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这一位“中国最博学之人”，在文革期间遭遇迫害而辞世。（绘图：Winnie Wang/看中国）
他，没有博士文凭，却因学贯中西，通晓包括梵文、西夏文与突厥文等十几种语言，而被誉为“中国最博学之人”，且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就是一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代大师陈寅恪。令人惋惜的是，这一位博学大师晚年却遭遇文革浩劫，身家性命无处安顿。最终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在红卫兵的迫害之下彻底崩溃，逝世前一日说道：“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中国在民国时期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不只学问深厚，还被称为是有“风骨”、“好玩”的人，而他们对世事也经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陈寅恪在这一群人中，丝毫不逊色。对中国现当代学术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知道他是一位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人，其拥有的学问，被赞叹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的学识与其家庭背景密不可分。
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祖籍江西义宁。他是晚清大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之孙。陈寅恪的祖父两代都倡导新政，父亲陈三立还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除了教授四书、五经，还开设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现代化课程。
聪慧好学的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的薰陶下，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长大后又先后留学日本与欧美多国，通晓二十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不过，颇具意味的是，他一生中竟没拿过一张文凭。曾有人就此事询问陈寅恪，而他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在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别的知识了。
幸好当时的中国相对开放，也尊重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凭的陈寅恪并没有明珠暗投。1925年，清华要办中国最好的国学研究院，第一件事，就是要请一流的学者来当导师。负责国学院筹备工作的吴宓，很快就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三位知名的导师，并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陈寅恪。
曹云祥从未听说过陈寅恪这个名字，遂去问梁启超说，“这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说，“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得到回答，“也没有著作。”
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听，竟急了，说道：“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
最终，陈寅恪被破格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而他的第一堂课，也让学生们印象深刻。他给学生们送上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这是什么意思呢？学生们交头接耳，做出不同解读。大家静下来之后，陈寅恪揭开了谜底。原来，“南海圣人”指的是康有为，作为他的弟子梁启超的学生，自然就成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而王国维曾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王国维的学生也就成了大清皇帝的同学了。
陈寅恪讲历史，不仅脉络清晰，还善于挖掘细节，再加上他个人独到的见解，总让人耳目一新。前来听课的除了清华的学生，还有专程赶来的北大等院校的学生，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都慕名而来。久而久之，陈寅恪的学问就在学界出了名，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提到陈寅恪，大陆学者吴洪森还有自己的观点。他在《平生所学唯余骨》一文中说，人们大都只注意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和天才记忆，这些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而忽略了他身上读书人人人可以学的东西，那就是风骨，也就是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时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出日金40万元委任他创办东方文学院，他断然拒绝。
第二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寅恪没有登上蒋介石“抢救学人”的专机，而是留在大陆继续做学术研究。面对中共政权，他依然努力挺直脊梁。
1953年，毛泽东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增设三个研究所，提议郭沫若任远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和范文澜马上赴任，唯有陈寅恪不为所动，继续在广东中山大学教书。当时，经常有北京的说客来请，包括他的得意门生、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籛。
1953年11月，汪籛怀揣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来到陈寅恪家，以为势在必得。不料，陈寅恪却答复说，“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又说，“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他对赴任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出一张允许证明书，作为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最后，去北京赴任的事不了了之。
几年后，中共掀起了摧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陈寅恪虽然受到批判，但时任中南第一书记陶铸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在陶铸的关照下，陈寅恪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生活。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陶铸被打倒了。已经76岁的陈寅恪同样面临劫难，最终被迫害致死。
根据《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记载，同一年，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们就把矛头对准了陈寅恪这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对他扣上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是“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大帽子。
陈寅恪的助手随后被赶走，护士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校园内，陈家居住了十六年的东南区一号二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就像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更为恐怖的是，大字报逐渐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是陈寅恪的衣服上。面对此情此景，陈寅恪夫人唐筼哀叹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疯狂的造反派们还对陈寅恪抄家，查封书籍，抢走手稿，由于当时的中山大学还流传说“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造反派抓住这一点，竟将陈寅恪拖下病床，强迫他背诵毛语录，若不肯背或有一句背错，就对他辱骂毒打。
造反派还想出毒计，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在陈寅恪的窗前屋后，说是让他听取革命群众的怒吼之声。见到患有严重失眠症和心脏病的陈寅恪受不了这些嚎叫，难受得在床上抱头打滚，造反派们更兴奋了，干脆把高音喇叭绑在陈寅恪的床头上。不一会儿，陈家两位老人就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正月，陈家被迫搬进四面透风的平房。陈寅恪当时变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其两位女儿则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只有革命委员会和“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会派人上门察看。少数亲友偷偷登门探望时，见到陈寅恪躺在床上说不出话，但眼角不断流出泪水来。
1969年10月7日清晨5点30分，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在心力衰竭、肠梗阻和肠麻痹的病痛中含冤去世。一个多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在文革那样造反与暴动均有理的恐怖年代，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就这样逝去，其实很常见。
三百年难得一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此远去，此实属中国文坛之大不幸也，他终止了无尽的苦难，而现在人们真正认清中共历年造下的深重罪孽则已正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