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以常识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马……（网络图片）
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而“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说“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中国著名学者钟敬文在去世前曾说：“知识份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注意到钟敬文把“是”替换成了“应该是”，陈述语态变成了虚拟语气。仔细研究近代历史，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他们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就如他们在个人的生活中，缺乏道义和责任的私德一样。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昧着良心，充当极权走狗。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崇信，这些无良心无良知的知识份子，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的极大的危害。
中国大陆的顶级红色学者郭沫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举行过一次国际国内作家的聚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了一首诗歌《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主席表忠心之后，郭沫若还意犹未尽，接着向在场的江青肉麻地朗诵他的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诗歌是这样的：“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应该说，1949年前的郭沫若，是有才华而且有风骨的，学术上不无建树，而且还居然对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公开叫板。但1949年后，郭沫若却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但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马屁甚至到了这个程度：迫不及待地说自己“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一边无耻地拍马屁，一边对自己的亲人不管不顾。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恩来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郭沫若号称才子加流氓，为了私利反复无常。有人讽刺他说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还说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文革”中郭沫若甘当走狗，把学术当作了政治宣传。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他的书。人们提及郭沫若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是无良文人的典型。
有人说“才子加流氓，势必丧天良”，这话说得很对。
“文革”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为了自保，也曾如郭沫若一样。早在“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的科学性。当年农业大放卫星，危机四伏、饿殍遍野，饿死数千万人。可是钱委员还故作严肃地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为了迎合毛泽东的狂热，又“精密计算”得出亩产潜力是5.85万斤，荒唐至极！无耻至极！在劳动人民被极权压迫，遭受人为的惨重饥荒的年代，钱学森也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明显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这种丧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钱学森一个人。
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科学工作者，极权专制的宠信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立场正确。于是，中国的某些知识份子就成了极权政治的附庸，使得他们必然地丧失了社会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钱学森，再举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例子。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对于“大跃进”的疯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知识份子本来是与愚昧作斗争，与专制作斗争，传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唤醒劳苦大众。他们不仅不能承担起“社会良心”这副重任，相反却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使专制极权变本加厉。
陈寅恪曾经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比于上述这样例子，就更加佩服陈寅恪。依附于野蛮的极权专制，甘心作极权者的走狗，这些人不配叫做知识份子。陈寅恪还曾经说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在专制压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可以选择沉默，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样，也不应该跳着出来，心甘情愿地为之充当马前卒。
极权专制下的知识份子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知识份子的良知，涉及在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统治者的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
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1949年以后，知识份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
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丧失了良知和诚信。知识份子，多是些政治投机分子和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个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个人的良知，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社会的良心”存在了。
当皇帝光着屁股走到街头，众人啧啧赞叹新衣之美，就必须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声说出来：其实他什么都没穿。当庙堂之上开始公开地指鹿为马，五毛们忙着从科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其实鹿就是马”，就必须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识时务的人站出来，走到说谎者面前，以常识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