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人张季鸾，是一代报人心中的典范，他悲国忧时，逝世时，蒋公赞其为“一代论宗”，并称“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民国报人张季鸾（西元1888年～1941年），名炽章，字季鸾。他毕生从文，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任孙中山大总统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他是一个新闻记者，身处文人论政的时代，透过他的文章可一窥他的人格；他是一代报人心中的典范，他铿锵有声的文字，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展现出文人、报人的真风骨；他悲国忧时，逝世时，蒋公悼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并题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张季鸾是《大公报》的主编兼主笔，他与《大公报》在一个时代发挥了传播正声的作用。胡适曾说，《大公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林语堂赞扬《大公报》是办给“教育程度过高的人”看的。张季鸾于1941年逝世；1949年之后，《大公报》经中共改造、整肃，变为被附体的“妲己”，再无“大公”与公信可言。
现代对张季鸾的记叙是模糊不清的，有读者读完有关他的传记后评论说，读了整本书，还是不知道张季鸾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何以备受尊崇，又何以能称为“一代论宗”。所幸，文人有文字留世，要找寻真实的张季鸾先生，必要读其论，透过文字见其精神人格与思想境界。
劝陕变军界悲悔谢罪
在张季鸾的作品中，〈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最为著名，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2月18日，张季鸾发表了这封公开信。
“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们，剀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燥着，祈祷你们悔过。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惟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蒋委员长明知你们空气不稳，而一再到西安，对你们始终信赖，毫不防备，也就是因为特别同情你们之故。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12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拚命，那么你们怎样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陕西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拚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
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罢！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
论共党害人类犯重罪
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现了共产党，有多少人受到蛊惑？能否认清其本质，成为了对每个人智慧的大考验。张季鸾对中共的态度如何？从其在“西安事变”后发表的〈对西安负责者之最后警告〉中，可一探究竟。
“最后论共党，共党于陕变有密切关联，现时更成共同负责之势，然则请觉其迷而期其悟。为共党者，第一须自忏过去十年来对国家民族所犯之大罪。夫自江西暴动起，迄最近止，以赤色恐怖蹂躏及十余省，江西人口，为之灭数百万，如鄂、如豫、如皖，凡其盘据较久之地皆一空。豫南某县，当时有埋人坑无数，每坑千百具。四川通南巴一隅，前年春间赈济会调查时，发见民尸二十余万。要之共党多年穷凶嗜杀，谋推翻整个社会，而自己又绝无对国际、对国内之一贯的认识，害国家、害民族、害自己，辗转战争，由东南而西北，以至于今日。粗略计之，国军损失不下数十万，费财数万万，至于共党所杀害及其部众灭亡之数，更不可胜计，此诚可谓对国家犯重大之罪矣。去岁以来，彼等实陷于穷蹙，而主张态度因而转变，国民亦未尝不喜。然鉴于共党过去之常变路线，则今兹之转变，又谁能保证其为最后者？一旦得势，恐怖政策殆又将旧癖复犯，国家基础又将动摇，此为立国之计，必不能容忍者也。况彼等现在仍自有政府、有军队，而中国立国之基础条件，必须为一个政府，一种军队，犹如人体之不能有癌肿。中国今日亟须建国奋斗，不能容忍内部组织的捣乱，故共党今日须切自忏悔，知大势不容。诚能以事实表示取消武装暴动之组织，使国家不复有赤色恐怖之危险，则国法上自可许其自新，其不然者，无论标榜如何，政府必贯彻其十年来讨伐之方针而已。”
论生死荣辱殷劝匪军
1936年初，日本加速了对华北的分裂，在其支持下，在察哈尔省建立起一支以王英为首，由土匪和散兵组成的军队。1936年1月，张季鸾发表〈哀匪军〉，从生死荣辱而论，殷劝其回头。
“吾人本愿至诚恻怛之精神，寄语王英等诸首领及其部众曰：生死者人类之大事也，人皆一生，皆有一死，故生不可徒生，死不可徒死。抑战事者危事也，故赴战者莫不备死，今问匪军为何理由，有何意义，而甘于趋死？为何而战？为何而死？此在他人不过评论之话题，在匪军则切身之惟一大事也。人皆有死，故死不可畏，然匪军本有生之道者也，果何所为而自速其死？夫匪军之首领及其部众皆中国人，皆有父母、妻子，有亲族、有朋友。常人之死，其亲故皆哀而念之，今匪军一死，则父母、妻子不能怜，亲族、朋友不能谅，全国同胞后世子孙永远唾骂其为危害祖国之匪，如此以死，岂不大可怜乎？绥边千里，今方大雪，匪等每月只领数元钱，冒寒冻，忍饥饿，受人指挥，以攻其祖国，一旦战死，暴尸荒原，供虎狼之瞰食。从此万劫千秋，永沉黑暗，中国民族历史上只记匪等总帐目，某年月日，某某匪军若干人于某地遗尸若干具以遁耳，以视卫国健儿生而受同胞赞扬，死而作神灵崇拜者，荣辱之间不亦太悬殊乎？”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