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民国知名女作家张爱玲在香港。（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对于习惯阅读现当代汉语文学的人们来说，张爱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是一座不归属于任何政治语系，独立而丰饶的迷人岛屿。我们今天来读张爱玲，依然是惊艳的。你在里头会读到被现代化了的美妙汉语，还有她的不曾被百年红祸,左派文艺和暴力革命所冲刷的，纯粹的，私人触觉的，一个天才女孩的文学语言和她对于人世苍凉而透彻的独特体悟。而张爱玲的身世，她一生的行迹，本身就是一部山河破碎的个人史，时代史。所有的历史大事件，都曾经在她生命里发生过作用。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论张爱玲的意义之一。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赤化，在上海的张爱玲是属于被共产党当局努力笼络的人物。而在1940年代初，张爱玲刚刚在上海走红的时候，就被共产党的左翼文人们注意到了。日后的中共文化部长夏衍曾经讬人去和张爱玲接头，托辞说让她不要在日占区发表文章，她要发表的文章可以由共产党给她付稿费，待到日后共产党占领全国后，再拿出来发表。当然，这样荒唐的说辞，是根本不可能被张爱玲所接纳的。因为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国，是一个根本不需要真正的文学，小说，并且摧毁一切传统文化的恐怖制度。而留在上海的张爱玲，甚至受邀参加过共产党在上海市的第一次文代会，然后被组织到苏北体验生活，这使得她亲眼目睹了土改中的红色恐怖，种种凄惨景象。她形容自己的感觉是：被人掐住了后脖子的那种恐惧。她必须要离开，再晚的话，怕是走不了了。于是，1952年，她以要去港大完成学业为理由，申请赴港。坐火车到广州，由深圳罗湖口岸出境，出关时，每个人都很紧张，因为没有真的离开海关，就表示人还在共产党的手中。而出关后，在分界河上头的栈桥上，挑夫居然挑着她的行李飞跑起来，她也跟着跑，生怕后头的共军会反悔改口，把她叫转去。直到她生命的晚年，香港被回归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她也赶紧给打理她在香港的稿酬帐户的宋淇夫妇写信，表示要关掉在香港的帐户，考虑迁到新加坡去。从头到尾，她对共产党绝无任何好感与信任，能避则避。我们后世的人，对张爱玲的近乎判词一样准确的直觉，唯有心服。
在她晚年，大陆再一次掀起了张爱玲热，共产党的文宣系统的官僚柯灵，曾经写了很长的文章，回忆在1940年代的上海文坛，当时风头无两的张爱玲，以及张爱玲和他的交往，包括他因为被怀疑是地下共产党员，被日本兵抓进监狱，为此，张爱玲还特地找胡兰成帮忙，将柯灵从日本人的监狱里救出。末了写上，四十年过去，万里之外，向老友张爱玲致意，欢迎她回来看看。当然，大洋彼岸的张爱玲犹如顽石不点头，对这一番盛情，没有任何回馈和任何反应。
而和张爱玲同在1940年代的上海滩成名的作家杨绛，曾经在她的晚年，在接受采访中，数次提及张爱玲，颇为不屑地说她是没有家教的女子，论据是自己侄女与张爱玲是圣玛丽中学的同学，说张爱玲长得丑，满脸青春痘，偏偏好奇装异服，夺人眼目。又说她笔下的女性意境卑下等等。这话于人山人海的张迷，相当刺耳，然而，没有家教？也许是吧。怎么说呢，若张爱玲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曾分崩离析，有一心为儿女谋划的父母做主，她大抵是无论如何也没可能下嫁给胡兰成这样阅历复杂又年长十六岁的男人，也不会任性地中断她在香港大学的学业。没有一纸学位证书，让她后半生在美国，求职过程一直不展眉。理论起来，“没有家教”是何其沈痛的一种命运！而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杨绛，嫁给大才子钱钟书，夫唱妇随，一生恩爱，自然，张爱玲和她一比较，的确是异类。
而反观痛斥张爱玲没有家教的杨绛先生，和她的夫君钱钟书，在1949以后甘心情愿地留在大陆，表示不想去别的国家当二等公民，要留在自己的国家当一等公民，在杨绛晚年的文章里，自述他们对于苏联体制已经相当了解，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相当有心理准备。而1950年代，钱钟书便成为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组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共产党高官胡乔木的庇护下，他们夫妇一直过得很舒适，在空气紧张，不曾停止的政治运动里，夫妻俩还拿着高工资，怡然地下馆子，四处逛逛。同时他们夫妇都很识相，历次中共发起的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他们均“认罪态度极好”，顺利过关，保全自身。文字里的杨绛夫妇自诩在共产党体制下一直以埋首书斋的形象自居，著书立说颇为自得。到了身居泰斗高位的晚年，自然是有资格去批评张爱玲的不着调和不高明。然而，张爱玲远遁一生的姿态，以及杨绛夫妇在共产党治下坦然身居一等公民的一生，后世的我们读者会更加认同张爱玲的决然，她的态度明朗，干脆利落。
而在1960，1970年代，大陆人民没有小说可以读，连吵架都只能互相投掷毛语录的时候，张爱玲已经在大陆以外的华语世界，独步多年。遍地都是张迷，多少的文艺青年模仿她的写作，她的行文造句，她的聪敏戏谑的讥讽调侃口吻，当然，属于她的天赋，独特的对世界的苍凉体悟，无人可以模仿。以至1995年她过世之后，华语文坛开始半是戏谑调侃半是敬服有加地称呼这位终身保持女童气息的女作家为----“祖师奶奶”。
1980年代，大陆的文学期刊翻出张爱玲的旧小说，刊登出来，一时被惊为天人，人们纷纷打听谁是张爱玲。1990年代初，大陆文坛盗版出版张爱玲的文集，经历了漫长的阶级斗争，一次次清洗和左翼革命文学垄断大陆半个世纪后，人们读到张爱玲，惊异地发现，原来，在被共产党摧毁了的那个所谓旧世界，那个旧上海，有过那么美妙的个人写作，那么美好的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文字，和纯粹女性触觉的，独特的，无关乎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纯粹私人化的写作，那么古老又那么摩登，隔了半个世纪读起来，依然，是我们视觉里的最新潮。
和许多张迷一样，我也曾经在已然赤化半个多世纪的上海，按图索骥，追寻过张爱玲过往的足迹。位于上海静安寺常德路的爱丁堡公寓，是张爱玲在上海撰文为生时住过好几年的地方。我去的时候是晚春时节，天气很好，春阳融融，照出满街梧桐树的婆娑树影, 石库门里的弄堂人家，用了上百年的朱漆的砖木二层小楼，木头栏杆搁着电冰箱,木头窗框下挂着空调机，由用竹竿挑出晾晒的衣衫被褥。人家厨房的油烟味弥漫到街头，我转迷糊了，走到一个里弄角落头，很是僻静，一扇木门后头正播着婉转的越剧，一时间竟然有些发懵。这上海弄堂的市井，不管环顾间如何的高楼耸立气势俨然，但是在弄堂里，就是有着一种古典的章回小说里的人间烟火气。这也是海派文学和张爱玲小说的特有气息。
常德路195号，爱丁堡公寓，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新潮公寓楼。走进公寓的楼门，瞥一眼楼门前的信箱，在1942年，1943年，在南京的胡兰成寄来的书信，就曾经落在这信箱里的一格。我顺着楼梯摸了上去，没有了张爱玲在散文里常常提及的门房，天气再热，也要衣履齐整地来开电梯开门，上楼的过程无人阻挡，就这样,我登堂入室地,走进了张爱玲居住过的寓所。又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大胆地敲门借问，就走进了张爱玲曾经居住过的寓所。印象里是细条镶木地板，宽大的客厅，有一个穿堂去往另一间房子，浴室里有宽大的西式壁橱，摩登又实用，玻璃窗外看得见上海灰蓝的天空，视野辽远。我想到，这一场突如其来的，临时起意的敲门进入。是来自于她，来自于空冥之间，时间场深展处，张爱玲的回应——我用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她在1940年代上海的旧家。这房子再是物是人非，依然保有一种西式的摩登和沈潜魅力。当年来看她的胡兰成，在笔下形容过她的寓所“有华丽的兵气”。她在这里渡过了一生之中最流丽的时光，与姑姑相依为命，过一种最简净的公寓生活，写妙语连珠的文章，着奇装异服，把祖母传下来的被单拿去裁缝店里改成衣服来穿；和女友炎樱逛街，看橱窗，吃甜食，纪录下一个印度女子说出的妙语连珠的汉语，与男子恋爱，并为之心碎。张爱玲扬名上海滩的那些年，即便她只是去弄堂里的小印刷厂看自己的新书样书，身后也跟了弄堂的小童们，拍着手齐声叫张爱玲张爱玲—---在她身后，那样的小童历朝历代不曾消散，譬如去看她寓所的我，即是其中一个。
在张爱玲和胡兰成曾经盘桓过的阳台上，看看上海灰蓝的天空，楼下四敞八方的马路，公寓对面是电车的终点站，这是一个萍聚萍散之地，天然就有着一种山长水阔的散发之意。从这个角度看出去的上海静安，时间依然是张爱玲的。 这里的气场，依然让我感觉，这里仍然是张爱玲的叙事地域------所有的离去都不会再回头，所有的告别都不会再重逢。
在她的文章里，张爱玲从不遮掩地表达自己喜欢上海，喜欢上海人。她定义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这篇文章名叫《到底是上海人》，献给她的上海读者。她是这么说的：“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泥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她也一直喜欢上海的市井生活，她认为上海的公寓，是最适合隐居的地方，远比乡村田园更适合避世。因为解决了水和电的问题，你其实是可以独立生存的，不需要那么多的仆妇和亲戚。她和姑姑一起生活时，常常自己上街买菜，她的最漂亮的散文，几乎都是她上街买菜，一路观光见闻后，回家写成的。她在散文里写过：“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个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而隔着灾难深重的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再去体味这段话，想到她32岁离开上海，终生再也不曾返回过这个城市，就会觉出沧桑和沈痛。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作为一个充满了小说叙事和书写记忆的城市，从晚清开埠一直到现在，从来不曾中断过作家笔下的上海故事。在张爱玲之后，人们常常将上海作家王安忆和张爱玲并称为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因为她们都是女性，都写上海，且都好写上海市民，市井生活和烟火细节。将王安忆笔下的小市民，视为张爱玲笔下的那些民国人物，在共产党占领后的上海的命运和故事的延续。但王安忆认为自己和张爱玲是不一样的，因为张爱玲是灰暗的，自私自利的，不博大，心态和文本都充满了末世气息。而自己生活在朗朗乾坤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精神气质是不一样的。台湾媒体将王安忆称之为“共和国的女儿”，她也因此自诩，王安忆的父母都是革命者，跟随部队进驻上海的，所以，她的思想根基是建立在红色政权的基础上的，这是她的出发点，也是她的天花板。她是一个写实风格的作家，但她不能真正的面对百年来遍体鳞伤道德沦丧到底的民生人心，而是自创了一种由心灵出发的，美学意义上的精神世界，她相信人性的善，生命自身的力，以及物质世界里孜孜不倦的生活细节，可以营造出一个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和小说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悖论，因为写实的力量是面对现世的真实和残酷，真实感受其中的痛痒，而不是回避本质，只攫取自己想看见的符合美的那部分。美国国父华盛顿有一句名言：你不可能没有精神信仰却拥有道德。那么，以无神论，斗争论，马克思理论建立政权的中共体制，个体生命的人性力量和善意，是不是就支撑起一个具有现实深度又具有美学意义的小说体系呢？“共和国的女儿”王安忆的作品是不是就足以在精神深度上碾压张爱玲，超越张爱玲呢？在前方，时间会给予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