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中国事务部主任伊利夏提（图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看中国2021年4月27日讯】3月31日，大约是下午，我正在聚精会神地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突然手机响了，拿起电话，是《纽约客》杂志记者打来的。
寒暄过后，记者似乎有点犹豫，然后他说：“有一件事，我想在文章发表前告诉你，以便你思想有个准备。”我感觉心提到了嗓子眼，没有说话，静静的听着。记者顿了一下：“你在听吗？”
“我在听，你说。”
“是这样，根据我们和证人的调查采访，确认你大妹妹、二妹妹及她的丈夫和大女儿，都在奎屯集中营。你的二妹妹有心脏病，经常晕过去；每次，警察都不让任何亲人靠近帮忙，直接把你妹妹拖走；你大妹妹也似乎精神上已经垮了。你在听吗？”
“我在听”，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变了，有点颤抖。
“根据证人，集中营领导当众对你妹妹说：‘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哥哥。等你哥死了，你们的问题才能结束。’”
记者后面的安慰话语，我只是机械地回答：好好，没有事，你放心。放下电话，我不知道自己呆坐了多长时间，想哭，又哭不出来；心在痛，那是一种沉重钻心的疼。
警察那句话不断在我耳边响着：“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哥哥。等你哥死了，你们的问题才能结束。”我活着，父母亲人就是中国政府的人质，家破人亡；中国政府在监禁折磨我父母亲人的同时，也在精神上监禁折磨我这个逃亡者！
大妹妹和我最要好。在国内时，每次我去拜访她，她都会往我口袋里塞一些钱，说你一个教书匠工资不高；我知道你喜欢读书，这是给你的买书零钱。我逃往一年多，她和丈夫离异，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特别不容易。
因而，我到美国，收入稳定之后，给她寄过几次钱和包裹。到后面，她婉转地告诉我，取钱变得非常麻烦。我明白了。后来她女儿想要个手提电脑，她拗不过女儿的求情，问我能否寄一个电脑。我说行。
我到处打听，得知一位在德州的朋友要回国探亲，我要他帮我带过去，他答应了。我就在网上订购了一个手提电脑，直接发到德州朋友家。朋友拿上电脑，连包装都没有打开带到了乌鲁木齐。
后来辗转得知，在机场等着的外甥女拿上电脑后，感谢完朋友走出机场，就有两个警察将外甥女带到了什么地方。我仅得知，外甥女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至于一段时间是几个小时，还是一两天，或者是一两周，我不知道。
2014年8月15日，妹妹被从家里带走。我仅知道，她的家被翻了个底朝天，甚至小外甥的台式电脑也被带走了；而且，警察通过二妹妹带话给我：让你哥停止活动，否则……。自此，我和三个妹妹的联络完全被切断。
我二妹妹干脆利索、泼辣，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她的汉语也非常好，性格也和我差不多，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旦遇到不公平就会不计后果站出来。她在铁路上工作，而铁路是一个完全由汉人垄断的中央企业，歧视是赤裸裸的，因而二妹妹得罪人不少，包括领导。
二妹妹最大的罪过，我猜，一个是她竭尽全力试图保护胆小怕事、却因我而摊上了政治大事的大妹妹；二是因她非常自豪有个敢挑战权威的哥哥，而且她曾经在很多场合公开表达过她的这种自豪。
自从大妹妹被抓捕，我就有一种负罪感，总觉得自己毁了大妹妹在艰难挣扎中试图维持的家庭！
2016年，当母亲在最后一次的电话里告诉我：你三个妹妹的儿女，大学毕业也都没有一个找到工作的；你大外甥女找到了工作，几个月后也被莫名其妙解雇；我们的麻烦太多了，儿子，你父亲早逝也是因受不了你弟弟被杀、你妹妹被抓的双重打击呀！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愿真主保佑你，儿子。
母亲最后的通话一直折磨着我，自责、内疚，尽管我知道是中国殖民政府无耻，是殖民政府如黑帮绑架我的亲人，拿他们做人质，但始终也无法摆脱对亲人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在从内心吞噬我的生命。
几个月前看过一部反应犹太人大屠杀的影片，片名《莎拉的钥匙》，讲的是1942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警察开始抓捕、驱赶犹太人。当警察来莎拉家要带走他们时，天真的莎拉将其年幼的弟弟藏到壁橱，上了锁，钥匙拿在手上，她以为他们还能回来。但极其不幸，被迫与父母分离的莎拉九死一生逃离儿童集中营后，在好心人帮助下辗转回到巴黎来拯救弟弟时，她剩下的唯一亲人——弟弟，早已饿死在了壁橱里。
尽管在一家好心法国人的帮助下，莎拉最终躲过了纳粹迫害，熬到了巴黎解放，但她始终无法原谅自己，一直生活在抑郁之中。那种负罪感、自责和内疚折磨着她。
后来，大概是为了摆脱法国生活的阴影，她告别养父母，移民到了美国，也找到了一个好丈夫，也有了孩子。但是，她未能摆脱折磨着她内心的负罪感、自责和内疚，最后她选择了开车撞车自杀，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对她极其残酷无情的世界，去寻找她可爱的弟弟和消失在大屠杀集中营的父母。
不幸，今天的维吾尔人在以另一种形式，在被迫经历犹太人莎拉的惨剧。尽管维吾尔人还没有弟弟被锁到壁橱里饿死的惨案报道，但因父母被抓捕关押，无人照看年幼的孩子，而被冻死、被淹死维吾尔儿童的报道，已经有几例。
我三个妹妹，大妹妹有两个孩子，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是否还活着；我只知道自大妹妹2014年被抓捕，她的两个孩子就在失去父母的艰难困苦中，挣扎生存。
我二妹妹的两个孩子通过《纽约客》记者知道，她的大女儿和他们在一起，在集中营；小的不知下落。
我的小妹妹也是两个孩子，她和母亲生活在哈密。现在，大人、孩子都不知道下落，也不知道是否还活着。
尽管我知道，父母、弟妹的家破人亡首先是因为他们生为维吾尔人，就算是我顺从了中国政府，今天无差别大规模抓捕关押维吾尔人，包括抓捕那些曾对共产党忠诚的维吾尔人，再一次证明，极大的可能我和亲人们一起也同样逃脱不了集中营、死亡。
就如犹太人莎拉，她的弟弟，即便没有饿死在莎拉藏起来的壁橱里，可以肯定，也逃不过纳粹的集中营、毒气室。
然而，我们海外的维吾尔人也都如影片中大屠杀幸存者莎拉，仍然无法摆脱那种内心深处的负罪感、自责和内疚。因亲人的失踪、被抓捕，本来就让我们海外维吾尔人生活在家破人亡的悲哀中；而被中国殖民政府倒打一耙，指责成其亲人被抓捕是海外维吾尔人的追求自由、尊严和寻亲控诉，成了伤口撒盐，加深了每一个维吾尔人精神上的折磨。
漫漫长夜，有多少维吾尔人的儿女、父母在默默地哭泣；漫漫长夜，有多少维吾尔的儿女、父母辗转难于入睡；漫漫长夜，又有多少维吾尔的儿女、父母在无法摆脱的负罪感中，挣扎于自责与内疚。这痛苦，这折磨，这个中滋味，只有经历之人知道。
我不会如大屠杀幸存者莎拉一样撞车自杀，但这负罪感、自责和内疚的精神折磨，却也在慢慢消耗我的精力，在慢慢吞噬我的生命。我们逃亡者、幸存者，就我个人而言，只为期盼中与家人团聚的最后奇迹而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