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农民被强制学毛着。（网络图片）
我是在左倾路线横行的时候当过农民的人。可以说，不管老左怎么说得天花乱坠，他们都没有资格代表农民。许多倾左的年轻人，不了解当时农民的负担，也不知道当时农民的苦楚。他们可能只知道现在的农民负担沉重，却不知道，过去文革期间农民的负担比现在更重。
一、当时农民的收入
我在农村当农民的时候，收入最好的一年是每10分工0.58元（大概是1971年）。它是以砍完一山培育了22年的杉树和一山竹子为代价的。除此之外的年成就差得太远了。我们邻近的一个公社，有一个生产队每10分的工分值只能分8分钱。
没有经历过老左治下农民生活的人，对这样的分配可能还不一定懂。它的含义是，一个成年男劳动力从早晨6点劳动到下午6点（有时晚上还要开晚工），计工10分，这10分，年终分配可以得8分钱。成年女劳动力，每人每天只能计6分工。如果工分值是每10分工分8分钱的话，则六八只能得4分8厘钱。我第一次出集体工只评了2分的标准分（因为年龄小、个子小、劳动力不行）。按这个准，我每劳动一天，只能得1分6厘钱。当时的米价是1角6分钱买1斤。这就说，一个成年的男劳动力，劳动两天才够买一斤米。至于穿衣、看病、红白喜事，就只好由读者去想像了。
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除了从集体劳动中分得劳动果实之外，其它收入微乎其微。1972年，我奶奶在房子前边的空地上种了一蔸苦瓜，都被勒令拔掉了，还罚了5角钱款。我家是贫农，所以没有因此挨斗。要是其它成分的家庭，这一蔸苦瓜可就要招来不少斗争了。家庭养鸡、养猪当然是政府提倡的。但是，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而是所谓“支援国家建设”。其它副业生产，在个人是禁止的；在集体，也被“以粮为纲”冲得几乎为零。
当时农民的收入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二、农民的日常生活支出
农民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只能按这样的工分值标准来进行“多劳多得”的核算和分配。可是，这还只是毛收入。生产队分红薯、分粮食、分苎麻、分黄豆；端午节、新年、中秋节开点预支都得要在年终结算里扣除。穷生产队平时没有这些预支项目，所以扣得就少。至于日子怎么过，你自己去想像好了。我们队收入好的那年，端午节、新年、中秋节都开过一点预支（现钱）。我家里最多还被预开过3元8角钱。扣除这些以后，到年终，许多人家超生产队的支。即全家劳动了一年，不但没有一分钱过年，还欠了生产队的钱。公社干部来了，还要给一个“劳动不积极、出工不出力”的批评。文化大革命还把这种结局归罪为：“没有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三、关于农民的负担
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农民负担”一说。也没有人敢如此胆大提出“农民负担”问题。是改革开放才有了“农民负担”这个词。不过，没有这个词，不等于当时的农民没有负担。
当时的农民究竟承担了那些负担呢？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不知道。其实，大略算起来，“老左”强加给农民的负担远比现在要重得多。可以大致分析如下：
1、上交征购粮
“征购粮”其实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征粮”（相当于现在的农业税）。它是按照土改时的“四固定”核算下来的。另一部分是“购粮”（国家订购粮）。它是“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物。理论上讲，“购粮”是国家先付一些定金给农民，秋收以后农民把国家定购的这一部分粮食上交给国家。不管你丰产还是歉收，都要交。而实际执行中，国家没有付给过农民任何钱，粮食照样要交。美其名曰，“支援国家建设，农民最有自觉性。”
2、上交物质（包括牲猪和经济作物产品）
这一部分不属于无偿上交，是强行廉价要生产队卖给公社供销社的。每个生产队要按规定完成国家任务。不完成国家任务的生产队，不准分配这些国家统购物质。比如，没有完成上交牲猪任务的生产队，过年过节不准杀猪。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农民，作田的没有饭吃，养猪的没有猪肉吃，种麻的没有衣裳穿的原因所在。由于自由市场被取消了，国家是按“一口价”强行摊派、强行收购的。与供销社结帐是干部的事，农民根本不知道。干部从中贪污、截留是经常的。因此，农民从这样的上交中得不了几个钱。
3、上交“三超粮”和“战备粮”
老左治下的干部好大喜功、汇假报成风。本来减产，他硬要说成增产。为了表明自己的政绩（当时没有“政绩”这个词，而是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类），就强迫农民上交“三超粮”（究竟哪“三超”，我至今不明白）。“战备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现的新名堂。有一年，我们生产队的队干部和社员反对公社收“三超粮”。马上就招来公社干部下队来“反瞒产私分”，说是干部隐瞒了产量给社员私分。他们整起人来，比现在的干部要残酷的多，而且上级支持他们，不但不批评，而且还要表扬他们“斗争坚决”，“阶级立场坚定”。经过这样的搜刮以后，新谷8月才上场，到新年，我们生产队就有半数社员家里没有过年米饭了。1969年起，我家里也加入了这个缺粮户队伍。这一年，13岁不到的我跟着大人走120里路去买红薯（3元7角钱买100斤）度饥荒。1976年，是我家里最困难的一年。当时，我家有9口人，从小年24到正月15，队上杀猪共计分给我家里9斤带皮带骨的猪肉，另外国家按人口发给农民每人4两白糖。干部私分了一部分，融化掉一部分，实际到户只有3两7钱。就是这9斤肉、每人3两7钱白糖，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我们过完了1976年的新年（从小年24到正月15）。
4、向农户摊派上交物质
每到过节、过年，国家就会有人下农村催交鸡、鸭、蛋品之类，也没有一分钱给农民。名义上是“工农相互支援”，实际上则是强行征缴。干部解释说，工人老大哥为我们生产了工业品，农民应该保证城市里的工人老大哥过好节、过好年。
有一年（大概是1974年），我们隔壁队一户贫农，又是民办教师，他们村子发过鸡瘟，什么也没有。正好他老婆生了孩子，他家亲戚刚刚送给他一只鸡看月婆。鸡正在生蛋，于是，这个身为民办教师的贫农不舍得把鸡交给国家，想留给老婆吃。谁知没有藏好，鸡一叫就被妇女主任发现了。于是，这位民办教师与收鸡的干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气愤之下，这个民办教师把鸡举起来狠狠地摔死在地上，嚷道：“老子就是不交！”然后又骂到：“你们比过去的国民党还厉害！”
事情过后，对这个贫农出身的民办教师被生产队开了一次斗争会，经大队部讨论，公社批准，开除了他的民办教师资格。
这是个典型事例，一般情况下，农民从来没有反抗过。最倒霉的地富分子，他们养鸡养多了是“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养少了有交不起国家任务。真的左右都不是。
5、平调风
没有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平调”？所谓平调，就是农村的上级领导机关（县、公社、大队）无偿向下级生产部门抽调物质和劳动力去盖公社礼堂、修路、兴办社队企业（为公社赚钱）之类。
1974年，我们县的一个革委会的干部（大概是革委会副主任）死了，就向每一个大队抽调了7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壮劳动力去为他家里送葬、埋死人。
1974年，我被公社抽调去采矿8个月，赚的钱主要交给公社和大队，生产队所得甚少，我则按照公社划拨下来的工钱记工分，参加生产队分红。
6、扣罚工分
前面已经说了，文革期间的农民主要依据工分来分配集体劳动成果。可是，工分也是可以扣掉的。只要干部不高兴，你的劳动工分就可能被扣掉。我爷爷74岁时按照工分定额承包了一块油茶山的铲山任务，清除荆棘和乱七八糟的野生植物，并松土。我爷爷心眼实，把茶树脚上的小枝全部理掉了。按照生物的生长特点，理掉一些多余的枝丫可以避免郁闭，产量会更高些。可是，大部分农民不懂。生产队会计与我家又有些疙瘩，于是，本来应该得300个工分的劳动被扣掉了120分。就是说，与现在对农民的滥罚款相对应，过去存在着滥罚工分的情况。
7、养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民并不欢迎。一是知识青年到农村经常偷东西。他们没有时间和经验养鸡、种菜，只好偷贫下中农的吃。二是农村要负责安排他们的住房和劳动。农村土地是相对固定的，多来一个知识青年就得多分一份，农民不高兴。1970年～1978年，我们队100口人，负担了6个知识青年。
以上列举的农民负担，各个地方可能有所不同。但总体按可比的相对数算来，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民负担大约是现在农民负担的2.5倍。只不过，当时是集体化的农业体制，大部分上交都不是直接从农民手上拿的，而是生产队集体上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