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将酒、诗、琴，视作“北窗三友”，而他的诗作有一大半都跟酒有关。（绘图：志清/看中国）
一般来说，不懂酒者，无诗；不好酒者，无好诗；不善于在酒中觅得诗魂诗魄者，诗人的想像翅膀，也难以高高飞翔起来。白居易将酒、诗、琴，视作“北窗三友”，可是，在他的诗集中，写琴的诗，其实是屈指可数的，而写酒的诗，却比比皆是。他的全部诗歌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与酒有关。此种现象让人开始思索，诗人对于酒的这一份眷恋，这一份陶醉，这一份情有独钟，是否与《旧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新唐书》称：“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的籍贯，有些什么联系？
从古至今，山西是出好酒的省份，所谓“河东桑落酒，三晋多佳醪”，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其丰沛富庶的天然资源，与其传统风格的酿造技术，与其历史悠久的地域文化相辅相成。唐代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列举盛唐时期享誉域内的名酒时，河东桑落酒与剑南烧春并列。
白居易饮过的桑落酒，当代人是很难再有此口福了，但近代中国，山西的酒，总是榜上有名。其实我之饮酒，不能满觞，大有苏东坡《题子明诗后》一文中所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的意思。蕉叶，是一种浅底酒杯，容量不大。我就是属于这类愿意喝一点酒，但酒量有限，喝得不多，决非主力的酒友，可是却很愿意在席间，在桌上，在小酒馆里，在只有一把花生米，一个搪瓷缸子，席地而坐，看朋友喝酒，听朋友聊天。尤其喜欢西汉杨恽所作《报孙会宗书》，向往那“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呜呜”的激情，期待能够抒发出自己胸中块垒的热烈场面。
1957年，我当了“右派”后，发配去劳动改造的第一站，就在贯穿豫西北和晋东南的铁路新线工地上。河南这边，山极高，极陡，极荒凉，山西那边，地极干，极旱，极贫瘠。那时，劳累一天以后，铁路供应站卖的那种散酒，喝上两口，放头大睡，曾经是解乏兼之忘掉一切屈辱痛苦的绝妙方剂。起初，瓶装的山西名酒，还在货架上放着，颇引得爱酒的我嘴馋。但打成右派，工资锐减，养家糊口，哪敢奢侈，也就只能远远看上一眼，聊过酒瘾而已。
身在晋地而不饮晋酒，心中总有一点欠缺的感觉。
到了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物资供应渐显匮乏之际，别说瓶酒，连散酒也难以为继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记不得是属长治市管，还是归长子县管的两地交界处的小镇上，一家已经没有什么货品可卖，只摆放着牙膏、牙刷的供销社里，居然在货柜底下，我发现还放着一瓶商标残损的名酒。我倾囊倒箧，连硬币都凑上，将这瓶酒拿到手。对着冬日的太阳，那琼浆玉液的澄澈透明，当时，我的心真是醉了。
将佳酿带回到工棚，与我那些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友们共用。冬天，晋东南的丘陵地带，夜里干冷干冷，寒号鸟叫得人心发怵，帐篷里尽管生着炉子，也不免寒气逼人。不过，这瓶酒，却经过一只只手握过来，透出温馨，透出暖意，尤其后来打开瓶，酒香顷刻间将帐篷塞满，那时，尽管酒未沾唇，我的这些工友们先就醉成一片了。
有人从炊事班讨来一些老腌咸菜，蔓菁疙瘩，一个个吃得那么香，喝得那么那么美，成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回味不尽的话题——不过只是一瓶酒，却能焕发出人们心头的热。
他们知道那时的我是右派，也知道我曾经是作家，而且因为写什幺小说，被打下来的。于是有人问，老李，你不是说过好诗如好酒，好酒如好诗么？你不来上一首？
我一愣，我还有诗吗？我灵魂深处还能发掘出来一星半点的诗意吗？
尽管我马上想起来白居易的“唯当饮美酒，终日陶陶醉”的诗句，可我却“陶陶然”不起来，尽管那倒在杯子里的酒，芬芳扑鼻，馨香无比，其味佳醇，其韵悠远，但那种政治境况下的我，唯有愁肠百结，只剩满腹悲怆，竟一句诗也写不出来。
不过，我倒也并不遗憾，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那瓶使人们心头熊熊燃起来的好酒，那一张张把我当做朋友的脸，在我的全部记忆中，却是最最难忘的一首最好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