员底层民众加入革命队伍。那个年代个人选择极度狭窄，革命成为一种无法拒绝的流行病，不惜以身家性命下赌注。夺权成功即为胜利者，个人服从党的指挥然后得到益处。而这个党当初的所谓平等、自由、尊严等革命口号，成为革命动员的手段，而不是其目标。这其实跟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利用妖术和邪教动员社会，手段是一致的，只不过共产党人拿来西方自由与民主标签，用以蒙骗社会大众。我们必须指明，共产党人仅把自由与民主当作口号来喊，而在制度层面并未有符合人性文明的设计，并且钳制、剥夺公民自由与权利有甚于它所反对并推翻的国民党政府。他们将民主抽象为党内民主。所谓党内民主，那不叫民主，而是政党利益共同体服从个人权力意志的表决；人民始终是被权力奴役的对象，而不是分享并主宰权力的主体。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反动。民主是国家“主权归民”、人民通过全民投票让渡部分权力组建政府而实施多数人统治，并尊重少数人利益的制度安排。
父亲与他的战友，在蛮荒的黄土高原驰骋。他们常以炒面果腹（用小麦黄豆等炒熟、磨粉，用水搅拌成糊状而食）。即使到“抗美援朝”，志愿军也是以炒面作为军粮。父亲说，战争期间随时会断粮，饿肚子是常事。
国民政府非经全民选举产生，因此共产党的造反和革命便被赋予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共产党造反的唯一目标就是夺权，只要能夺得权力，哪怕血流成河，任何手段都被虚构为崇高的革命意义。幸存者成为权力统治者或维持权力运转的无数螺丝钉，然后权力变成维稳控制、贪腐自肥和阶级斗争互害机制，并伴随着领袖独裁，与当初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员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个人自由、政治权利和个人私产被限制和剥夺，所谓民主协商机制、人民当家作主都成为空头支票。
八路军地方部队与国军制造摩擦，专干抢占地盘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区”的绿林营生。国军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决战，部分在黄河以东抗击日军西进，捍卫国土；共军以实力和地盘最大化作为抗战目标，当然也有小规模的游击抗日。这个时期，父亲所在的部队，在陕甘宁边区西南边缘的游击地带，与“西北王”马家军展开拉锯战。国共红白两区，在此犬牙交错。
父亲偶尔会给我们讲故事。在庆城县赤城争夺战中，他们一股八路军被马家军骑兵包围在城墙围子里。马家军骑着高头大马，挥舞大刀，轮番冲击。八路军不支，突围出城。父亲扛着掷弹筒奉命在后掩护。等打光炮弹，从城墙上翻跳下来，马家军骑兵已从西门旋风般冲进城墙。背后马蹄哒哒，杀声震天，眼看大刀就要落在头上，父亲侧身用掷弹筒架住砍刀，就势滚落黄土沟，才留下性命。
二
中共军队固然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但军粮和军服摊派，让贫困的西北老百姓不堪重负。部队下达每户的军鞋任务，老百姓根本没布料完成，于是用玉米棒包皮填充鞋底做鞋充数。这种鞋子很快就会破损，父亲与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取下绑腿裹脚，几乎赤脚在雪地里行军作战。
黄仁宇分析蒋败毛胜原因：蒋介石仅完成作为独立国家的高层军政权力架构，广阔的乡村仍被地方军阀割据，严格讲蒋介石并未统一中国；毛泽东通过土地革命，收买工农，及时完成基层权力建设，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得政权。汉纳･阿伦特将社会主义斯大林与纳粹希特勒等同，她使用“共产极权”描述全球共产社会主义实践的残暴与独裁。中共取得基层政权，正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暴力手段，切断乡村自治和乡绅耕读传家的自然人文格局。中共取胜还在于竖起共产主义乌托邦天梯，自己踩在土地上，以美好的未来做诱惑，将人等同于低等动物驱使、将人体能量发挥到极致，让人们攀爬上毫无尽头的虚幻天梯，然后数百万、成千万地献身死亡，最后换来的却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一旦邪恶思想与战争结合，人类将万劫不复。
中共早期承诺“耕者有其田”，动员民众夺取政权，极有可能在“耕者无其田”、“居者无其屋”的谎言中结束统治——中国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城市居民商品房只有建筑所有权却无楼下土地所有权。所谓宪法权利“主权归民”实质是“主权归政府”。这不仅违宪、违背民意，而且触犯天条。实际上中共自1927年南昌和秋收起义之后，朱德与毛泽东建立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也就预示着中共作为小农意识浓厚的组织，对土地和财富天然具有侵占欲，颇得历朝农民起义的真传。
“朱毛”在井冈山踞险称王，尽管出于生存需要，但靠武装暴力收编地方武装，打破了当地原有社会秩序；后期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排挤、迫害建立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如出一辙。费正清评价：“毛在那里（井冈山）集结了叛乱力量的源泉即人力和粮食。”、“红军作为政党的阶级队伍，（在苏维埃政权）尤其享有特权。为了确立政治控制，他们既采取古老的农民起义方式，又以阶级斗争名义，用暴力重新分配了土地。”（《美国与中国》，P268、269）。中共建政后，将私人土地和住房全部收归国有（实为政府所有）。近年遍布城乡的暴征血拆，同样都是对土地与财富的贪婪掠夺和疯狂占有，近乎于公开抢劫，这在暴政逻辑上前后是一致的。
当需要普通工农打江山时，中共跟工农站在一起，化身为工农的一分子；当夺权成功，工农便被抛弃，曾经承诺的自由和土地等统统反悔；曾经承诺解放全人类，结果首先通过频密的政治运动将自己的同志抛弃和消灭。革命的过程，不光血腥暴力，而且贯穿着等级制度。那些居于权势金字塔顶者，被认为是最为可靠和忠诚的同志，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自授权位，同时享有婚配的性特权。性混乱，多婚，子女被送往苏联避难并接受良好教育。中共高层的性特权，不仅表现在对中低层官兵实行禁欲主义，而且映射出封建特权阶层的男权思维，这跟后来他们建立的共和国靠暴力实行人治，一脉相承。在夺权时，许诺民主，夺权后，实行专制，这是共产极权的最大特色之一。
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个人才智，在杀戮——夺权——统治——权力倾轧的敌我不安全感中虚耗，而不是造福国家、服务社会、保障民权。用权利制约权力，将统治者关进笼子驯服，今日的台湾就是如此，中国大陆一定也有这一天。
普通工农卖命者，没有这种特权，死后连名字都不会留下。没有比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冷血的革命记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生命成就虚假的集体记忆，少数中共高级官员对应着数百万死亡的无名集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践踏着无数同志的尸体，登上天安门城楼，竟然舍不得记载那些倒下的同志姓名，并在夺权后抚恤他们的亲属。不仅不会抚恤死者，反而把那些幸存战友，通过政治运动一个个消灭。
中共党旗确实是血染的，不仅有同志的鲜血，而且还有被称为敌人的人的鲜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共迷信暴力最为赤裸裸的证词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