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还山：我是个右派，我永远要像个右派诚实地活着。（网络图片）
题记：是金子永远发光，是强人不怕打击。苦难对一些人是灾难，对拚搏者却是财富。许还山是天生的拚搏者，纵是刀光剑影在他面前也会化着彩云……
说不清楚的命运
他是天生的电影演员，也是天生的右派。说是天生的演员，因他自幼聪明过人，学什么像什么；说他是天生的右派，因他性格直率，从不隐瞒自已的观点。到底他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呢？不只别人说不清楚，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如果“共和国”的历史不发生那些莫名其妙的灾难，他至少是“将门虎子”的将军后代，可惜命运太错忤了！
1979年春邓小平主政的共产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人世间最底层的贱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宣布“改正”，这意味着1957年那场“伟大”的“反右斗争”彻底错了，只差没有公开道歉而已。共产党是不会道歉的，还留着个“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而已”的“光明”的尾巴，因为它是个死要面子不要脸的党，不过能给五十多万右派重新安排工作这就不错了。至于历史怎么来评论这件事，我想时间是会作出回答的。
右派是些什么人？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都是些有本事有能力有见解的读书人，都是上了毛老头当的人。在这五十多万“改正”的右派队中，新疆八楚县石油公司的许还山也名列其中。二十多年的苦难，八千多天血雨腥风的日子，是钢铁也腐锈脱层，是石头也留下癍烂，可他挺着腰昂着头回来了！回到了久别的北京，回到久别的电影学院，成了学院的一条爆炸性新闻：“许还山回来了！许还山回来了！”
当时北京青年影片摄影厂生正在筹拍电影《樱》，导演詹相特走来对他说：“还山，你是我师兄，我拍这部片子男主角非你不可。”他心里没底不同意，但詹导演一再恳求，最终他答应了。于是，他成了青年电影制片厂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的主角人物，电影在大连开机，面对盛开的樱花和漂亮的大海，他的心情特别激动，心里暗暗说：今后我的生活永远是这样吗？因为二十多年右派生活的阴影还留在他的心中……
“革命家庭”未给他“革命”的人生
他祖籍江西乐平，1937年生于北京，父亲许凌青远在1922年就由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一代党员，也是王明入共产党的介绍人，后来被中共派遣到蒋介石先生身边工作，官拜国民党陆军大学总教官，授中将衔。谁知早在1936年就受迫害被开除出共产党，直到1986年……蒙冤长达60年的父亲曾经是林彪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常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后又是郑州市文化局长。应该说，他的父亲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做了许多贡献，也为毛泽东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提供过许多重要情报，但是毛对人处事一贯是恩将仇报，纵是对他恩恩爱爱的老婆杨开慧不也就一脚踢了就是。许凌青又算什么？
由于许还山出生这么一个“身世沉浮雨打萍”的家庭，又离经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共之战，故童年忧患多于幸福，伤感多于安静。至今他还记得在重庆山城时，全家人住在一座危楼上，对面是宝鹰山，每当看到山头上挂起防空警报红球，母亲就抓起事先准备好的小包带上他和姐姐还河去钻防空洞，从高高的石阶上一阶一阶挨挨挤挤地奔跑。一次日本飞机血洗矶江，姐姐戴着个草帽拉着他从楼上连滚带爬的逃命，他一边跑一边老是回头看不知是哪个女孩子的洋娃娃甩到了树枝上，一飘一飘的。待日本飞机轰炸完了之后，重庆下了三天大雨满街上流着殷红的血水，树枝上悬挂着断手残腿；他还记得，比他大三岁的姐姐还河，带着他到几里山路外歌乐山林森墓旁的小学上学的情景。姐姐携着他手说，路边李子不要去吃，那一定是很酸的。姐姐还说，人要懂得地理历史，地理是横的，历史是纵的，人若不懂就不知道自己的方位，这些都是爸爸说的话，再转告给他。爸爸还让他们记住一句话：“名利场中甘无我，知行道上不让人。”他当时虽然不懂，却将这句话深深记在脑心里，直到长大成人懂了之后，就以此话作为人生座右铭。他也知道父亲虽是国民党的大官，实际上是直接受周恩来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可是他没有沾到父亲什么光，童年就是在这风风雨雨中度过的。
年少气盛“金榜题名”入另册
有人说1956年是“共和国”昌盛的顶峰，然而在这个“顶峰”里杀机四伏，阴霾重重。这一年苏共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接着国际共产主义大本营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沉闷了许久的国内知识界开始活跃起来。为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在当年十一月中共召开的八层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陷阱就悄悄地在绿色草地里埋藏下来，等着先知先觉者裁下去。也就是这一年，许还山从武汉第二男子中学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那时考生多名额少，电影圈里至今还戏称它是‘黄浦’第一期。他是学院冒尖的学生，入学考试时老师就说过：这小伙子可以录取，但是要用带刺的手套把他抓住，用他的话说有点桀骜不驯。入学的第二年就赶上了反右。那年的夏天非常炎热，天安门前那对石狮子都热得喘气，老人们说“世道大概有一劫？”说对了，就是有一劫！
很快老毛头害人的奸计以“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的美丽外衣在北京推出，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学校，各单位党委的一把手都披鞍上阵，不厌其烦地天天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层层传达“英明领袖”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不几天学院的墙壁上出现一块叫‘镜子’的墙报，十八九岁的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叫“鸣放”？以为是“伴姑姑宴”（一种孩子的游戏）好玩，也就拿起笔来写意见，出现在墙报上的多是“学校不关心学生”、“窗上玻璃碎了没人管”、“暖气不热冷得很”、“烟囱倒了没人理”等等巴不着边际的鸡毛蒜皮事儿。许还山却独树一帜，语惊四座，在学院召开的一次鸣放大会上，他慷慨陈辞地说：“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和上百个地方剧种，为什么不去探索，老是模仿苏联的东西？”
也许这个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很幼稚，但那时却摸了老虎的屁股。自新政伊始，毛泽东就叫喊出“一边倒”的国策，视斯大林为“太上皇”，尊苏联为“老大哥”，穿一条裤子嫌肥、坐一条板凳嫌远，一个青屁股娃娃竟敢和“祖师爷”较劲这还了得！有的人趁机落井下石火上浇油，以表现自已立场坚定和追求进步靠拢组织，把他的言论“上纲上限”和电影界大右派钟惦裴《电影的锣鼓》并列。
也许是少年气盛，他不但不悬崖勒马又写了篇六千字的文章《揭开迷人的外衣》，批评学院里几名党字号老师，寄给《文艺报》未被采用转给了《中国青年报》，报社打电话来核实情况，学校派人取回了这篇文章，无形中又增加了一条“恶毒攻击”的罪名。1957年学院取消暑假把运动推向纵深，原因是学校反右的指标没有完成。批来批去批到1957年8月20日这天早晨，院子里突然出现了批判揭发他的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是“右派份子许还山反党、反苏罪行”。很快初战告捷，全学院导演、摄影、表演三个系不足一百名学生，共揪19名右派份子（其中有10名是老师），他当时还不足20岁就荣登“金榜”，名满全校。
在一切以政治划线，以立场取人的病态国家，一旦被加载另册命运也就来了个大倾斜。此后，有的右派被整成神经病，疯的、死的，累见不鲜。他记得，导演系的女生方玲达就是喝毒药自杀的，死时才18岁，花样年华一个好漂亮的姑娘，送她去火葬场是一张席子，祭奠的悼词是畏罪自杀。他还幸运，被宣布留校劳动察看。一个时候他以为自己真的错了，天天写汇报提保证，表示争取两个礼拜摘掉右派帽子，没有想到竟载事二十二年，我的老天！这不是笑话吗？本来反右运动就是一场笑话！他虽然留校察看，却有五年半没有上课，成日在总务科长领导下干杂活，全校十几个男女厕所由他“包干买断”，盖房子、拉河沙是他“第二职业”。将近六年他都夹着尾巴做人，咳嗽也不敢放开嗓子。1962年他终于得到“母亲”的“宽大”，可以听课了，可是原来班的同学早已毕业，他只好跟着六零级的学生继续上课，就像是个老留级的留级生。
老灾新难祸不单行
“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但使毛泽东权力达到最高点，也使他“帝王”的宝座光彩夺目。真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境界。整个中国成了他手中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于是“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违反科学，悖情逆理的“大炼钢铁”；奴隶制的“人民公社”，像瘟疫一样地降临了神州：森林伐尽，人力虚耗，田土无收，饿殍盈野，哪还是个国家？
俗话说“屋漏又遭连夜雨，行船偏遇打头风”，刚好恢复学习听课的许还山都碰上了。此时，他刚好二十四岁，身强力壮，浑身是劲，一顿能吃三大碗白米饭，每月可消耗八九十斤粮食，而学生的定量只有24斤，且重活还得他去干。向家里求援吧？家已不是过去的家，父亲早他当右派前的一周划成右派，从郑州市文化局长位置上拉下来，毛病也是出在嘴巴上：“中国少了资本主义一课，应接49年所订的《共同纲领》”办事。他属于党外人士，处理还算“宽大”，工资从原来行政的九级降到只发生活费，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去监督劳动。留在家里的母亲独撑大梁，得管年幼的弟弟、妹妹，由于缺吃少穿，早瘦成个皮包骨的灯影人，哪还有能力管他？
在这火烧眉毛困难的节骨眼上，一天他在课堂上很幸运地捡到一个钱包，里边虽然没有钱却装了不少饭票，一看是留学生的。他心想留学生不定量，干脆吃掉它。他把饭票拿走将钱包扔进了洗手间，每顿饭别人打一份他打了两份，连续打了几次之后不知让谁给盯上了。后来学校调查他的饭票，没有经验的他如实作了交待，可领导硬说是他偷的，还说他不但思想反动道德品质也败坏。加之父亲也是“右派”，当然还有什么好东西！于是，在当官的眼晴里他成了“头上生疮脚下流脓”坏到底的反动的典型。斗争批判，批判斗争，外加人格侮辱。他实在受不了如此暴行，也顾不上学籍不学籍了，一气之下砸了人事科的桌子和玻璃。气出了，愤泄了，右派也就升级了：开除学籍送北京市公安五处的土城北苑化工厂劳教。两年后又把他转到团河劳改农场改造，长期和小偷、流氓以及各种刑事犯关押在一起，还先后和许多知名右派为伍，比如新华社的戴煌、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在此期间，他当过铸工、铇工、钳工，也干过农活，受的罪就不用说了，戴煌那本《九死一生》一看就知道苦到什么程度。不过在这里他遇到一个名叫金升贵的队长给了他不少关照，告诉他说：“不要悲观，你还年轻，将来肯定会好的。”
金队长给了他生存下来的勇气，好不容易熬到1965年他终于“摘帽”和解除了“劳教”，满以为可以过上生常人的生活，没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他又落入毛泽东的陷阱。
千里流放去新疆
患上偏执狂的毛泽东老是喜欢用人民的生命去做游戏，历代统治阶级的权力争斗又总是用善良者的头颅去作筹码。1966年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人说它是反右斗争另种形式的表现，是扑杀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双刃剑：消灭历史的同时消灭肉体！
此时，许还山从右派变成了就业人员，也就是一般说的“二犯人”，仍受岐视与打压，但一个新的梦幻在他脑子里升起。农场一月三次休息，每次休息他都进城去看望姐姐还河。他总是戴一副墨镜不愿见到熟人，不愿看到人们同情怜悯的眼神。他曾听农场的管理人员说，新疆有很大很好的农场，他们可以到那里去做农业工人。他多次找姐姐商量让她出面找南苑劳改农场领导谈谈，把他调动到边疆去，在那个再看不见电影界人士的地方从头做起，实现人生另一个梦幻。他喜欢绘画艺术和建筑艺术，如果能有机会或许是条出路。好巧，时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为了讨好毛泽东和转移斗争视线，提出“要把北京变成一个水晶式的城市”，于是北京的“五类分子”和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成为清理对像，以“屯垦戍边”的美妙口号送到边疆去。很快他的请求被批准，姐姐把积攒的一点零用钱拿出来给弟弟买了一件黑色的毛背心，作为送他远行的礼物。
一列闷罐火车载着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远离北京，就像一个被抛到荒岛的孤独客，心里空荡荡的。开始在警察的带领下他们还唱《边疆处处赛江南》和《有志男儿在四方》等歌曲。经过五天五夜的路程，火车停在了吐鲁番站。那天风很大天特别冷，突然通知他们下车集合，正在排队时，从最后一节车箱里突然跳下来百余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跑步过来将枪口对准他们。这下他们清醒过来，不知谁高声喊了一声：“我们不是支边！是流放！”顿时，蒙在鼓里的近千犯人这才反应过来，警察已给他们戴上了手铐，立即宣布军管。清点完人数之后，又把他们分别赶上了一辆辆卡车，每辆车上都有几个带枪的解放军押送。汽车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不停地奔跑，车上再也没有笑声、歌声，个个表现出对信念的破碎和前途的失望。卡车在一望无际的盐碱地上走了七天七夜才停下来，停车的地方既没有房子又没有树木，甚至连草都没有。给他们取下手铐后，他问队长：，晚上睡哪？队长说，你站哪就睡哪。几天后们们盖起了一排排干打垒的土房，就地开荒造田，组建起新疆建设兵团农三师的第一支队，他当上了个班长，带人七次转点打前站，受尽了各种苦头。
在新疆除了种地之外，他还当过很长时间的爆破工，无论是炸土还是炸石头，都给他留下了生与死的记忆。记得一次放炮，他最多点燃过19炮，一边点火一边跑，而且还要数炮声，跑的速度非常快，稍微一慢可能你就没命了。如果点的炮没响，还得上去排哑炮，这是要命的事情。除了放炮他还烧过砖，虽然生命危险不大却特别累，每天每人必须挑70担水和泥土，还要扣三千块砖坯，每块砖坯都要八角齐全、十二楞见线、六面生光，干一天下来累得来就连上厕所都想坐着上。还有伐木，那时在寒冷的戈壁上伐木，每人每天的任务是40棵大树，伐倒后还要集中在一起。在山上没有一顿饭能让你吃饱，饿急了就抓蛇吃，口渴了啃冰雪。在这期间的一年零八个月，没吃一滴油，没见过一片肉，人人瘦成皮包骨头，每天早晚还要背“老三篇”，喊“毛主席万岁！”
在新疆流放的15年他亲眼看见死了不少人，有电打的、火烧的、炮炸的、上吊的、树压死的，还有逃跑的、枪毙的，光收尸埋人他就干了好多次，这15年是他人生中最苦的15年，也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15年。但他父亲给他的人生格言“知行道上不让人”却用上了。他除学会了各种农活和开山放炮的本领外，还学会了维吾尔语。后来在巴楚石油库当工人时他还学会了建筑工人的一套技术，并自学了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建筑设计，终于实现了当一名建筑师的梦想。他亲手设计并参加建设的大礼堂如今还矗立在南疆巴楚的原野上。如果不是1979年北京电影学院一纸右派“改正”通知将他召回，他定会成为新疆的一名自学成才的建筑学家！他说，苦难对弱者是灾难，对强者是财富。他和好些右派一样都是强者，无论在哪里都是一只高翔的鹰！
名利不改右派本色
中国是个风派国家，再有本事的人只要没名气，谁也不会理睬你敬慕你；只要你是有名气的人纵然没有本事，崇拜你的人争相献媚。许还山初回北京是个有本事没名气的人，仍进不了北京的电影制片公司，去长影吧，长影说满员；到上影吧，上影不要人；珠影想要，又说他结了婚户口不好办。在这关键时刻，西影厂长田玮听说：新疆来的不容易，定是个强者，没两下子活不到现在，我要！很快《樱》在全国各地公开上映了，受到圈内人和观众的好评。原来那些不要他的电影制片厂纷纷恭请大驾。他哪儿也不去，就去西影！此后，他一部片子接着一部地拍，演了几十个人物形象，有时还自编、自导、自演。从电影《张衡》、《代理市长》、《大决战》，到电视剧《司马迁》、《吕后传奇》、《共和国往事》等他都扮演主角，给全国亿万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又和不少中青年名角拍摄了大量的电视剧《导弹旅长》《无盐女》《首富》《孝庄秘史》等，成了家喻户晓的影星。
中国有句老话：富易妻，贵易交。在没有信念与良心的今天，物欲成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主旋律。官场墨吏纵横，高豪包养二奶成风，教授抄冒荣誉，学者投身贵权，报刊一派假话，社会无诚信可言。想做过正直人谈何容易！那许还山呢？
他是不幸的，婚姻也是不幸的。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个懂汉语的维族姑娘，但婚后不久姑娘有了神经质成天闹着离婚，使贫穷的小家庭得不到安宁，不得已终于分手。第二个妻子是送到他的小泥屋来的。她叫李彩云，是个山东女子，五十年代一批响应号召扎根边疆的山东姑娘来到新疆，有关部门来了个集体拉郎配，把姑娘们集体介绍给生产建设兵团的转业军人。彩云命苦摊上个脾气暴躁的酒鬼，生下一个女孩之后实在不堪忍受丈夫的打闹只得离了婚。女儿长大之后来到许还山所在农场插队，这姑娘天天和许大叔在一起干活，看到他一表人材，知识渊博，待人和善，处事正派，打心眼里敬佩。一次回家探亲便把许大叔的故事讲给在喀什纺织厂做女工的妈妈听，劝妈妈到农场去看看，见见许大叔。妈妈被女儿说动了心，真的来到农场，这之后就像电影《牧马人》那样，李彩云发现女儿喜欢的这位许大叔果然是个好人，于是由女儿做媒结成了一对患难夫妻。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彩云文化不高，但心地善良，事事都为别人着想，还山更敬重她的为人，觉得两个苦巴巴的人凑在了一起总算是一种缘分，应该珍重。彩云在喀什他在巴楚，俩人不常在一起。有一次，还山因食物中毒差点丧命，彩云把他接到喀什细心照料无微不至。许还山为此永远不忘妻子的深情。他常对人说：无论我将来做什么工作，走到哪里都不会忘了彩云。而今他成了影坛令人瞩目的大演员后，可他始终没有忘掉“糟糠”。
彩云随他调动进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头，仍干她的工人老本行。不论在人前人后，许还山讲起他的老伴使总赞口不绝。有一年电影节游漓江，许还山满身披挂带着3架照相机，左一个镜头右一个镜比专业摄影师还气派的样子，有人开玩笑问他：许老师你发了什么洋财？买了这么多照相器材？他一本正经说：我老妻知道我喜欢鼓捣这玩意，把这些年积攒了3万多元都给了我，说咱俩也不想吃喝玩乐，你就这么点爱好买上几架好相机吧！你们看，我这老伴怎么样？没别的，我这不是卖着力气地照吗？要把我看到的好景致都拍下来给她看哩！话虽简短可感人至深。与那些一阔脸就变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共产党员相比，我们应该怎样来评价许还山呢？用得着孟子一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许还山一生是幸福的，他身边总有一片祥瑞的彩云！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他拒领金鸡奖。1992年他主演了《筏子客》中的大把式一角，金鸡奖评委们一致同意评他为最佳男配角，但他觉得此奖不该领。因为金鸡奖早订下规则，由别人代为配音的角色不能入选。他拍完《筏子客》之后还没来得及配音就被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天梦》组催去饰演剧中的男主角，故未来得及配音，便西安市话剧院徐正运代为配音。他当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评委会，提出立即撒销原评定。在这一切作假的国家他不作假是种什么精神啊！用他的话说：我是个右派，我永远要像个右派诚实地活着。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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