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死后，中共发动批林批孔运动。（网络图片）
我们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六七年，同去的知青有的待了十来年，还有的扎根当地，直到今天。在那一页页的回忆中，常常袭上我们心头的，就是我们连的那些“反革命”。真的，而且还不少，就在我经历的六年中，前前后后一共出了七个。大家都在口口声声地声讨“林贼”（林彪），赶车的职工樊庆远却莫名其妙地冒出几句“毛贼”。这些朴实的老职工啊，他们不懂什么政治，可是政治却把他们送上绝路。
俗话说，“天高皇帝远”，远离北京数千里，那种令我们有些厌倦的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淡了许多。没有武斗，也没有造反派组织。但是，在那个“突出政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的年代，哪个地方可以逃脱厄运呢？是啊，只要你有点个性，或者一不留神，就会带上这个可怕的光环，让你的命运就此改变。
遗留的反革命：王廷举
我们被分配在绥滨农场第三生产队，后来改为建设兵团时叫九团八连。不久的一天，连里安排我们在连部附近挖土，和我们一起干活的是一位老职工（我们对知青来之前的农场职工的称呼），叫王廷举。什么？！“王连举”？！我们都笑起来，谁都知道，王连举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叛徒，他俩就差一个字。连里领导说，你们别笑了，王廷举就是反革命，还是现行的。你们要好好监督他劳动。
我们警觉起来，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子绷紧了。
“现行反革命”看起来三十来岁，怎么当了反革命呢？在北京搞文革时，我们见过不少“反革命”，也亲自斗过“反革命”，所以并不觉得神秘。一边干活，就一边与王廷举聊天，加上以后侧面打听，才知道了这个“反革命”的来历。
原来，在那个处处都是“红海洋”的时代，人人都必须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政治道具，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学习甚至吃饭都离不开它。一次，王廷举漫不经心地翻看这本小书，并且拿支笔随意写划着。他想起毛泽东的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就试图把他写下来。但他文化水平不高，写到“四海……”就不知道“翻”怎么写了，写成了“反、反、反……”，倒霉的是，他接着写了诗句作者的名字：毛泽东。连在一起，成了一句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这还了得！王廷举理所当然地成了现行反革命。他面临的，必然是调换工作（只能干“黑五类”干的活）、监督劳动和无休止的批斗……
可爱的车老板上吊了
“快来人哪，樊庆远上吊了！”一天清晨我刚起来，就听到这声嘶哑的叫喊。我不顾一切地向远处的旧猪舍跑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吊死的人，不敢细看，和一起跑来的人们合力把他从房梁上放下来，人已经冰凉了。
樊庆远，我们连里赶大车的，东北叫车老板儿，四十多岁，人朴实中带点小聪明，外号“饭桶”，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
1971年9月13日凌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是从一位回家的北京知青来信中猜到这件事的。他信中说，北京近来气候异常，而且，信的结尾只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却没有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我们几位要好的知青紧张而又神秘地私下猜测和传播，讨论着中国的命运。不知怎的，又被团部政治处知道了，找我们谈话——总之，不要传谣。
两三个月后，“谣言”终于被证实了。从上到下开始传达林彪谋害毛主席、抢班夺权、仓皇出逃、最后摔死的罪证，开展声讨批判。
喊惯了“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基层百姓们一下子蒙了，整个连里气氛都慌慌的，好像坐标都反了，弄不清怎么回事。有人问：“谁？！是不是×彪啊？”记得第一次大会批判，大车班班长、优秀党员李昌明首先发言，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个，这个，林彪同志——”发现说错了，又不知怎么改。台下木然而又哗然。
樊庆远的祸可闯大了。小组会上，大家都在口口声声地声讨“林贼”，他却莫名其妙地冒出几句“蟊（毛）贼”。据说有人提醒他，他还接着说。事后大家议论，好像是他那天喝多了酒。学习小组长（一位上海知青）在连里召开的汇报会上说了此事。不由分说，马上揪出来，谁敢掩盖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啊！
除了批斗，立即把他从大车班这样重要的岗位上换下来，调到农工班在场院上监督劳动。
樊庆远死后，有人回忆说：老樊前些天曾问道：这个扬场机的电路是不是一摸就电死啊？
就这样，糊里糊涂，老樊去了。朴实的老职工啊，他们不懂什么政治，可是政治却把他们送上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