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中共发动的批斗迫害会。（网络图片）
《现代汉语词典》对“忏悔”一词有两种解释，一是“认识了过去的错误或罪过而感到痛心”；二是“向神佛表示悔过，请求宽恕”。这两种说法在形式上都是当事人对自己行为的内省。至于是否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或主动承担自己应负的那部分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公开的忏悔，词典上没说，这符合中国国情。当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中死难的千万生灵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应该为在内战、在“饥荒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屈死的数千万同胞和侥幸没死却生不如死的数亿生民忏悔？我们历史上有几位皇帝曾下过“罪己诏”，但我们现在没有勃兰特。
我曾经认为自己与忏悔无缘
因此，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认为自己与忏悔无缘。因为我自幼被打入“出身不好”的另册，备受歧视和屈辱；我高中毕业被拒之于大学校门外，在农村度过了“文革”，既没参与对老师的批斗，也没欺侮过农民，更未动手打过任何人；我在爱国知识份子父亲和信仰基督教的母亲言传身教影响下，始终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对施害者也多所原谅。我下海之前在体制内领到的工资、奖金、福利总和不足六千元人民币，下海之后参与或主持引进的外资却超过千万元美金；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我都没有沾边，故我有一千条理由不忏悔。
那些镜头常常啃噬我的良心
但是，当我读到镌刻在美国波士顿“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的德国马丁神父的名言“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是新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时，受到深深的震撼。从此，一些曾被我遗忘在记忆角落里的镜头便常常浮现出来啃噬我的良心：
反右运动时，我和小伙伴们曾追着“右派”邻居高唱当时流行的童谣：“右派，右派，全身都坏，脚上长疮，头上长癞。右派想飞，喷气式追，右派钻地，挖土机去……”见邻居低垂着头，沉默无语，一脸的痛苦和无奈，我们还得意洋洋地接着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份子夹着尾巴逃跑了！”
“文革”中，我参加了区上召开的一次公审“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他的罪名就是把那块关乎千万知青命运的语录牌摘了下来，并在上面放了一封写给我们农场知青的信，信中婉言劝说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去，不要留在农村给农民增加负担。一个义愤填膺的青年农民跳上台去，当胸一拳把他打得口鼻流血，台下“×××，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的批判声浪中也有我的吼叫声。
如果世人皆盲从 灾难必再加害子孙后代
在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到重庆举办时，主持人吴小莉问在场的嘉宾，重庆历史上有哪些不能忘记的人，应答者众。吴小莉却说：“有一个重庆人，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陌生了。但毛泽东说过，他是不能忘记的人，蒋介石对他也有过高度的评价，称他是民族英雄。这个人是谁呢？一个不能被忘记的重庆人，他就是卢作孚。”看到这里，我热泪盈眶，无地自容。因为卢作孚是我的祖父，在盲从和迷信篡改了民族正史的年代，我也将祖父淡忘于彼岸世界历三十年之久。
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的子孙后代。我再也不能毫无愧色地面对祖父在天的英灵和马丁神父高尚的品格。因此，我没有理由不忏悔！
“解放”20年后 乡村农民仍极度贫困
没考上大学，我为了兑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承诺，便和本校三十多名同命相连的高初中毕业生一道，去了四川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当年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大巴山区万源县，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
时隔四十年后我去大巴山时，对祖父这些业绩全然不知。我既无高远志向，也无明确目标，只凭几句口号和发热的头脑就去了穷乡僻壤，非但没有把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方式带给当地农民，反而努力向他们看齐，与他们同化，还阿Q似的自我安慰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地纯朴的农民其实很看重我们，认为我们有文化，心眼好，信得过，凡是称斤记账之类的事都交给我们干，也爱给我们讲真话，譬如讲“大跃进”时，上级为了争高产、放卫星，搞什么土豆播种“楼上楼”，小麦播种“撒满地”，结果不仅颗粒无收，连种子也赔了进去；讲大炼钢铁前，村子里的小道旁都长满了参天大树，白天走路都“阴森恐怖”，大炼钢铁时都砍了去炼钢，现在已经光秃秃的；讲吃大锅饭时，村里的家庭都分居，女人孩子住屋里，男人住猪牛圈，家里的锅灶都打得稀巴烂；讲三年饥荒时，村子里原有一百六十多户，死得还剩一百二十多户；讲张国焘在的时候，杀了很多人，还指给我们看，哪哪就是埋死人的“万人坑”。可是我却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寻根究底。
我在乡下生活了十三年，亲眼见到“解放”了二十来年的农民还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村里的农民因为穷，买不起衣服，买不起线，只能买一毛多钱一尺的白布，一毛钱一包的染料，染成黑布或蓝布，再用自己搓的麻绳缝衣服，还都是补丁重补丁；妇女来月经，连最次的草纸也买不起，就用破布代替，照样下地干活；生了病没钱看医生，死了就说是“天收了”；吃的都是半年红薯半年土豆，很少见到大米小麦之类的细粮，到了青黄不接时，家里还常常断炊，可是却要挑选上好的粮食交公粮……
对这些每天都在眼前发生的苦难与不公，我居然也是熟视无睹。我原本有的是机会，为农民做点儿实事，最起码可以做些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证词。可是我光顾了效忠于“神”，却把这些用自己孱弱的身躯支撑着泱泱华夏终不致坍塌的父老乡亲抛在了脑后。人情和人性冷漠到如此程度，令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愚昧与盲从
现在每逢看到农村素材的电视片，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这是感触的泪，更是悔恨的泪。我应该对那些家贫如洗，却毫无保留地收容了我们的大巴山农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深刻的忏悔！
后来我参加了当地的农民组织，参与了对“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的批斗。虽然恪守不动手打人的原则，但我不能因此而开脱自己的罪责，因为在这场打着“革命”的旗号，行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之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没有说“不！”每当我想到那位勇敢地站出来，劝我们知青回到父母身边去的农民所挨的那一拳；想到因为参加了抗日远征军，而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父亲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的凌辱，我就不能原谅自己的愚昧与盲从。
口是心非 颠倒黑白
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先听到小道消息。过去无论国家的形势有多么糟糕，我对最高领袖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始终坚信不疑，总以为是下面的人不听话，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竟然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开始担忧起来。
哪知此事件解密后，县里要我参加批判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得到如此信任，我很快打消疑虑，重拾信心，并庆幸可以借此机会摆脱几天繁重的农活。不过我很快就体会到，批判“纪要”并不比体力劳动轻松。比如“纪要”说，“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被利用变成了替罪羔羊”、“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等，明明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却要在宣讲中说这都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诬蔑，要把它们批倒批臭。
我去宣讲的地区有座设施非常简陋的煤矿，工人进矿采煤都是爬进爬出。那天刚下班就赶来听讲的矿工，除了眼白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我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也听不懂我的口诛。这些年每逢煤矿出事，我眼前就浮现出这一幕。无论历史对林彪事件如何评价，我对自己在那次行动中口是心非、颠倒黑白的言行深感羞愧。
等警告变成现实 再说话就来不及了
我原以为作完这番忏悔，就能让心情得到放松，灵魂得到解脱，殊不知我的忧虑更重了。在检讨“我不说话”带来的祸害时，我分明看到“我不说话”的巨大惯性还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盘桓。现实世界的假货氾滥、腐败成风、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富分化、人权遭到漠视等等，岂不都与“我不说话”有关？！等到警告变成了现实，新的灾难“奔我而来”，再说话就来不及了。事不同而理同，此灾难与彼灾难，起因和结果都一样。
祈望我在有生之年能从那头蒙着眼只知拉磨的“驴”变回人，这样就有资格去天堂见我的祖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