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永远的邓丽君！（网络图片）
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声、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还是在上高二的时候。那时班里有一个同学在香港有亲戚，亲戚给他家捎来了一台录音机和几盘磁带，录音机砖头般大小，黑色的，我们叫它黑煤砖，而磁带里，全是邓丽君的歌。
由于从小满耳朵的样板戏和“红歌”，而“红歌”大多是要吼的，所谓的“铿锵有力”，所以邓丽君那柔美的歌声乍一在耳边响起，我的心一下子就醉了。那对我来说无异于天籁之音！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知道：歌还可以这样唱，词还可以这样写！那种美妙醉心的感觉，真是用语言无法形容。
我软缠硬磨了几天，终于把录音机借到手。那天回家后，我坐立不安，吃完晚饭，就盼着父母早些休息。那时大陆以外的所有广播，都是“敌台”，邓丽君这境外传来的声音，当然属被禁之列。我亲眼目睹了有的学生因为穿着“资产阶级”的喇叭裤，被老师在校门口用剪子把喇叭裤剪成布条的惨状，因此我绝不敢当着父母的面听那些“靡靡之音”，怕他们把录音机从楼上扔下去。
终于熬到父母做完家务进里屋休息了。我连忙迫不及待地抱着录音机钻进被窝，用被子把自己完全蒙住，然后把录音机的音量放到最小，开始如痴如醉地让邓丽君的歌声把自己“腐蚀”、融化。
邓丽君所“腐蚀”的，不只像我这样“革命意志”不够坚定的学生。在我躲进被窝里“腐蚀”自己的同时，全国还有无数人在偷听“敌台”里播放的邓丽君的歌曲和翻录她的磁带。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的阴霾还如铅一般厚重，邓丽君用歌声给这阴霾的天空开了一个天窗，清新的空气从天而降，人们如饥似渴地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心为之醉，情为之狂。
然而，在阴霾里待久的人，反而觉得新鲜空气是一种污染，因此要堵住这天窗。
1980年，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门对邓丽君的歌曲进行批判，指斥邓丽君的歌曲是“大毒草”，是会使革命战士失去斗志、使革命群众沾染资产阶级思想的“靡靡之音，黄色歌曲”，甚至有人发文，言称邓丽君是“国民党狗特务”。这一顶在现在看来可笑至极的“又反又黄”的大帽子扣在邓丽君的头上，致使直到2005年，邓丽君的歌曲在官方层面还是禁区，一切含有“邓丽君”名字的演唱会在报批时均被枪毙。在邓丽君生前，央视没有播放过一首邓丽君的歌曲、没有对这位享誉华人世界的歌手进行过任何报导。
1982年，一本名为《怎样辨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邓丽君是首要批判对象，她的那首《何日君再来》是首要批判歌曲。
一本名为《怎样辨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邓丽君是首要批判对象。（网络图片）
其中一篇文章写道：“《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但它是黄色歌曲；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情调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是舞场中舞女劝客人喝酒时唱的。……这是对血泪现实的掩盖，是对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的歌颂，是以醉生梦死的态度来对待现实。”
然而，对于官方给邓丽君泼的脏水，民间百姓选择了用脚投票。尤其在把邓丽君的歌曲定性为“黄反歌曲”之后，邓式情歌反而越发红透大江南北，人们对邓丽君的追捧较那之前更为炽烈。
到1980年代中期，双卡录音机、短波收音机日益普及，收听邓丽君的歌曲几乎没有了技术障碍。细心的歌迷还总结出了经验——港台、日本等“敌台”受大陆的技术干扰严重，听起来杂音太大，而澳大利亚的电台由于离政治漩涡较远，受到的干扰较小，因此获得的信号较为清晰。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搞笑很戏剧性的局面：官方的所有媒体禁谈禁播邓丽君，而在民间却连老大妈都在传唱邓丽君。
不仅是歌迷，歌手们也纷纷效仿邓丽君。乐评人金兆钧回忆说：“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邓丽君，比如广州的刘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赵莉、王菲……”
似乎有一条定律：凡是被“主流”专家贬斥的艺术作品，往往是大众百姓的最爱。邓丽君的歌曲是为一例，还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年也被“正统”作家们痛批为不入流的庸俗的地摊货，然而这些地摊货的发行量却令他们羡慕嫉妒得要死。
天窗既已打开，要想再封堵住，难，原因很简单——百姓缺氧。百姓向往美好。百姓渴望自由地呼吸。
官方对邓丽君的解禁，是在她去世整整10年之后。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遮挡天窗的大手才终于放下。
艺术没有疆界，属于全人类所共有，人为地制造障碍、扣帽棒杀，实在是荒谬荒唐荒诞。
毫无疑问，几十年前邓丽君用歌声给我们开的那扇天窗，对开拓我们的眼界、扩展我的思维、启迪我们的心智，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歌声是吹进中国的第一缕现代文明之风。
怀念邓丽君！怀念，永远的邓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