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描绘唐太宗时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朝贡的景象。（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经过几个世界的发展沉淀，不同思想流派、地域和种族的文化在唐代融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海陆交通的开辟带来了大量外国使臣、商人和留学生，其中很多在唐都长安学习、居留。大唐是如何录取、管理留学生的呢？他们对传播中国文化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大唐长安世界之都
长安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汉以来，东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经由陆海两条路。西域诸国从陆路来唐必须经由长安，东亚和南亚诸国经唐朝陆路与西域交通，也必须经由长安，并且往往在长安停留。长安是文化繁荣的都市，也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的都市。
长安不仅是唐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唐太宗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弘文殿聚集群书，多至二十余万卷，是全国藏书最富的中心图书馆。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节日，朝士词人，游宴吟咏，佳句美篇，不久即传入宫禁，流布远近。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任务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彷效。音乐歌舞在唐代极为发达，而长安又是乐舞的胜地。此外佛教的传布，对文化交流影响不小。自玄奘回国，在慈恩寺译经。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地。
经唐太宗倡导，国子监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学留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外国留学生的“录取”与“奖学金”
长安国子监里有许多国家派来深造的留学生，在寺庙里有众多来中国求法的学问僧，可谓“万方辐辏（ㄘㄡˋ，còu），盛况空前”。在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中，以东亚邻国的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自公元640年将王族子弟派往长安求学后，新罗学生来唐者日众，人数竟为外国学生之冠。而据一些中日史学家考证，日本正式派出遣唐使就有19次，其中有大量留学生和学问僧，规模罕见。
新罗于上元二年（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以新罗最多。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进士科考试，从长庆元年（821年）至唐末，中举的新罗学生有58人。中举后，有的留在长安做官。
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驿站，所有费用均由唐政府提供。到达长安后，首先住进京郊的长乐驿，然后有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使节贡献方物，等候皇帝召见。日本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
外国学生大都被安排进国子监学习。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馆，多数留学生在前三馆学习经史，少数人在后三馆研习法律、书画和算术等专门技艺。因这些学馆均为官办，所以学生一经入学，衣食住行等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只是中国学生的费用由国子监直接供给，日本和其它外国学生的费用则由掌管蕃国事务的鸿胪寺供给而已。
唐朝政府对外国留学生虽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但由于官学名额有限，个别留学生汉语水平太低等原因，也曾出现过“拒收”现象。如日本的橘逸势就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遂在长安历访名家求学而成。随第十八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也只有留学僧园载获准到天台山求法，而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退回。不过日本留学生每次来的人数不多，所以这种情况极少。
留学生的课程与管理
留学生在唐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唐朝的风俗习惯和学业规定等。首先，他们在初次拜会老师时，要象征性地献上数量有限的见面礼。其次，日本留学生所用教材和学习时间与中国学生相同，即《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两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
再次，按照学制规定，留学生必须参加旬试、岁试、业成试三种考试。旬试，即每旬参加一次考试，试毕放假一天；岁试，指每年七月对全年所学课程进行一次大考，大考前的五月份和之后的九月份分别放假一月；业成试，指对规定所学的全部课程通考一次，成绩及格者，即可毕业。但在九年结业之时仍未修完规定课程，或连续三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荡、赌博、吵架、凌辱师长等过失的，以及在一年内超假一百天以上者，就会被勒令退学。此外，还专门为外国学生准备了博取功名的“宾试科”，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考中进士。
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首护国兴教寺，位于西安城南约20公里处。
留学僧侣在唐朝留学超过九年者就被编入中国僧籍，所受待遇也完全同于中国僧侣。日本僧侣到唐留学之初，大都被安置到皇家西明寺、礼泉寺、慈恩寺、龙兴寺及镇国寺等寺院学习，并给予各种优厚的待遇。唐朝政府对于留学僧侣“每年赐绢25匹，四季给时服”，并不时地给予破例的赏赐。留学僧侣游历各地寺院时，官方提前发给身份证明文件，借此可以到各州县的寺院请求食宿，或向民家化缘。各地寺院非常热情地接待这些留学僧侣，解答各种疑难问题，认真传授佛法，使得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和新罗。
留学生归国与在华为官
唐朝政府还奖励和重用学有所成的留学生，给予其很高的荣誉和充分的信任。如日本玄昉入唐后，苦学法相宗，深得其奥妙，被唐玄宗赐紫衣，享受三品待遇。空海在青龙寺学习真言密宗，品行端正、学业精进，被施以灌顶之礼，赐法号“遍照金刚”，并被指定为密宗的第八代祖师，唐顺宗还御赐其菩提念珠一串。
“名成太学”的阿倍仲麻吕得吏部奖掖，授校书郎，深得玄宗、肃宗的信任，多次升迁，官至从三品秘书监，被誉为“中国秘书史上日籍秘书第一人”，770年在长安逝世后，被追赠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井成真年仅36岁而终，被唐朝追封为从五品的“尚衣奉御”，可见也深得唐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唐朝政府一般都会同意留学生（僧）归国要求，并提供各种方便。留学生回国时，唐政府有时还赠送大批佛教经典和书籍。按唐律规定：“诸蕃人所取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还蕃内”，但日本留学生大春日净足留唐期间与唐女子李自然结婚，却同回日本，被日皇授予从五品下的官位，这恐怕是唐朝政府的格外开恩吧。
唐朝政府对随同遣唐使回国的日本留学生，还照例给用于祈祷的牲畜及归程路费。对于那些逾期不归的留学生，或量才录用，授以官职，给俸禄而为唐臣；或编入中国僧籍，享受中国僧侣待遇；或仍由鸿胪寺和所在寺院继续供给，直到下次遣唐使前来带其回国，或者搭乘商船、新罗船回国为止。
留学生帮助本国创立文字
新罗、日本的一部分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究汉字，他们回国后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本国文字，对他们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做音符来标主仪朝鲜语的助词，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大和二年（828年）新罗使者带回茶种，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唐玄宗认为“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可见，在唐朝影响下，新罗文化相当发达。
日本原来只有口头语言，而无书面文字，后来的日本文字是借汉字形成的。从5世纪开始，日本逐步运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后期，曾在长安留学、学过书法的吉备真备借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制了“片假名”，另有一位留学长安、于汉字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的学问僧空海，借汉字草书创制了“平假名”，并把它编成七音歌，被广泛传颂。空海还编成了《篆隶万象名义》，为日本古代第一部汉语字典。9世纪后期，天台宗名僧安然最后排定了五十音图，即日语字母表。从此，日本语言文字便迅速发展定型。与汉字相联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直到现在，书法艺术依然风行日本，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纽带之一。
留学生传播儒家思想和政治制度
新罗贵族子弟大批来到长安，进入国子监学习儒家经典。新罗还专门派遣王族子弟入唐进朝宿卫，这实际上也是进入国子学或太学学习中国儒学思想的最佳机会。这些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回国后，或在新罗王廷中充任高职，或传授弟子著书立说，为中国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及新罗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入唐留学的高潮促进下，新罗国学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考试等方面也完全取法于唐朝长安的中央官学。公元682年，新罗在礼部下设置国学，专门讲授中国儒学。
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天宝八载（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以研究唐朝医学、天文、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唐改革了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之中书省，地方设州、郡、县、乡，与唐相似。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贞元四年（788年）也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仿唐设“读书出身科”。新罗还在学校设立孔庙，举行祭祀，以至于学礼中的束修礼、释奠礼及乡饮酒礼都模仿唐朝。
大量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积极推动国家的改革。645年，日本进行的“大化革新”从整个政变过程到政变后的律令，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留学生还带回来大量的儒学典籍，并亲自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公元768年，日本留学生膳大丘还向日本朝廷献议，仿唐尊孔崇儒之制，奉孔子为文宣王。日本称德天皇准奏，敕尊孔子为文宣王。从此尊孔之风更盛。
日本遣唐使中有好多留学生甚至学问僧前来长安专门攻读律学，学习唐朝的施政及包括律令在内的一切典章制度，并把他们介绍到了日本。日本“大化革新”后，于646年模仿唐制设立刑部省，并在其下设立赃赎司和囚狱司，并开始制刑律，内容与唐朝律令相同或相似的就达420条。
留学僧与佛教东传
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传入我国后，逐渐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为一体，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形成中国式佛教。唐朝时，佛教更为兴隆，佛教宗派大兴，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都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著作和传教方式。除此之外，大量的印度佛经也在这一时期输入中国并译成汉文。新罗、日本不断派遣僧侣，学问僧赴唐求法取经，他们当中大部分进入长安著名的寺院，师从高僧研究佛学，使中国的佛教也被新罗、日本社会所信奉。
新罗派遣的高僧达64人。其中，圆测于公元628年入唐后，在长安拜法常、僧辩学习佛教经论，后来又拜玄奘学习唯识论，他最后学有所成，自成体系，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唯识学。圆测拒绝回国弘法，最后圆寂于唐，但他的佛学著作，他独特的唯识学，却传回新罗，对故国的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义湘研习《华严经》，开创了新罗佛教华严宗的新局面，形成一大学派。733年惠超在长安荐福寺与金刚智共同研究密教，并与金刚智合译过佛教经典。惠超终老于唐，他的著述也对新罗佛教密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学问僧入唐后，大部分进入长安著名的寺院，寻师求法、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抄写和购买佛教经卷。他们的重要贡献是把唐代盛行的主要佛教宗派移植到日本，日本奈良时期来长安求法的学问僧有道昭、智通。他们二人都曾在长安拜玄奘为师学法相宗，回国后创立日本法相宗。平安时代入唐学习的著名僧人有“入唐八大僧”：最澄、空海、圆行、常晓、圆仁、圆珍、惠运、宗睿，据史料明确记载，他们中有六位在长安学过佛法，回国后又大力弘法，取得很高的成就。
其中影响颇大的是空海法师。空海于公元804年赴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习密教，回国后开创日本密教——真言教，并与最澄和尚一起积极主张宗教改革，提倡僧侣教育。八大僧入唐求法还带回经书1700余部、3600多卷，还有大量的佛像、佛画、佛具、佛舍利，这对平安时代佛教的发展及日本的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文化圈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社会的繁荣昌盛，也增加了中国对东亚邻国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唐朝对外认识的提高，对以后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与教育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