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酒被称为“国酒”（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20年8月17日讯】1951年2月20日，贵州省仁怀县人民法庭发出第37号刑事判决书，将王秉干以“阴谋支持匪特武装叛变”罪行判以极刑，年仅38岁。[1]
王秉干是谁？茅台镇“荣和烧房”的老板。他出品的“荣和酒”也就是茅台酒的三个前身之一。
一、国酒是怎么来的
贵州人把酿酒的过程叫做烧酒，一般的酿酒坊就叫做“烧房”。在参加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之前，茅台镇产的酒因为复杂工艺带来的品质保证，在西南地区就已经很有名气，只是苦于交通不便而且产量有限，在全国范围内尚未打响招牌。当时茅台镇产酒的主要是两家：始建于1862年的“成义烧房”和始建于1879年“荣和烧房”。都是家族传承的企业。两家的酒对外并不叫茅台酒，而是叫某某烧房“回沙茅酒”，这个名称其实是生产工艺的标注。两家酒只是在商标和包装上有区别，称之为“成义酒”、“荣和酒”。
1915年无心插柳的民国政府农商部把“成义”和“荣和”两家的酒作为地方特产送去万国博览会参展，没想到拿了一个让国人念念不忘的金奖——但这个荣誉到底是不是茅台的，历史的考证有很多种说法。因为当时送展的酒有很多种，有实际证据可查证的不是茅台，而是汾酒。茅台到底是金奖还是有人指出的“四等银奖”，连茅台自己都拿不出证据来。唯一肯定的是好歹有奖。
参展回来后“成义”和“荣和”两家为争荣誉打起了官司，最后经贵州省政府裁决，共享名誉。名气响了，市场就有了。1929年，茅台镇又多了一家财大气粗的“衡昌烧房”，后更名为“恒兴烧坊”，从此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成义，口碑最好的是荣和，产量最高的是恒兴。对应三家老板的姓氏，一般人将三种酒区分为“华茅”、“王茅”、“赖茅”。
茅台酒传统工艺因为一年只能一酿，还要经过五年的窖藏，又还受到原料一直供应不足的影响，产量有限。加上名声在外，所以售价也相对于普通的酒高，但一般人咬咬牙还喝得起。成义酒每瓶售价半个银元，荣和酒最贵，也不过每瓶2个银元。茅台真正成为一般人喝不到也喝不起的国酒，是1949年在周恩来的亲自拍板下被定为国宴用酒，3家烧房被收归国营之后。
从1950年开始，仁怀县政府通过没收、接管和赎买的方式，将成义、荣和和恒兴三家私营烧坊国有化，成立了国营贵州茅台酒厂。由于长期作为国宴用酒，茅台酒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色彩。茅台酒厂里有一个周恩来塑像，名为“国酒之父”。
茅台建国后算是换了父亲。那真正的父亲们去了哪儿呢？
二、3位老板的结局
3家烧房都是私人企业，成义和荣和更是凝聚了两个家族数代人的血汗，面临无法拒绝的“公私合营”，结局如何呢？
1951年，成义老板华问渠顶着商界领袖的光环，经过贵州省统战部工作，许以贵州省商业厅副厅长的位置，将成义烧坊以1.3万元的价格“自愿”卖与政府。89年历史的“成义”寿终正寝。华家后人2012年曾对媒体表示，华家除去税费，到手的1.2万尚不够“遣散工人”。华问渠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1979年郁郁而终。[2]
但另外两位老板就连郁郁而终都赶不上了。开篇提到的荣和老板王秉干，不甘心祖传家业就此易手，不同意公私合营，结果1951年被扣上“阴谋支持匪特武装叛变”的罪名枪决，仁怀县政府将“荣和烧房”没收，仅仅估价500元，并入茅台酒厂。73年历史的荣和正式告终。
另一位不同意公私合营的恒兴老板赖永初，1952年7月被冠以“盗窃价值人民币46万元的国家黄金”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关了两年之后，又被释放。但他被接管的恒兴，再也没有回到自己名下。1952年12月底仁怀县政府接管“恒兴烧坊”，折价2.5万元罚没该厂，正式并入茅台酒厂，23年历史的恒兴也宣告落幕。
至此，国营茅台酒厂以3.75万元的代价，将3个老字号消灭，一统江湖，再无对手。为了防止3个烧房的后人东山再起，茅台酒厂80年代还抢注了“华茅”、“王茅”、“赖茅”三个商标。真正的茅台传人，再也不能染指曾经的名号。
三、大饥荒时期的茅台
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遇到荒年，统治者往往会下令禁止酿酒，以节约粮食，直到民国这个传统都在保持。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十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最高可处以8倍罚金。[3]
茅台的原料主要是高粱和小麦，由于工艺原因，对粮食的需求量尤大，一吨酒要耗费五吨粮食。曾任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回忆，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4]
在大跃进后的1959-1961年，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面临史上最惨不忍睹的大饥荒，这个时期的茅台酒酿造是怎样的呢？
根据可查的记录，1959、1960、1961三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2]其中，还出口139.86吨。这个数据是什么概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前文提到过，茅台因为工艺、原料、场地等原因，产量一直有限。1949年前，在没有遇见灾荒，政府不禁止生产的情况下，生产能力最牛的恒兴年产量最高峰也不过32500公斤，折合32.5吨。3家相互竞争，不断扩大产能，但加起来年产量也不超过60吨。如此下来，正常情况下3年最多也就出产180吨。[5]
在全国饿死数千万人的那三年，茅台却生产了2079吨！产量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是正常年份11.5倍！
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2079吨茅台实际用粮2260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这又是什么概念呢？茅台酒的产地贵州仁怀县，1959、1960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也就是说实际上的口粮只有300斤左右。1.13万吨粮食相当于7.5万人一年的口粮。[1]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万多吨粮食从哪里来的？
以1960年为例，茅台酒原料告急，贵州从全省各县调集原粮117万斤支援。这样还不够，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1]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1978年才被超过。
当时的贵州省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呢？仅举紧急调粮支援酿造茅台几个县为例。调粮10万斤的铜梓县，1960年一年间非正常死亡41734人，人口负增长12.1%；同样调粮10万斤的习水县3年死亡42624人，死绝499户；调粮29万斤的毕节县三年死亡53990人；金沙县死亡5.5万……死亡最惨烈的的湄潭县到1960年4月就已经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6]
四、挥不去的疑问
是谁要在大饥荒时期，坚持酿造茅台酒呢。
1959年，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在庐山会议期间，专门指示茅台酒厂：“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7]本身就是仁怀县人的周林，对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不可能不知，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周林写序时，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2]
偶然的一句话，成就了茅台产量的大跃进。那三年酿出来的血酒，什么人在喝？
2001年2月14日《新民晚报》《酒仙谢晋》有一段话：“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总理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最后请大家聚餐。那天总理来到西山宾馆，对夏衍说：‘今天我要喝点酒。’于是谢晋、于洋等几个会喝酒的人被推派与总理同桌。总理请大家喝的是茅台，代表们很兴奋，你一杯我一杯地向总理敬酒，总理谈笑风生……”
2012年6月14日，一瓶1959年出厂茅台酒，在北京举行的荣宝第64期拍卖会上，拍出了25.5万元的天价。
劝君莫喝血色酒，滴滴皆是冤魂泪。
史料出处：
[1]《仁怀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2]《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4]《茅台酒厂今昔见闻》，《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
[5]《“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王氏荣和酒官网
[6]《桐梓县志》，《习水县志》，《毕节县志》，《湄潭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7]《周林纪念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