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下岗潮（网络图片）
三
我是198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某国营军工企业，1998年下岗，应该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前半部。
说个重点，98年下岗时发的是“失业证”，拿到失业证时，我哈哈大笑，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在见证历史！
到企业后第一年是实习，我学的是机械专业，在车间开了一年车床，那时的国营企业对本科大学生是相当重视的，车间给我配的师傅是车间技术最好的，就是在厂子里也是有名的，一年后转正，分到技术科。
我师傅的技术好到什么程度呢？师傅不在的时候，小师弟给我讲师傅的过去。大概是严打后期，师傅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但那时不叫错误，叫“流氓罪”，判刑两年。服刑一年后，生产厂长和车间主任去监狱取人，理由是工厂任务紧，需要这样技术好的工人回去干活，监狱坚决不放人，师傅技术好，在监狱的厂子里面也是大拿，平时吃香喝辣，但绝不减刑，必须干满两年。
车间实习的一年，看到企业的状况，内心很是失望，各种人浮于事、扯皮推诿，中越停战，军工品日渐萎缩，民用品开发不适应市场，如果一直在国企干的话，几乎一眼就看到底，个人没有前途，企业没有希望。
转正后，一次和女朋友约会的时候，我说我要考研究生，女朋友只是抱着我，头埋在我的怀里，一句话也不说。我们都明白，考研究生就意味着分手，就要放弃这份感情，我那时是真年轻啊！觉得男人就要有担当，我咬咬牙说：不考了，结婚吧！
那个时候国家有政策，叫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本科大学生毕业，只要结婚，厂子分房就能排上号，我九零年底结婚，九一年厂子分房，分到一间30坪的小单间，条件一般，但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装修房子时的一件小事让我心中冰凉，实习时车间里的一个师兄，恰好成了邻居，他说：兄弟，装修房子缺啥工具说话，厂子有的，咱有，厂子没有的，咱也有。到师兄家，看着工具，我知道这些工具没有自己买的，这和上学时所认知的工人阶级不太一样，后来知道这是普遍状况，只是拿多少的问题，至于企业以后会怎样？没人考虑。
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在技术科，一天的活可以一个礼拜去干，剩下有大把的时间，用来吹牛、干自己的私事儿，我以计算机程序员水平考试为目标，自学编程。
企业看不到前途，我不能跟它耗下去，93年，通过了程序员水平考试，计划去外面招聘。不巧的是，一个平时处的不错的同事，当上了中层干部，让我支持他再干上几年，碍于面子，也是希望能干出点事儿来，继续在企业干吧。
两年时间，又让我见识了派系斗争、贪污、受贿，95年8月中层干部改选，我提出停薪留职，手续办理的很快。月底通过社会招聘进入了一家软件开发公司，从程序员干起，月薪一千，在工厂时，我的基本工资是150元左右，到手215元。从事软件开发第二年，除开发工作外还做些管理工作，工资涨到每月2000元。
98年，厂子里传来消息，下岗。回厂了解情况，下岗是有选择的，可直接下岗，也可以选择先厂里下岗，厂子发基本工资；两年后，厂子景气的话可重新上岗，继续不景气的话，再社会下岗；呵呵，能景气吗？
“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国家自然有国家领导去想，我能把我自己想明白就不错了。但后半句是我的心声，快点让我下岗吧。大厦将倾，我能选择的只有快速离开。
下岗手续办理很快，劳动关系转到区劳动局。我接到区劳动局通知，政府拨款为下岗职工提供一个月的免费技能培训，技能有厨师、按摩等等（其他的都没记住），填表时，我填了厨师，心想正好学学做饭。交到劳动局职员手里的时候，职员有些为难，说：“学厨师的设备我们有，可材料你要自己备，就是自己买肉、买土豆、茄子，练刀功，很麻烦，你不如学按摩吧。”呵，对我来说学啥都是走过场，那就学按摩吧。
培训班第一天开课，一屋子几十位30、40岁的下岗职工，都是女的，就我一个男的，老师倒也没客气，让我当班长。下课后跟老师请假，说家里有事，不能来培训了，实际是我的程序刚测试完，bug还没改完呢。
一个月后接到通知，培训结束让我去领技能证，就看了第一天的视频，了解了按摩手法的几个流派，我就具备了按摩技能？后来知道，按摩培训班就是劳动局自己开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至于能学到什么东西，看悟性吧！也不知道政府为每个下岗职工拨了多少钱？
下岗后每个月领187元的失业救济金，99年中共国庆阅兵后，又增加了50元，237元，一共领了两年，大概4千元左右，我和国企彻底没了关系。
下岗后的情况，同事中，先说干部（那时工人和干部还是分得很清晰的，大学生毕业就属于干部），一部分在下岗前调离了企业，通过各种关系进入银行、公检法、税务等公务员序列，起码也能混得上事业编（那时候能进入军工企业，有些人的社会关系还是挺硬），一部分社会招聘进入私企，一部分留在了企业，比例大概是333分。留在企业的，以后也陆续下岗，6000人的大厂，去年了解，只剩下不到百人，守着厂房和专用线，出租维持。
工人的情况复杂一些，技术好的到开发区在私企打工，剩下的可以说干什么的都有。一次买家具的时候，在家具城外面遇到了装修时借我工具的师兄，拉板车送货。
后来和我师傅一起喝酒，了解了车间的一些情况，我实习的时候，车间主任就在外面开了个小加工厂，联系到的加工活，赚钱的自己干，不赚钱的车间干，甚至有些加工件过大过长的话，直接在车间干，给干活的师傅点加班费，就算自己加工厂干的，我师傅有时也在车间主任的小加工厂为他干些有难度的活。听到这些，我只能是长叹一口气，喝酒！
我师傅技术好，到哪都是技术骨干，下岗后去了开发区一家工厂。
2000年，我新买了房，搬走后，好多同事就渐渐没了消息。
再说说我的同学，有一批同学和我同一时间段相继下岗，一部分出国，一部分留在国内，比例大概是55开。出国的，一半在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另一半在加拿大。国内的，一部分留在当地，进入私企，一部分南下，广州、深圳，其中一个同学，2000年左右联系的时候，在深圳台企，已经进入管理层，他当时说，深圳缺少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
网上有人说他的父亲大学毕业后国企下岗，没有房子，只能当临时工，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无法下结论，但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毕竟我所了解，企业分房是照顾大学生的，那个时候，经济高速发展，社会上是缺人的，尤其是改革前沿的南方，缺有技能的人。
在下岗大潮中，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企业下岗的行政人员和做辅助工作的工人，无一计之长，他们再就业，实在是太困难了，尤其是一些离异的女工，说出来都是血和泪，有些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社会在剧烈变革时，总有人为这个变革付出代价。中共搞土改时付出代价的是地主、富农；中共搞文革中付出代价的是走资派和右派；中共搞下岗时付出代价的是底层劳动者。目前经济增速下滑已成趋势，又该什么人要为此付出代价？什么时候能让中共付出代价？
四
作为原来的工厂子弟，手头的故事实在太多，父母现在还住在当年的厂区里，96年最后集资建造的筒子楼，60平米的小两室。为此二老一直很庆幸，自觉沾了国企的最后一点余晖。
2000年，工厂倒闭，那年父亲52岁，开始出门打散工。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总是一身水泥味。母亲则挑担出门卖菜。很多个无人的夜晚，我和姐姐就这么战战兢兢的一直盯着电视。
当年更多的年轻工人，选择去往沿海，父母年纪大了，也放不下两个孩子，留守家乡。
02年的时候，玩伴的母亲投缳自尽，他家住二楼，尸体就晃晃悠悠的挂在他家洗手间的排水管上，全厂围观。
04年的时候，另一个玩伴从深圳回来，厂里原本风传他家在那边风声水起，后来一问，他爸生意失败，身陷囹圄，他母亲跟一个台湾人跑了。
同年，厂里开始流传有人在外面做起皮肉勾当。
06年，楼上读初二的男生，因为打架斗殴，被刺死在大街上。他那得了尿毒症的父亲哭了整整两天，隔墙可闻。他母亲改嫁多年，回来的时候，带着一个精致的小女孩，养尊处优。
08年，父亲60岁，工地已经不愿接受，他开始闲赋在家，做些补贴家用的小什记，母亲那时在车站喊客坐车，即汽车站前常被驱赶的那一类中年妇女。
直至姐姐结婚生子，我也大学毕业。
幸福的人大体趋同，不幸的人各有心酸。我家也算幸运了，虽然贫苦，好歹健康。有很多人，很多家庭，已经被时代悄然埋葬。
时至今日，工厂已然住户寥寥，所存者，大多已是垂垂老人。再过些年，这些亲历者们就将成为历史书上短小精练的一句总结：“xx年，国企改制”。
时代有它的残酷性，论起来，父亲总是不以为然，他小时候受过三年饥荒，年轻时见过文革，按他说的，人生本来就不容易。只是偶尔，他才会在厂区的断壁残垣里蹰蹰独步，眼睛里氲出些怅然。
我也曾经和许多人讨论过那个时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总带着股“何不食肉糜”的“天真”，我也不愿带着太多戾气，
五
我爸妈原来是一个厂子的，我妈是检验科副科长，我爸是机修车间维修班班长，他们厂子是98年彻底黄的。
我妈这年38岁，有学历，有专业，去了同行业的外企，工资从800涨到1700，在外企先后做过市场部、客服部、办公室负责人，总体来说不错。
我爸这年41岁，最后关头办调动去了区房管局下属的电梯管理所，后来嫌事业单位还不如厂子里，干脆辞职，凭着电工瓦工一堆证去了私营物业公司，从工程部经理一直干到项目经理，带500多人管一栋5A级写字楼。
我爸的两个好兄弟，一个自己开修理厂，加倒腾二手车，混出一家4S店；另一个也是去了外企，做销售，03年一个月就能挣5000块钱。
可是大多数人不是这样，多数人没技术，没学历，他们下岗以后，拿着买断工龄的两三万块钱，男的最好结局是赁一辆出租车去拉活，女的最好结局是在街道办找份打扫卫生或是发耗子药的临时工。
次一点的，可以穿个黄外套，戴小黄帽，摇个小旗在路口和公交车站维持秩序，或是在地铁站里负责推人上车。
开个报刊亭？那是有关系的人干的。
这代人（中共建政49年左右生人），生下来长身体的时候赶上所谓的“自然灾害”，该上学了老师被打倒了，书没念几年就去修理地球，回城找个工作四十多岁让你下岗，好不容易熬到六十多岁退休，逛个公园跳个舞，还得被骂“坏人变老了”。
而他们的子女就是我们80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