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学生们。（网络图片）
西南联大的八宝饭，是相当有名的。
汪曾祺先生写过，何兆武先生也回忆过。
我一开始以为是这种八宝饭，加了瓜仁松子红绿丝，塞了满当当赤豆沙，一匙挖下去，糯米拌了猪油的香直冲云霄。
当然是我幼稚，会这样想。
所谓“八宝”，是一种戏称。
联大食堂所用的米，是政府供给的“公米”——多年的陈米，粗而劣，米饭里还有沙石、老鼠屎和糠屑，故而谓之“八宝饭”。有人为“八宝饭”编了一首歌：“八宝饭”味道香，八种成分“营养高”，沙石稗谷泥壳汤，黄霉素配鼠屎汤，感谢上帝的“恩赐”，我吃“八宝”你喝汤，谁知熬到何年月，八宝也许难吃上，十儒九丐啼饥寒，百代盛世莫悲伤。
在《绝代风流》里，曾经对于“八宝饭”有这样生动的描述：
“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谨将享用秘方留下：盛饭半满，舀汤或水一杓，以筷猛力搅之，使现漩涡状，八宝中即有七宝沉于碗底，可将米饭纯净度提高到九成左右。”
有一位学生，给在重庆的恋人写信，也提到了“八宝饭”：
刚来的时候，吃的还算好，可现在物价涨起来了，一顿只能喝上几杓清水白菜汤。还有恼人的“八宝饭”，丽芸你知道什么是八宝饭吗？就是砂子、稗子、糠皮、老鼠屎与大米主食混在一起的一种战争时代的特殊食品，奇怪的是吃这种难以下咽的八宝饭，居然有人把老胃病给吃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也许是我们颠沛流离感动了上帝，耶和华大人要让我们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这个苦难的民族。
同学们都在发奋学习，准备将来报效国家。丽芸，和南京街头那些惨遭屠杀的同胞相比，我们能够逃出来，并且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一切都应该知足了。八宝饭虽然太难吃，可对于一个顽强的生命来说，那同样是上帝的赐予，我会坚强地活下去的，不要为我操心。
这位学生，后来成了中科院院士。
信里所说的“刚来的时候”，指的是联大学生初到云南。
在长沙，学生的包饭费每月5元5角，午晚两餐三荤二素；来到云南，包伙费提高到每月9元，许多学生已和家里丧失联系，接济困难，伙食费的提高，让他们有点吃不消。
刚到昆明那会，中文系学生汪曾祺手里还有些钱。他看着云南的美食就馋，周末总想着改善伙食，于是和同学下馆子，过油肘子、汽锅鸡、锅贴乌鱼、腐乳肉，吃了个遍。后来慢慢钱不多了，吃不起大菜，于是改吃米线、饵块。连米线、饵块都吃不起时，只得乖乖回学校吃食堂。因为邮路不通，汪曾祺与家里断了联系：“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这两个人，原来拿了英文字典去典当换米线了。
吃不起外面的，只能吃食堂里的“八宝饭”。除了“八宝饭”，菜也很可怕，偶尔有一碗回锅肉、炒猪血，常备的菜是盐水煮芸豆，还有一种紫灰色的“魔芋豆腐”，烂糊糊的淡而无味。1939年入学的联大学生李宗渠回忆：“整个女生食堂一顿饭大概开20桌，烧菜只用10两油（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多）。烧饭用的水是井水，米汤酸得跟醋一样，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里有股酸味就往哪里去。”
还是汪曾祺的同学说得最精妙：吃完饭后不能张开嘴，要不会飞出只鸟来。
学生如此，教授们的日子是否会好一点呢？
并没有。
因为通货膨胀，抗战之前，教授的月薪是350元。1940年，按照当时的生活指数，西南联大的教授工资实值只剩下13.6元了。到1943年，西南联大教授薪资以战前月薪300元计，只合战前的8.3元。根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的计算，1937年至1946年，他的月薪由350元增至14万元，而物价指数却由100增至51万，即涨了5000多倍，可薪金只涨了400倍。（蔡寿福主编《云南教育史》云南教育出版社）
1942年4月30日，伍启元、杨西孟、费孝通等9位西南联大教授撰文《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提到1942年：“昆明的物价平均约近战前六十倍”，“他们（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薪水阶级）薪金的增加就比例说，还不及物价高涨的程度。若按现在物价水准折合战前的购买力，他们的收入最高不过三数十元，最低的竟在十元以下。以如此位小的数目，用来维持一家数口，则其生活景况的艰苦，不难想见。”
在这种条件下，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的伙食可想而知。沈从文买起当地陶器来毫不手软，请学生汪曾祺下馆子，居然是去米线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沈从文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汪曾祺一个人喝了。这是请客，沈从文自己下馆子，只吃一碗光米线加西红柿。
但仍然有人十分羡慕沈从文，这是号称中文系收入最高的朱自清。他当时得了胃病，其实不能多吃，只能喝稀饭。不过，他常常忍不住，去别人家吃饭吃撑，比如“戴太太午饭给我们吃馒头，一共吃了七个”，他最高兴的是去沈从文家，因为张兆和会做酒酿鸡蛋，对朱自清来说，那简直是最新鲜美味的食物。
中文系系主任闻一多对抗饥饿的方法是——埋头做学问：“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郑天挺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
普通教授如此，身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家也不例外。梅贻琦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们有一点补贴，他一力组建承揽工程与项目的学生服务社，几乎卖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没有工作，夫人回忆：梅贻琦1939年的薪水还可维持3个星期的家用，后来勉强只够半个月，家中常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开心。
吃得差，穿得也越来越狼狈。西南联大当年有一位靠洗衣服拆被子讨生活的文嫂，汪曾祺先生曾经写了她的故事：
有的先生虽然看起来衣冠齐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还为此制了一则谜语：“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们的袜子没有后跟，穿的时候就把袜尖往前拽拽，窝在脚心里，这样后跟的破洞就露不出来了。他们的衬衫穿脏了，脱下来换一件。过两天新换的又脏了，看看还是原先脱下的一件干净些，于是又换回来。有时要去参加Party，没有一件洁白的衬衫，灵机一动：有了！把衬衫反过来穿！打一条领带，把纽扣遮住，这样就看不出反正了。就这样，还很优美地跳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边幅，衣衫褴褛，囚首垢面，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了。他们的裤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绳把破处系紧。文嫂看到这些先生，常常跟女儿说：“可怜！”——汪曾祺《晚饭花集》
有一条逸闻是，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
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要打牙祭，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自力更生。
当时的联大教师有单身的，也有已婚的，单身教师集中住在一起，类似学生宿舍；有家眷的教师大多另外租房。当时昆明北门街71号，是联大中清华大学单身教工宿舍，住在这里的有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等，他们把工资凑起来买菜，后来菜价上升，到月底已经没钱买菜，于是就组织起来在住处的后花园荒废的花圃种菜。要种菜，当然要找行家，大家推选生物系教授李继侗为种菜的“领导”，生物系讲师沈同作为李先生的“助理”，其他教授担任锄地工作。
西南联大的第一种菜大户当属闻一多教授。闻一多家一开始住在昆华中学（今昆明一中），后来在西仓坡教授宿舍分了放，闻夫人还舍不得昆华中学的那块菜地，时不时回去薅上两把小青菜。闻夫人的这种“薅菜”行为，实属无奈。闻一多家中人口太多，饭桌上常常是炒蚕豆、清水煮白菜、萝卜“老三样”，连豆腐也不大吃得起。为了补充营养，闻夫人只好买点豆渣，和白菜一起煮，闻一多还为其取了个雅号：“一锅煮”。没有荤菜，孩子们就去田野里捉蚂蚱，拿回来用油一炸再加点盐，也有雅号：“炸大虾”。
后来蚂蚱也没有了，就吃吃豆腐渣。最困难的时候，连菜都没有，只好用云南盛产的红辣椒，晒干了，烤的焦黄焦黄的，下饭。
闻家虽然清苦，却因为夫人的持家有方，虽苦尤甜。相比之下，吴大猷教授就辛苦多了。他的夫人身体不好，除了上课，吴老师还要承担家务。
吴教授不怕买菜煮饭，最害怕的却是“生不着炉子。我很了解生炉子的方法，可实行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没有办法，只好将未烧着的煤炭，放在邻居炉子上先偎红，再拿回放进自己炉子里。”（《抗战时期文化名人在昆明》）吴大猷早晨上课时，都顺便带上菜篮子和一杆秤，到教室后放在黑板下面，下课后到市场去买菜带回家。有一次，他好不容易买到两条不大的鲫鱼，拿回来养在院子的水缸里，到屋子里转了不过几秒钟，两条鱼却被乌鸦叼走了一条，吴老师特别后悔：“……鱼虽说不大，可因为难买，又都是两条小鱼，一下子丢了二分之一，不能说不惨。”
西南联大也有“神仙眷侣”——从普林斯顿大学回国的周培源、王蒂澄在当时联大校园里非常有名。一开始他们居住在昆明大观楼附近，为了躲避轰炸，一家只得搬去西山龙门脚上滇池边山邑村。
王蒂澄的身体不好，又刚生了女儿，周培源教授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照管孩子、备课、给学生们自刻蜡纸，油印课程讲义。
有一天，周培源兴冲冲地回家，拉起正在做饭的夫人往外跑——院子里多了一位新成员——一匹油亮的大马。他得意地告诉她，那匹马是他买回来，他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华龙”。
她又好笑又疑惑：“你买匹马做什么？”
他拍拍马背：“骑呀！”他哈哈大笑，“我可有座驾了！”
这位物理学家每天五点起床，骑着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去联大上课。他的马简直引起了轰动，整个西南联大的学生都跑来看周教授的“华龙”，连物理系主任饶毓泰都戏称他是“周大将军”。
即便如此，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并没有放弃对于学问的研究，对于生活的热爱。
除了吃饭的问题，战争的阴影，其实一直没有远离联大。9月28日，昆明第一次空袭。这是战争带给联大师生的又一次洗礼。此后，轰炸便一直是这批学人首先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金岳霖总是拎着皮箱跑警报，皮箱里是他和别人的通信；吴宓跑警报的时候，总是在路上帮助女同学，大家说，这是吴宓教授的“贾宝玉”情节；也有老师和同学带着论文去跑警报，在防空洞里做学问，一刻也不耽误。
为了保护教学工具，大家“在地下挖一个洞，放一个50加仑的大汽油桶摆在里头，上面有个铁盖子，把试验做完了，就把灵敏元件拆下来，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比如说标准电池什么的，都放在一个铁桶里，盖上盖子，这样日本人飞机轰炸也不怕了，当时炸弹是小炸弹，就50磅一个，不像现在大炸弹，一炸什么都完了。最多把房子炸塌了，它藏在里面没关系。”
汪曾祺说，也有联大同学不跑警报的。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西南联大成立了两年，梁思成为学生盖的新校舍才建成。校舍很简陋，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有的时候下雨，铁皮的声音很大，有的老师讲课，下面根本没法听了，雨的声音太大了，老师就在黑板上写着“静坐赏雨”。
西南联大诞生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份子群体；在风雨飘摇的祖国，这艘“西南联大”号留下了那样一条清晰的航线，使得早已完成使命的西南联大，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还被人们屡屡提及。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这种精神，便是西南联大精神。
1942年，教育部决定给25位著名教授，每人发放一笔“特别办公费”。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教授都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
“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后来，孔祥熙拨十万大洋给学校改善条件，但联大师生经过全体投票，一致同意：
“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