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民国知名女作家张爱玲在香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我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松子仁舂成粉，掺入冰糖屑——人们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像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这是张爱玲的散文里的弟弟，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是爱着弟弟的。童年时，目睹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然而，弟弟生来就不如姐姐那么特立独行，父母离婚后，他不像姐姐，有姑姑和母亲可以投奔，他是个男孩，只能在家里和父亲在一起，总是在夹缝里求生存，没有道理可以理论的，因此养成了软弱和迷糊的个性。曾经，张爱玲看着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弟弟并不记仇，这夫妇二人对躺在榻上抽鸦片时，弟弟偎依在他们身边，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着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曾经的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气的混沌人，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因为没能力反抗，为着生存，这个懦弱的孩子脾气好得不得了，同时呢，也含糊和分不清是非。而张爱玲的性情，按照胡兰成的鉴定——最是狠毒，绝决的。她渐渐看不上弟弟。
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被父亲囚禁半年后，她逃出了家，投奔母亲。她对着浴室里梳妆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弟弟来，送他去学骑马……”后来，弟弟也不堪父亲和后母的凌虐，学着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随身“带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弟弟哭着，张爱玲也在一边哭着，请求母亲收留下弟弟。然而，我们前文说过了，在那个阶段的黄逸梵，心事都在社交和男女纠缠上，她没有多少母爱给这一对和前夫生下的儿女。于是，做母亲的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向弟弟解释，她和他们的父亲已经离婚了，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着泪，带着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孩童的孤苦伶仃，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张爱玲也记恨着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地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这个阶段，她偶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着“家姐事……家门之玷”——他在学着经理人事，于是给一位堂兄弟写了这么一份信，寄出与否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此事，铭记在心，她被伤到了。《小团圆》里，她反反复复提及，反反复复地写。
再大一点，弟弟的立场就渐渐地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是父亲糊涂，这个后母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满志地计划“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着道：“你不要再说了呀。”在一篇短文里，她还提及过，上海小市民的滑稽和心酸：好容易做了套西装，然而，共产党来了——西装派不上用场了。
后来，张爱玲在美国时，在英文小说《易经》里，迳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姑姑从前也和张爱玲一样，在这个弟弟还很漂亮很幼小的时候，喜欢这个小男孩，出门时常常和弟弟开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一晚上好不好？因为弟弟生得好看。然而，在张子静的回忆文章里，对姑姑的印象是十足冷淡无情的：“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对此，张爱玲在《小团圆》当中这样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释：“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舔犊之情从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一层层灰一层层沙搀下来，积累得久了。那点真心都埋没了。
而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写到她家的那些原籍安徽的仆人，李鸿章的乡亲们。那些乡下人还保存着一个人伦常理的乡村社会的秩序，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的睡着人，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餬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张爱玲的。因为这些穷苦的乡下人之间，保存着最本质的舔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虽然饱读过传统经纶，可是传统习气全无，旧日的传统伦理统统丢弃，信奉西来文明最表面最冷酷无趣的那一套，每一分钱的帐目都算得清清楚楚，要多占点好处是绝对不能的，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做出最无情的表情，哪怕是面对这个一无所有，是父母辈所有故事情节的最直接受害者的小男孩，他没有能力害任何人，可是，所有的人都蔑视他，认定他糊涂，拎不清。尤其是他没有财产，没有倚靠，什么都没有。
张爱玲离开上海，约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们都是洞察时事的人，唯有张子静，混沌地奔走谋生，做父亲的当年为着守旧，也是不肯花钱，不肯送儿子去上新式学校，而是一直把他留在身边请私塾先生教课，当然，他的钱也不曾让儿子看见，自己和妻子都吸鸦片，夫妇俩合伙花光了所有的钱，再加上投资失利等等缘故，在1948年已经穷了下来，不再有花园洋房和仆人，晚年栖身在一间房间里，和人合用厨卫。同样是因为省钱，夫妻装聋作哑地，从来不提给张子静娶亲结婚这桩人生大事。张子静在扬州等地谋生，后来又在上海远郊的中学教书，虽然这唯一的儿子并不曾被善待过，张子静也是尽到了为人子的责任，对父亲和后母一一养老送终。
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他重复地写到张爱玲去国离乡带给他的伤心：“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在1980年代，张爱玲与在大陆的劫后余生的姑姑、弟弟通信。她给姑姑寄钱。在晚年张子静的笔下，他和姑姑虽然同住上海，却已经是半世未见，姑姑再婚和离世的消息，都是从报上得知的。值得一提的是。姑姑张茂渊在青年时期和黄逸梵一起远赴欧洲留学，曾经在远洋邮轮上邂逅一位上海前往欧洲读书的留学生李开第，归国后，双方一直是好朋友，李开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张茂渊还是女方的伴娘，担任婚礼的傧相。李开第曾经在香港工作，那么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李开第便担任她的监护人。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李开第的原配病逝，他和张茂渊在文革中都九死一生，熬出一条命来，文革结束后，二人结婚，当时张茂渊已经78岁了。二人相守了十多年，先后过世。所有目睹过他们相处的人都说，这对夫妻是极为恩爱的，彼此珍惜，形影不离，张茂渊每天喝中药，都是先生为她熬好，亲自伺候她服下。
姑姑的故事，算是枯荣自守，按照她自己的脾性，走完了她的一生。
而弟弟呢，依然是张爱玲眼里那个混沌的弟弟。通信之后，弟弟照例伸手向她要钱，说自己退休了，打算找个伴一起安度晚年，想在上海买个房子一起过日子，张爱玲则回信抱歉地说自己能力不足，帮不上他。这样贵族世家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彼此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一方伸手要钱，另一方则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抡起烦难，她板着指头也能诉苦诸多。曹七巧带着黄金的枷锁劈死了好些人，将自己骨肉的一生可能的幸福全都耽误了。张爱玲笔下的家族至亲之间，也都牢牢地戴着这副黄金枷锁，谁都不曾卸下。手上的钱攥得紧紧的，手足亲情是为了张口借钱和防止被借钱而存在的一种关系。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原告可以被被告收买，背叛手足，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同样地，张爱玲对待她的弟弟，也不曾摆脱这个黄金枷锁。
在张子静曾是一个少年时，和他后来的生命晚期，都写过“我的姊姊张爱玲”这样的同类文章，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同样，他抱歉着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张爱玲过世的时候，身后事不可谓不丰厚，她的银行帐户里还有数万美金的存款和数十万美金的投资获利，她立遗嘱将身后事------财产和文字版权，全留给了香港文友宋淇夫妇。而这时候，她弟弟还活在上海，依然在窘迫孤苦之中。有追踪张爱玲上海行踪的港台张迷到上海，找到张爱玲的弟弟，印象里无一不是他的凄苦，种种窘迫。晚年的张子静好酒，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喝酒，那大概是他生活里唯一能慰藉他，也是唯一能麻醉他的感知的嗜好吧。他生活的那条街，都是老底子的上海人，许多近代史上的名流世家居住在此。有街坊日后为街坊邻居写忆旧文章，也提及到张爱玲的后母和弟弟。说的依然是张子静的潦倒和静默，和张爱玲一样，张子静也是不会做家务的。大雪天气里登门去街坊家，穿着一双有洞的单鞋子，站在人家门洞里，满地雪水。人家赶紧给他干净鞋子换上。可见这个孤身老人的生活凄惶情形。他也就这么潦倒到死。
而张爱玲的遗嘱委讬人宋淇夫妇，本也都是高龄。他们相继过世后，其子宋以朗合法接管了这份遗嘱，成为委讬人，他将张爱玲的遗稿翻了个底朝天，她生前决意不肯拿出来的稿子，全被其统统拿了出来，一一出版面世。一时舆情哗然。在《小团圆》里，我们获悉了张爱玲所有自爆家丑，在《异乡记》，我们读到了一个未完的伤心故事。然而，这一切，真的是张爱玲要的吗？是她委讬给宋淇夫妇的真义吗？她自己不曾说出不曾出版的那些，真的是希望身后借由他人之手，让残稿曝光吗？我们身为看客，大抵，也只是在这样的故事情节里，油然感叹一番世事人心的诡谲莫测吧。即使孤高如张爱玲，也不能免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