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了裤子割尾巴”文革中的死刑经历(图)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官方捕人杀人最多的阶段。（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按：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官方捕人杀人最多的阶段。作者是外语学院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俞强声送进北京宣武区半步桥的北京市看守所，遭到数十次批斗毒打，关进死囚牢房……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不思量，自难忘”。

我有过死刑的经历，很多人都知道。但我没有写过，也很少主动说。对我来讲，那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我没有心情和本事长期拿这些事当做买卖自己的幌子混日子。但我想躲是躲不过去的，因为别人写的东西里有时会提到我或“老七”，于是就经常被问，经常被要求讲述，经常被迫解释。大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死刑，“为什么被判死刑？”、“为什么又没死？”、“是不是周总理救的你？”……虽然大家都是善意和好奇，但我却有一种被提审的感觉，不得不被迫回忆许多事。

“还是自己主动交代吧”。“脱了裤子割尾巴：一不怕羞，二不怕疼”——当时的这些语言，又跃入我的脑中。

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强声抓捕

中国的死刑年年有。尤其是“五一”、“十一”前必有一次死刑，几乎成为这两个法定节日的必要程式。

但七○年春天北京有三次大规模的死刑判决：一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这三次密集的死刑都属于“一打三反”运动。我经历的就是三月五日和四月十八日那两次。

几乎在十年前，有友人从美国胡佛塔查到公布我死刑的那个名单和内容，复印了给我。这个名单是当权者下发供群众讨论发言的小册子，用以表明名单内的人被枪毙是执行人民的意愿。

这几年网上出现了这个名单。而一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八日两次死刑的讨论名单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幸运的是最近又看到王锐先生文章〈遇罗克处决内情的再探讨及其他〉。他居然找到了三月五号名单的手写批示稿！加上网上文章：〈文革简论〉中第三篇第一章“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王友琴有关顾文选的研究，目前有关七零年三月五日死刑的资料和研究相对是最全的了。

这几份文件和文章中都提到了我。考虑再三，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下我个人四十年前的亲历和看到东西，作为历史的见证。

说死之前要先说活。

我是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俞强声送进北京宣武区半步桥的北京市看守所的。到六九年六月，大规模的、不间断的审讯已经过去，我在被动地等待处理。忽然，我被单独地命令收拾东西，然后被提出Ｋ字楼十二筒，穿过看守所大院，走出看守所大门，来到干部们工作和居住的一个院中院里。经过政委的集体讲话，才知道自己已经进了学习班。然后就是个别谈话，大致内容是：我已经结案，年轻人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因为是群众专政送进来的，要等待群众谅解。他们正在做工作，要求我好好改造思想，准备好出去复课闹革命。这距我进看守所，几乎是整整一年。

四十年后的读者看到这段谈话可能是一头雾水。“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不是阶级敌人。在那不断扩大和强化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样定性就是生呀；“群众专政”，意思是：不是专政机关在整你，是你们学校的群众在整你，我们没有责任；“送进来的”，不是我们抓的；“要等待群众谅解”，既然是群众送进来的，那就要群众谅解了才能接你出去；“他们正在做工作”，即说服群众谅解，是他们在帮助我；“复课闹革命”，是当时阶段性的革命口号，即要求学校复课，学生上课。这个目标一直到文革结束才真正做到。

听了这样的话，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我本来就不是反革命嘛，还是党英明！

我那时还真以为一直带着中央戏剧学院学生校徽的俞强声是大学生，不知道他就是公安。我这个专案一直是他具体负责的，和群众无关。

几个月的学习班生活比较愉快，因为有盼头了。大家都留了发，“学员们”陆续也有走的。那时主要的日程是学习，然后就干活，主要是盖房和挖防空洞。那时中国和苏联关系已经很紧张，毛泽东仿朱元璋“深挖洞，广积粮，缓称王”的主张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挖洞，就是挖防空洞，各个单位都必须要挖的。

盖房就难了，因为那时砖头供应紧张，砌防空洞也需要大量的砖，我们得自己找砖盖房和挖洞。我们每天推着车，到处捡砖头，拆旧房。为此我转遍了干部大院（原北京市少管所）和半步桥看守所的犄角旮旯，熟悉了这里的一切，Ｋ字楼、王八楼、死刑筒、审讯楼……

我们盖的房在看守所大院西侧，死刑筒院外东面，平房，单件加走廊，好像是办公室。我“跑大墙”（行话，指砌墙）时，给我打下手的是个老人，叫贾俊山，也在学习班。他身材魁伟，鹤发，动作敏捷，手底下利索得不得了，他一边供灰，一边供砖，还把脚底下清理得干干净净，让我老受干部的表扬。他是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厨师，曾借钱给马瑞雪，马瑞雪逃到香港后发表讲话暴露了他，结果他成了接济马思聪外逃的罪犯而被捕。

离开学习班押解农村回到Ｋ字楼

到九月下旬，有一次死刑。行刑队有开道车，吉普车，大卡车，都贴着号，按顺序从干部院里人街北大门开进来，出干部院南门到对面的看守所大门提死囚，仪式感很强。

从死刑筒小院到看守所大门有一条东西向的窄窄的通道，其北侧是看守所大墙，南侧是办理新犯人入狱和存东西的接待室的后墙。这条不长的通道中间还有几道隔门，据押我们干活的干部说，死刑犯从监号提出来后有脚镣和前铐，进了这个通道后，每一个隔间都有人等，一间将犯人前铐倒背铐，一间负责五花大绑，一间负责绑小绳，等等。执行死刑那天看守所的大门不开，只开一个专用的小门。行刑队的人在小门外凭“粉票”往外领死囚，而看守所的人将犯人推出去。他们是从不出这个小门的。平常也是，有忌讳。

我问“绑小绳”是什么意思。他笑笑说，问那么多干啥？！

大卡车上是身穿崭新军装的士兵，斜挎冲锋枪，手戴白手套，年轻，单纯。我们呢，虽然着便装，留起了头发，大概还是挂倒楣相。所以他们也议论我们：他们是改造好的。

十月底，天有些凉了。一天，突然念名单，被念的人又收拾行李，走出学习班小院，走出干部大院，走进看守所，穿过看守所大院，走进Ｋ字楼。牢门在身后关上，我又成了犯人。

容不得我思考，也无法判断。从第二天开始就眼看着每天都有犯人被成批成批地转走，我们的饭食也从每天两顿窝头菜汤变成临时发的面包和稀挂面。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自己也被转移。汽车、火车和汽车，经过漫长的一天路途，深夜来到一个连电都没有的地方——河北省饶阳县。

刚刚适应饶阳的农村看守所的生活，就过年了。阴历正月初四清晨，我和另外几个人又被点名。同室许多人知道我是学习班的，一边帮助我收拾行李，一边恭贺我要被释放了。

我刚走出看守所内院，就被突然放倒，迅速地被锁上手铐和脚镣，随后被拖上一辆大轿车，而且不许坐座位，只能分开腿坐在中间的过道上。后面上来的人就坐在我分开的腿中央，正好压住我的脚镣，万无一失。

押解的军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除了不断吆喝我们低头，很少说话。

到冀县，车停下。又上来一批人。其中有几个也曾是学习班的同学。

几个月前，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有人是单独手铐脚镣，有人是几个人被串铐起来，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被铐。那次指定我在火车上负责分发面包和水。我看见车厢两头椅子上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不锈钢新手铐，数量足够把我们全铐起来。所以这次将我们全副“武装”，我也没有太多想：押解犯人总归是这样吧？

到了北京，我们便被分别押入单人牢房，手铐和脚镣都没有摘。不许出声的大声呵斥，严格的规定，使我感到“坏了”！

我被关的单人牢房就是我几个月前刚刚盖的房子，现在的编号好像是三十五筒。Ｋ字楼是三层十二个筒，王八楼虽然是女号，但有一度我曾在那里被提审，观察好像是三层，十五个筒。不清楚这三十五筒根据什么编号。

在北京各单位轮流批斗

七○年春天的雪又多又厚。

回北京第二天清晨，我被叫出牢门外，见到院子里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等我。他们喝令我坐下，开始给我绑绳子。先是两个裤腿，一边一根，匝紧；然后是脖子，靠着肉，不紧也不松；最后是让我站起来，用一根绳子权当裤带，从后面扎紧。这种绳子很细，北京人叫小绳。这我可懂了，这就叫“绑小绳”！死刑呀！

命运可没有那么便宜我。

我被扔到一辆卡车上，运到了东城分局。然后就在东城区各地各单位被批斗。

第一个是吉祥剧院，我过去常去看戏，很熟悉。被批斗时有三个警察押我。我必须分开腿低头站着，他们三个人各出一只脚踩住我的脚镣，一边一个人把住我的胳膊，往下按我的肩，摆出一个没有翅膀的“喷气式”姿势。后面一个人伸直胳膊，用手勾住我脖子上的小绳套，压住我的头并避免我喊叫。这是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姿势，和宣传画上一样。

我一开始还注意听批判词，后来发现所有的地方是千篇一律的印发内容。发言的群众只是照本宣科就是了。习惯之后，我每次登场就只注意陪斗有多少人了。陪斗的人越多，我等的时间就越长，就越累，因为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批判。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是很难的。

在吉祥剧院挨斗不止两三次。有一次居然安排六十多人“陪”我，在台下满满站了三大排。那次我真是累坏了。

我的同案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因此，美术学院是一定要去的。那次中央美院组织了很多人发言批判他，结果是我这个陪斗的人头前的地板湿了一大片，都是汗。那可是冬天呢。

在东城区有那么几场陪我挨斗的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分别站在台角上。我心中称他们为金童玉女。后来我认识了那个金童，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就是章立凡。

第二个是朝阳区，我只记得去北京挑补绣花厂给田树云和孙秀珍陪斗。我认识孙秀珍是在学习班，认识田树云是从学习班又回到监号以后。巧的是，我后来又成了田树云夫人的同事。再后来，我自己做公司时租用的写字楼原址就是挑补绣花厂。有时世界就这幺小。

海淀区我就读的北京市外国语学校所在。我回学校挨斗时没有人陪斗。进场前，退场后，我都极力想看见我同班的同学。可惜，一个也没有看到。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

我去得最远的是石景山区。那几天天天挂着牌子站在卡车上，经过市区。在路上看见人们冒着大雪在漠然地拆城墙上的砖，心里估计他们是用这些古砖去砌防空洞，觉得真可惜。

去石景山的一组三人有薛新平，我们学习班的同学。还有一个敦厚的老者，我不认识。第一天到了石景山分局，看见火炉，薛新平说：真冷呀。我说：你能觉得冷，证明你还活着，享受吧！这时角落里忽然传出：好样的，小伙子，有种！

我扭头一看，说话这正是那位老者。我问他是谁，他说他叫周存厚。我说：哦，你就是那个躲在夹层墙里十几年的土匪呀？！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夹壁墙里能活吗？江青六六年八一八后表扬北京红卫兵小将抄家的伟大成绩时提到过这个人，说他们功不可没，挖出了藏在夹层墙中十几年的大土匪。

我那时对文革还深信不疑呢，但对一个人能生活在夹层墙中十几年是不太相信的。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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