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道德沦丧，很多商家为了要赚大钱，真的成为了“奸商”。（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在如今的中国大陆，一提起商人，常见的评价就是“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商人似乎都是奸诈的，不奸诈的就做不了商人。很多人以为这是自古以来的现象，其实这并非是自古就存在的，而是在中共统治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产生的印象。其实，提及对商人的评价，我们得先知道，被称为“无商不尖”和“无尖不商”，才是好的，而提及历史上的成功商人，绝对绝对不能忽略子贡、白圭、乔致庸这三人。
由于道德沦丧、人心不古，追名逐利成为了人生主要追求的目标，在此社会大背景之下，很多商家也为暴利所驱使，不仅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他们还想尽办法钻法律的空子，偷税漏税。屡次被黑心商家所害的民众，对此十分痛恨，其后大概是在中共御用文人或媒体的刻意误导下，接受了“无商不奸”和“无奸不商”的说辞，而不再知晓古代“无商不尖”和“无尖不商”的真实含义。久而久之，甚至以为商人自古如此。
然而，事实上，古代的“无商不尖”和“无尖不商”中的“尖”与“奸”虽然是同音字，但意思完全不同。古人卖粮食，是用斗和升的容器来称量的，斗是圆锥形的容器，升是圆柱形的容器，故有“升斗小民”之说。
卖家在称米时会用一把红木戒尺之类的东西削平升斗内隆起的米，一般平了就可以，不多不少。如果没有东西刮，卖家就会用手心向下一刮。有的商家厚道，手背往上拱起这么一点，手心虚一些，就会有冒尖的部分高出来，给的份量就多一些，让买家得一点小利。这就是“无尖不商”和“无商不尖”的含义。
推而广之，去布庄买布，“足尺放三”、“加三放尺”；拷油拷酒都有点添头等等，都是“无商不尖”的体现。而冒尖的商人无疑是厚道、诚信的好商人。而“无商不尖”的让利行为，是古代商人做生意奉守的黄金法则，也是商人成功的秘诀。尽管古代也有不法商家，但绝非是主流，历朝历代有很多诚实守信、宅心仁厚的商人。
儒商鼻祖子贡 经商彰显孔子学说
子贡是孔子最为著名的七十二弟子之一，也是中国儒商的鼻祖。他性格豁达、直率，非常乐善好施，25岁就跟着孔子学习，对于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学成后，子贡曾出仕做官，后来转为经商。孔子认为“利者，义之合也”，即儒家强调的“利”是自身利益与群体、社会利益的高度统一。而子贡就是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从事商业活动的，从不损人利己，在经商中坚持“仁、义、礼、智、信”。子贡经商也因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具体经营方面，子贡有着非同一般人的天赋。他懂得随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的不同来获取利润，因此孔子评价他擅长揣度行情，而且预测准确。他的经商论点是：有美玉在柜子里，就该等待善价出售，而非永远贮藏。他还认为商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供求关系，并提出了“物以稀为贵”的理论。
在获取了巨额利润后，子贡还广泛帮助民众，实现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同时宣扬儒家思想。由于他在商业中的特殊才能，所以后来被称为中国儒商的鼻祖。
商圣白圭经商眼光高 讲求“仁术”赢得人心
战国时期也出了一位大商人，名叫白圭。他曾出任魏国国相，并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来他弃政从商，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白圭选择的经营方向主要以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为主。《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喜欢观察农副产品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并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若当年丰收，来年大旱，当年就大量收购粮食。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买，虽贱已贵。”
在经营原则上，白圭奉行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即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景农民大量出售谷物时，适时购进谷物，再将丝绸、漆器等生活必需品卖给手头比较宽裕的农民；而在年景不好或是青黄不接时，适时出售粮食，同时购进滞销的手工业原料和产品。
白圭所说的“与”，就是给人实惠。当某些商品滞销时，白圭用比别家高的价格来收购；当市场上粮食匮乏时，白圭却用比别家低廉的价格销售。白圭的这种经营方法，既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也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一般消费者的利益。是以白圭称此为“仁术”。
白圭认为身为经营者应该具备“智、仁、勇、强”四方面的素质。他曾说过：“我做经商致富的营生，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和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及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
正是因为白圭有着这样的眼光和素质，他在经商时处处为消费者着想，同时提高了自己的商誉和盈利能力。比如，他向农民提供优良的谷物种子，既帮助农民提高了产量，也让自己获得了利润，并赢得了人心。
白圭所为，影响了彼时和后来的许多商人，他们以白圭为榜样，在经商中重视“仁术”。民间因此称白圭为“中国第一商人”或“中国商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他为“商圣”，从此民间为其建庙，并设立神牌供奉。
清朝商业巨贾乔致庸 凡是昧心钱不赚
清朝晚期的晋商名扬天下，其中尤以乔致庸最为有名。乔致庸生于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幼年喜好读书，后中秀才，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因长兄、父亲相继去世，他只好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
在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的乔致庸的策划之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乔致庸也成为了当时的商业巨贾。
乔致庸的成功，在于他非常重视“德行”，其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在他平日的训讲中，乔志庸也多次强调“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道理。即要以信誉赢得顾客，不能以权术欺人，更不能将“利”字放在首位，赚昧心钱。正是因为如此，才使乔氏票号能够在社会动荡及信用风险极大的情势之下，赢得了民众及官府的信任。
身为巨富的乔致庸同样也是一位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商人。他不仅在灾年出钱出力赈济百姓，平时对于任何有求之人都是尽力帮助。据说乔家开粮发粥，粥还必须得浓。浓到什么程度呢？浓到用毛巾裹起来，再打开时米不散；浓到放在碗里，插上筷子，筷子不倒。
此外，为了帮助乡亲们，乔家在农耕时节都要在门口拴上三头牛，谁家耕地需要就牵去，傍晚送还即可。正因为乔家的善行，“文革”时期，老百姓都不舍得砸碎乔家大院一块砖，因为谁都不想背负“忘恩负义”的恶名。这也是今天的我们还能看到完好的乔家大院的原因。
其实，真正做到仁心并秉持“义大于利”的商人才可以走的长远，而这样的故事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中实在是举不胜举，亦值得后人效法学习。相信不少做生意之人，在看过这样的故事后，都会陷入深思，甚至是会为以往贪图利益而做出的不法行径感到愧咎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