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5日的北京，一位男子走过为庆祝过年而挂起的灯笼。（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2月11日讯】又见新桃换旧符
2021年元旦才过，农历辛丑年的春节又即将来临。大陆宣传部门打着民族主义之类的旗号，最爱说“春节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又称“元旦”是西方的“洋节”，其实正好暴露其无知。众所周知中国的历法最早起于夏朝，所以又叫“夏历”，民间一般称作农历。它将一年的岁首定为正月初一，又称“元旦”或“元日”。所以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正月》一书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朔日，就是初一的意思，所以那时的“元旦”就是我们现在正月初一的”春节”。
但到了上世纪的1911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次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废除夏历，以西元纪年，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为元旦。但民间仍按习惯在民国元年的二月十八日过旧历壬子年的新年正月初一。于是一年中便出现了新、旧历的两个第一天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国二年（1913年）当时担任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将西元纪年即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元旦”，将夏历的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例行放假。从此夏历的岁首（正月初一）便称为”春节”。所以”春节”一词算起来也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
所谓的“旧社会”充满了人情味
中国一般的民众最看重的并不是西历一月一日的那个元旦，而是旧历正月初一的春节，你去问一百个中国人，恐怕九十九个都认为旧历的腊月三十与正月初一才是过年。所以在我的往事记忆中，几乎记不得任何一年过元旦的情景，留下的都是过春节的印象。然而令我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怀念的还是那“万恶的旧社会”时过年的时光。那时的春节，每家每户都充满了年味，而且是充满了人情味，文化味的年味。却没有任何政治味，工具味，乃至变了味的“年味”。
然而一提起所谓的“解放前、旧社会”官方便又大肆宣传是什么“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是什么杨百劳，喜儿，扎根红头绳就过年了。这当然又是瞎编乱扯。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见证人最有发言权。那个时候过年，我亲眼所见，不说百分之百，起码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而且都备有丰盛的菜饭，年糕，汤元之类的食物。大人，小孩都要穿新衣，新鞋。稍微富裕点的人家，屋里都要张灯结䌽，椅披椅垫之类搞得一派喜气洋洋。而且那时民风古朴淳厚，贫者不存非分之想，富者乐善好施。一到了腊月，街上就有民间自愿乐于捐助的富人出钱资助的慈善机构，向有困难的人发放米、布、钱，你愿去领取的人就去领。既不需要“居委会”，“派出所”开任何证明，也不会问你是什么成份，是城市还是农村人，是常住户口还是暂住户口？官方根本不介入这件事，更不会拿这来说事，宣传，以宣扬什么“温暖”、“关怀”之类的说教。
而且我亲眼所见，去领慈善救济的人并不多，从来就没有人排成长龙，更不会象现在超市卖点便宜的东西竟会发生拥挤踩踏伤人的悲剧。这充分证明那时贫困的人并不多，甚至有点困难的人还不愿去领，怕“丢人”，失了个人的尊严。而且做了这些好事的富人，从来不张扬，不吹嘘他给谁“送了温暖”，叫记者来拍个照，报导一下。谁要这么作，众人的口水都要淹死他。当年我父亲也是捐助者之一，他教育我的理念就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里所谓的“有心”，就是借做好事来表演、抬高自己。所以做了好事，不要去张扬，更不要去图别人回报，而头上三尺自有神明知。
这听起来好象有点“迷信”的味道，实则是一种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的规范在起作用。所以反过来也没有人去冒领多拿。我看今天为发点“低保”，往往闹得不可开交，什么想法开后门的，该得而得不到又哭又闹的，告状的，无奇不有。要是今天谁敢像当年那样敞开门不要任何证明，任何手续都可来领米，领钱，我看你有100座仓库也不够。所以“旧社会”既不是什么“水深水热”，而那时的道德水准和良好的民俗，民风更不是今天中共所谓的“新社会”能望其项背的。
至于那时的农民，只要没有战乱和大天灾，无论什么贫下中农，哪家不是只要冬至节一过就开始杀大肥猪过年？有的家的腊肉到第二年栽秧时都还未吃完。土改时，工作队动员一个老贫农去斗争地主，这老贫农找不到话说，上台去就指着地主骂道“你这个狠心的地主，我给你裁秧子，你端出一碗腊肉，一块块肥肉比巴掌还大，比指头还厚，哪个吃得下去嘛？你存心害人！”弄得中共“土改”工作队的人哭笑不得，连忙将这位农民拉下台去，不许他再往下讲了。而到1960年中共搞所谓大跃进，最后造成全民饿饭大饥荒的年代里，这个故事更被广为传讲。人们听完后，都感叹“今天能有这样的地主来‘害’我们一下就好了”！
充满文化韵味的“年”
那时过年的文化生活完全是民众自发，自愿的，诸如什么敬祖祈福，演社戏，舞狮，舞龙灯，灯谜会，从无官方的政冶宣传与说教介入其中。这些活动虽然没有中共当局今天劳民伤财搞的“大内宣”式“新闻联播娱乐版”即所谓“春晚”那么富丽堂皇，但它既不会耗费巨大的民脂民膏，更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不过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家家门前的春联。也就是从腊月三十开始，家家门口都贴上一副用红纸和毛笔字写成的对联。中间门枋上再加一横批，门上贴上大“福”字，或门神，有的还挂上灯笼。几乎家家如此。而那春联的内容真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畅所欲言”后，却不必担心“阳谋”找上门来打你成“右派”！
春联的内容以喜庆吉祥之语居多，最常见的如：“一门天赐平安福，四海人同富贵春”；“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迎春夏秋冬福，户纳东西南北财”。不仅是祝愿之词，更文彩飞扬，颇富哲理。又如“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福自来”则既有祝福也有劝导期望。但我那时却从未见过对官方献媚吹捧的春联。哪怕是国民党的官员，也不会在门口去贴一副对联：当官不忘国民党，幸福全靠蒋主席。------那会成天大的笑话。可是一到中共在大陆掌权的“解放后”，全国的春联都变成了“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溜须拍马屁成了“新常态”。而今春联在大陆普通人家已越来越少，只剩下机关单位门口一些政治口号了。
那时每年的大年初一，我常和父亲，还有我姑姑去街上闲逛，专门去看那“春联像大海洋”一般的盛景，也不时对写得别有新意的联语加以评价议论，是那时过年一种特殊的文化品味与享受。记得在一家小店门前，主人既在卖茶又在卖点烟酒类的杂货。门前的一副春联是：“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碗茶去；谋衣苦，谋食苦，苦中寻乐倒杯酒来”。我父亲对此联很赞赏，认为既道尽了世情，也表现出了主人的潇洒与幽默。又如有副春联写道：东风大胆敢梳柳，春雨细心更润花。拟人化的手法，把大自然的春天写得多美啊！我们有一年在一家破旧的小商店门口看到主人在春联上写的是“财如晓日腾云起，利似春潮带雨来”。我姑姑笑着说“这主人吹牛的功夫恐怕天下第一”。当时我们确实还不知道中国人的“牛”可以吹到“亩产十几万斤”，“十五年超英赶美”这样的份上，何况人家吹的那“牛”并无什么害处，不像那“亩产万斤”是要吹死人的。
极具“中国特色”的因春联而招祸
至于因春联惹祸的事，说起来就有点沉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则回骂曰“共匪”。中共说蒋介石“亲美”，国民党说毛“亲苏”，互相对骂无止无休。川南某县有一老学究拟一春联讽之云：“蒋匪”，“共匪”究竟哪个是匪？；“苏亲”，“美亲”不知谁家才亲？外加横批：天才知道。他显然不知这“伟大的新社会”不比“万恶的旧社会”，怎能容你乱说乱动？所以结果便是“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语），此公便成了“反革命”。
另一个是七十年代一个“知青”在乡下过春节，穷得揭不开锅，却引得他文思涌进，拟成一副十分别致的春联贴在门上。上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此中人语。这当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意。确实当时的“外人”皆不解其意。但后来他却在一次闲谈中，向一位他认为不是“外人”的知青同学吐露了真情。他说，上联是“缺一”谐音“缺衣”；下联是“少十”谐音“少食”，连起来就是“缺衣少食”。谁知他这位同学，想争取政治表现好，早点回城，便去告了密。正在文革中，那还得了？结果与那位老学究一样的下场。
一副春联在中共治下竟酝成如此的悲剧，如此“中国特色”的事，只能令人无语！行文至此，不禁掷笔长叹！因而想借此小文寄语生活在民主宪政下的2300万台湾民众，请好好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民主。别为中共一点蝇头小利的毒饵，便去听信马英九、邱毅、唐湘龙之流的妖言说词，让别人有可乘之机，以所谓反“台独”之名行“渗透”之实，进而进行吞并。到时上述的悲剧就要在台湾上演了。看看香港人民的苦难吧！作为中国大陆的草民，在此愿为台湾的公民们提供一点“现身说法”的进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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