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搞大跃进，没有多少知识的农民可当教授，教授权威要下岗。图为中共组织农民学毛着。（网络图片）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３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９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１万１千多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９所专科学校。各地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
中共《人民日报》刊登的亩产3万多斤的造假新闻。（网络图片）
1958年７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
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在河南他又说：学校是社会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可以每天上课２小时，劳动３小时；也可以上课２小时，劳动６小时。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农民可以撇下农活不干，都去大炼钢铁，学生也可以只参加劳动，不读书。
看起来，“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白卷先生”、“凭双手的老茧上大学”的构想，在10年前的“大跃进”中，就已经在这位摇羽毛扇的人物心中形成了。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
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狂热躁动的“大跃进”歌谣
“大跃进”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狂热浮躁时代的社会面貌、人民心态。全国人民充满幻想，在歌谣中编造着亿万个美丽的神话。
像《举得起天提得起地》：“天有把，我们举得起，地有环，我们提得起。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体，你看哪项不胜利？”
西域边陲维吾尔族的歌谣《毛主席向高山招手》：“一座高山顶破天，山顶上有无尽的清泉，毛主席向高山招手，泉水就奔下来灌溉我们的花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