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节后，中国青年报体育编辑室夜班编辑、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长安抛下70多岁的老父母，上吊自杀，他的主管领导、体育编辑室主任马年华负有直接责任 。但是，马年华却没有受到任何追究，现在还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为什么王长安要自杀，马年华对此应该负责任？说来话长。
中国青年报有个习惯，就是每过几年就要折腾一回。当然这个习惯是跟这个党、跟毛泽东学的。9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折腾，把专门为读者服务的群众工作部折腾没了，撤销，下来的人员自己找接收部门。这是多么不讲理！首先，读者是衣食父母，为读者直接服务的部门就不应该撤销。第二，报社搞的机构变动，应该是报社自己解决人员安排，不应该让个人自己找接收部门。当时群工部副主任高建国打电话给体育部副主任马年华，推荐我去体育部。因为我过去当过田径运动员，也经常给体育部写稿子，适合干这种工作。但是马年华说：“他年龄太大了，我们要年轻的。”因为他们部门扩充了版面，需要人，但是他不想要我；我那年三十四五岁，但是比马年华大一两岁。后来体育部另一个副主任毕熙东主持工作后（就是成为实际负责人之后），同意我去该部门“帮忙”（不算正式的人），这也是流氓逻辑。但是，报社负责安排工作的周志春副总编辑，是开国上将叶飞的女婿，就同意这样干，我也只能接受了这种屈辱的安排。从一开始就是二等公民，在经济上受盘剥，人格上受侮辱。
又过了一两年，报社又折腾，把星期刊撤销了，负责星期刊的文化生活部编辑记者自己找出路。报社成立了采访中心，安排了一些文化生活部下来的人。王长安80年代初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报社，在文化生活部的文学版“绿地”当编辑。这时候只能去采访中心当记者。
报社号称是讲理的地方，其实很黑暗。编辑部当中的高干子女呼风唤雨，得吃得喝。具体表现是能当官，当了官就不受“改革”的制约，反而可以用“改革”收拾别人；提高自己，使自己收入增加。有背景的人可以当官，当部门的头；起码也得是女的。女的，再有点儿姿色，就也能当官。最好干的工作是自己的部门有版面，有版面就有编辑费，就是奖金。自己写的稿子，不管多么烂多么臭，都可以登。登了，就有稿费。就有任务量，年终写鉴定，数据就能达标，就可以给“合格”以上的考评，就不会下岗。最苦的工作是自己的部门没有版面，写了稿子得“求爷爷告奶奶”，不能发表，就等于白干，没干，没有收入不说，还算不干活，那就有被劝调离的可能。
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章没有绝对的好，写得再好，别人也能挑出毛病，也能给出不予发表的理由，你还无法争辩；而且报纸是党报，要看党的大局行事，比如每年3月是全国两会，版面都给了两会报道，你写的稿子好，事情也重要，什么毛病都没有，但是就是没地儿登。
报社的收入有红色的，就是报社发的，也有灰色的，比如被报道的单位给的钱和物。报社的报酬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稿费很低，没有采访经费，特别是在北京。北京城很大，90年代，私家车很少，报社记者的工资也不高，几百元。如果去远一些地方采访，坐公共汽车很麻烦，很费时间，骑车太累，打车花不起钱。
所以王长安他们这些采访中心的记者就受了苦——不容易完成任务，采访太累，收入太低，完不成任务将来就有被劝调离的危险。那时候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的总编辑徐祝庆等，还没想出其他整人的更好的办法。
8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进入国际奥委会大家庭，没有参加奥运会，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搞大外宣的好战场，所以体育报道的地位很低，是属于文化生活部，在星期刊占半个版面，八分之一。但是后来地位突然就高了，分出去成立了体育部，也是处级部门，自己版面还很多。因为过去是一个部门的，王长安就请求毕熙东让自己进体育部。毕熙东就同意了。
体育部有专门为二等公民准备的活，就是当夜班编辑。以前没有二等公民的时候，谁也不愿意上夜班。毕熙东只好把体育版交给总编室的人干，自己部门就没有编辑费了。因为夜班特别熬人，特别容易得心血管病和糖尿病，我们报社上夜班的人因为心血管病、糖尿病死了好多了。体育部后来有了我，毕熙东就让我上夜班。一个星期上5天，但是也不能总是我一个人吧，王长安申请来体育部，就让他和我轮流上，一个人上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一轮换。
1999年10月，中国青年报又折腾，团中央空降来的总编辑李学谦在原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儿子李大同的协助下，发动了“全员解聘，全员竞聘”。竞争中上不了岗的，3个月内发基本工资；3个月之后自己调走，调不走，停发工资。这是什么混蛋逻辑，什么“改革”！但是李大同振振有词：“青年人办青年报”，就是要用这种改革使报社更新换代。
毕熙东带人办子报《青年体育报》，我不想去，觉得自己就应该留在体育部，体育部也缺人。但是马年华正好借机不要我，我就成了“待岗职工”，没了工作。王长安倒是留在了体育部，因为还是需要两个人上夜班，马年华就把自己的牌友、国内政治部的林冈找来了。
这种形势，对已经上岗的人员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求版面编辑不许出差错。报纸差错分为两种，文字差错和知识性政治性差错。可以减少差错，而且必须是记者、编辑、领导、检查校对齐努力，但是不可能完全杜绝差错。比如过去马年华写报道，篮球比赛中的3秒违例写成了“3秒犯规”。2020年年底，中国青年报一版重点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旅游价格降低了，因为快递包裹的价格降低了。这就是笑话——谁会被装进包裹去旅游？装进货舱也会憋死啊！但是报社不管那一套，版面编辑特别是夜班编辑都是没有背景的人，平民子弟，使劲收拾他们——不许出差错。
王长安比我还大1岁，那年44岁，身体一般，而且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失眠症。压力大了，病就更重。他家住得远，没钱买车，打车太贵；每次夜班骑车回到家已经是后半夜2点，还要爬十几层楼，因为夜里电梯也停了。上了床，很累，但是折腾了大半夜神经兴奋，反而睡不着；第二天还要上夜班。出了差错，就要下岗。离了婚，只和70多岁的老父母一起生活，老父亲还是老年痴呆。在家里也没有好心情。他就不想活了。那天他妈带着老伴去看病，王长安说：“妈，以后要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您可要坚强点儿。”他妈走后，他就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挂在了卫生间的铁管子上，吊死了。
过去毕熙东主持部门工作的时候，打压马年华，他私下里总说：“做人要正，要讲道理。”那么毕熙东走后，你当了部门主任，为什么还非要王长安一直上夜班，明知道他有病，也不让他休息一下，轮换一下，还继续给他那么大的压力？还要继续执行二等公民的政策？
他知道自己有责任，一时间也有点垂头丧气，到处向人解释，为自己开脱；但是报社领导有高招，让人事处发布讣告：“王长安编辑因忧郁症去世。”所以，报社就没有一点责任了。马年华也没责任了，所以后来当了副总编辑。
21年过去了，王长安当年只有一个妹妹，还嫁到了美国，不知道后来二位孤苦伶仃的老人是怎么样了，是死是活，死时候有无人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