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去年9月有网民于九龙油尖旺一带发起游行，抗议“港版国安法”，港警拘捕了至少289人。（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7月31日讯】今年七一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周年。香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人程翔撰文总结国安法对香港造成的五个历史性大改变。在上文中，他分析第一、二个变化，包括香港由难民避难所成为难民输出地等。在最新一篇文章中，他继续讨论其他三个变化。
国安法对香港造成的五个历史性大改变：
一、香港从原来大陆异见人士的政治避难所变成向世界各地输出政治难民的地方。
二、香港从原来人人享有安全感的地方变成没有安全感。
三、香港从本来华人地区最自由的地方变成同大陆一样政治绝不自由。
四、香港从原本全世界公认法治最健全的地方变成法治岌岌可危的地方。
五、香港社会从本来强调制度理性变成强调政治正确、政治压倒一切。
程翔指，历史上香港是华人社会中最自由的地区。从制度上看，回归前的香港，自由近乎完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密尔顿‧费尔德曼（Milton Friedman）有句名言：“要知道自由市场是怎么运作的，香港就是你要去的地方”，这是他在1980年拍摄电视系列片 Free to Choose （选择的自由）时，其中一集的开场白。
费尔德曼在1984年倡议成立“经济自由指数”，在其后的35年里，香港每年都评为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方。他指出经济自由不但是社会繁荣的基础，更是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和人文自由（human freedom）的基础。
最自由地方变得不自由
因为拥有“近乎完美”的经济自由，因此当年香港成为全球政治、人文最自由的地区。未回归后，香港作为雄居世界最自由体制的地位开始陨落。今年3月，美国传统基金会索性取消香港被评选的资格，理由是香港政府已经愈来愈听命于北京，自由不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
程翔说，身在香港的人最能感受香港逐渐逝去的自由。以前香港是大陆和台湾两地禁书的集中地，两岸政府各自禁止出版发行的书籍都可以在香港买到（台湾民主化以后禁书不再，但大陆仍然禁书不绝）。国安法实施后，大量书籍被要求从公共图书馆要下架，针对的不仅仅是内容，更是作者。例如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被控违反国安法，他的所有书籍都被当局下架，包括和政治无关的生活类书籍。
程翔指，港府在香港禁书只是整个意识形态失去自由的一个表现，更严重的是香港失去“不接受洗脑”的自由。今年有香港幼稚园就出现“升旗”培训，小朋友就被迫学习解放军的升旗步操和仪式，程翔感叹，香港享受了没有共产党的70年自由，想不到如此要重复国人自小被“洗脑”的厄运。
法治最健全变成法治岌岌可危
国安法对香港法治的冲击绝对不可低估。程翔表示：第一、这个法律具有凌驾性，任何香港现行的法律与之抵触时，要以国安法为准，而法律的解释权在北京。这就意味着北京自此可以任意改变香港任何法律。第二、国安法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不受任何机构或个人监督，这表示案件一旦被冠以国安法罪名，则原有普通法下任何保护被告法律权利的制度都“被作废”。第三，国安法无远弗届，不但拥有域外管辖权，还给各行各业都套上一个金箍咒，令到整个社会都要谨言慎行，步步为营，否则随时可以触犯红网。
过去香港可谓全球法治最健全的地区，这样成就了香港，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程翔指，虽中共自诩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惟始终不成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社会对大陆的法治缺乏信心。
7月16日，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与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警示，提醒在香港营运或与遭制裁单位有接触的美企，可能面临四大风险，包括国安法相关风险、资讯隐私风险、重要商业资讯透明与取得风险，及与遭制裁中港人士或单位接触的风险。程翔指，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首次对香港发出这类警告关系，说明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法治已经渐渐失去信心。
从强调制度理性变成强调政治正确
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不是民主社会，但由于有健全的法治和充分的自由，使原有的制度充满社会学家所称的“制度理性”（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程翔表示，个人生活在一个充满“制度理性”的社会里，既能自我发挥，又能自我克制，两种力量相互交替，社会便能健康发展。
国安法通过后，香港社会原有的“制度理性”迅速被“政治正确”取代。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特首因为有双重问责的问题，故此可以不受香港法律制裁。
程翔直言，不相信这是林郑自己的心得，肯定是中央的决定。《基本法》的确规定，特首有向中央和特区双重负责的宪政责任，但是，从中央的角度看，中央和特区地位不能平等。《基本法》规定的“双重负责”就会实际上削弱中央对香港的控制权，与习近平提出的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观点不符。如果任由香港的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规范或制衡特首，就是冒犯了中央对特首的至高无上的操控权，政治上绝对不正确。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制度理性已经让位给政治正确的需要。
以上五大变化，都是《港区国安法》通过后香港出现的“历史性大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