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脸书贴出六四坦克人照片。（图片来源：赖清德脸书截图）
在1989年六四凌晨，许多人目击了这样一幕惨剧：一辆疯狂的坦克，冲向刚从天安门广场撤至六部口的学生队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履带碾压得血肉模糊；死里逃生者，落下了终身残疾。这辆该诅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伤了多少人，当时传说不一：有说死了9人，有说死了11人，至于伤者，更是众说纷纭。这都不足为据。当局不公布死伤名单，别人说了，哪怕说得基本符合事实，也会当做“谣言”来追查。因此，必须拿出实证材料，让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来说话。
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一直把这辆坦克碾死、碾伤的受害者作为寻访的重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寻找到的是：死者5人，伤者9人，一共14人。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龄、单位及受伤、致死部位；其中10人已确知他们的籍贯和家庭地址。他们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来自江苏、湖北、安徽、陕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其中，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所大学的死伤人数就达6人之多。至于这一惨案中确切的死、伤数字，我想只能等待以后的时日来回答了。
现在，让我们忍着悲痛把思绪拉回到89年6月4日的凌晨，看看这群青年男女在那辆疯狂的坦克袭来时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吧。
林仁富，遇难时30岁，已婚，生前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届毕业博士生。3日晚，他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骑车去了天安门广场。4日凌晨，当戒严部队命令学生撤出广场时，两人遂推着自行车沿西长安街向六部口走去。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当那辆坦克向他们袭来时，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坦克会从人群中碾压过去。可就在这刹那间，林顿时成了坦克履带下的冤死者。他死得不明不白。因为他并没有任何反抗，而且是按戒严部队的“命令”撤离广场的。林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这里原是一个小县城。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上有三兄一姐。林家众多子女中他是唯一进入高等学府的，遇难时即将取得博士学位，且已联系好于当年10月赴日深造。林在他的同龄人中本来是个幸运儿，他是林家的骄傲和希望，却在顷刻之间化成了灰烬。一位优秀青年，遭此厄运，世人扼腕；然而，在强权者的高压底下，人们唯有叹息而已。
董晓军，遇难时20岁，生前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86级学生，两年前他刚从江苏北部的一个小县城考入北京。父母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儿子也深爱着自己的父母。6月4日凌晨，董随学生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撤离时，走在队伍的尾部。他也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那辆疯狂的坦克碾死的，尸体被碾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状。儿子死了，父母把骨灰抱回江苏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门前小溪对面的岸边。往昔的一切都已成为梦幻，唯有那由母亲的泪水汇成的溪流年复一年地呜咽着，控诉着那场惨无人道的杀戮。
王培文，遇难时21岁，生前与董晓军同属一所大学，且同属一个年级。老家在陕西省咸阳市。6月4日凌晨，王与董同时撤离天安门广场。董在排尾，王则在排头。他也被那辆疯狂的坦克轧死，尸骨粉碎。90年代初，我曾按友人提供的地址给死者亲属写过一封信，也曾向他们转达过来自海外留学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终没有收到对方的回信。以后我又曾做过努力，但没有结果。我想，这多半是出于恐惧吧。
田道民，遇难时22岁，湖北石首市人，生前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6月4日凌晨，在六部口被毒瓦斯熏倒在地，随后被开过来的坦克碾掉了左边的半个脸，其中一只眼睛完全被碾掉。当时被送往北京市急救中心，但已无法救治，当即死亡。田的父母都是农民，家境贫寒，有兄弟姐妹8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学，他是这个家庭的唯一希望。田死后其家属把他的骨灰从北京抱回家乡——石首市高陵镇栗林嘴村——安葬，父母至今一提起死去的儿子仍痛苦万分。
龚纪芳，女，遇难时19岁，生前为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88级本科生，内蒙包头市人。6月4日凌晨，她随学生队伍撤离天安门广场，至六部口，遇坦克施放毒瓦斯，仓皇躲避时臂部中弹倒地，而且中的是“炸子”。她被送北京市急救中心，终因抢救无效身亡。她虽不是直接被坦克碾死的，但如果不是因为那辆坦克施放了毒瓦斯，也许她还不至于死于非命。
下面是伤者：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应届毕业本科生。4日凌晨，他随学生队伍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至六部口时，正遇上那辆狂奔的坦克猛冲过来。当他发现坦克正向着身旁的一位女同学碾去时，便立即猛力把这位女同学推到了人行道上，可他自己却已躲避不及，倒在了坦克的履带之下，且被坦克拖了很长一段路程，以致昏死过去。他被送往积水潭医院抢救，为保住性命，不得不锯去双腿，从此成为残废，终生与轮椅、双拐为伴。然而，厄运并没有到此为止，方在治伤期间，学校当局仍不放过他，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且不给他分配工作。方凭着他不屈的意志，在亲友的帮助下，去遥远的海南自谋生路。岁月对他来说是艰难的，但他不甘于成为生活的弱者，始终不息地向厄运挑战。由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
王宽宝，北京科技大学（原钢铁学院）硕士生。6月4日凌晨，随天安门学生队伍撤离至六部口时，与林仁富推车走在自行车道上，那辆疯狂的坦克碾压过来时，林当场轧死，王骨盆碾碎，送宣武医院救治，连续一周处在病危之中。在最初的几年里，医院为他做过多次大手术，伤口却迟迟不能愈合；因输血染上“丙肝”病菌，无法再次手术。他曾给我看过受伤的部位，不忍目睹，整个臀部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但他同样有着不屈的意志，终于学有所成。
在这场由那辆疯狂坦克造成的血案中，死伤者最多的是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除两人被碾死，还有四位被碾伤。他们是：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单连军。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有的被碾成重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
此外还有两位伤者：一位名叫权锡平，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他在躲避坦克时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内侧神经，腿大动脉及坐骨神经分支被打断，现右腿呈萎缩状态。
另一位名叫刘华，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他与方政同时被坦克碾伤，后脑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后截肢。
这里还应该提到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女学生。6月4日凌晨，她参加了民众自发组成的一个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一带抢救伤员。可是，那辆发了疯的坦克竟丧心病狂地压向了这位善良的女学生，把她的一条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俗话说，子弹不长眼睛，可是，开坦克的人难道也不长眼睛吗！连一个救死扶伤的女孩子都不放过，天下还有比这更惨无人道的吗！
我常常想，在战争年代两军交战时，对敌方缴械的士兵尚且还得放他一条生路，为什么对那些已经按命令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却不能放过！何况他们都手无寸铁，何况他们在撤退时没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时期竟如此残忍地滥杀无辜，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下令把坦克开进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辆疯狂的坦克一样，已成了完全丧失理智的疯子。人们难道能期望疯子做出合乎人类理性的事情吗！
多少年来，我总想弄清楚这辆坦克所属的部队，弄清楚这支部队的现场指挥员。几年前，我得到了那辆疯狂坦克的番号，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转移存放在家里的资料时，竟把当时记录下这个番号的一张纸片丢了。我期望有那么一天，那辆坦克能重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那场血案的罪证。
补遗：这篇《实录》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我总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说，那是有关上面这些死难者的父母和亲属的。一场劫难过后，留给他（她）们的是那无尽的苦难。
林家生活在一个城市的底层，盼着儿子学成之后来改善全家的境遇，可一夜之间他们的希望成了泡影。林仁富的父母一直在贫困中受煎熬，人们很难想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林家还买不起一台彩电。前些年林母在电话里高兴地告诉我，她终于用转给她的人道捐款买了一台19寸的彩电，两位老人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视了。我听了这话却无法高兴起来，心里只有一种苦涩味儿。林母是个不识字的妇女，起先收到捐款后都由别人代为签收。后来接受我的建议，终于练习着会写自己的名字了。我每次收到她寄回的收据，总会想到她的儿子。一个一辈子都不会写字的老妇人，如果她的儿子在，还用得着再学吗？两年多前，八十多岁的林父终因熬不过病魔的折磨离开了人世，临终时嘴里还念叨着：“我找仁富去了！”这时，他的话只有老伴才听得明白了。
由于林母她很早就参加了难属群体的联署活动，由于她常常往北京或无锡给我打电话，她居然受到当地安全部门的威吓和警告。但她始终没有在当局的淫威下屈服。她的回答很干脆：“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问你们，我好好一个儿子是怎么死的？”来人诈唬她：“你是不是又收到北京的信了？是不是丁子霖又给你寄钱来了？”她还是那样干脆地回答：“谁为我讨回公道，我就跟谁在一起！”每年的敏感时期，她知道我常常遭到当局的骚扰和监控，就常常来电话给我撑腰。她的福建口音我很难听懂，但我知道她这是在安慰我。我和这位老母亲以姐妹相称，如今已是多年了。
我与董家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但后来，董的父母来信告诉我，当地的公安警察找到了他们门上，警告他们不准再与北京方面联系。为了不给他们带来生活上、精神上的困扰，我不得不暂时中断了与他们的联系，然而我却总是放心不下。我一直想去探望他们，因为无锡与苏北董家仅一江之隔，路程不远。但我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1997年的秋天，正好有一位北京的难友去无锡我的寓所小住，我就讬他在返京途中前去探望。不久，那位难友给我带来了他与董的家人的合影。我这才知道，董晓军的祖父还健在，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但从他脸上那深深的印痕，不难想见他孙儿的死给他带来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