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彪坠机涉事飞机相似的另一架三叉戟客机。（图片来源：wiki/CC BY 3.0）
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东部的天空十分平静，半个月亮把白光洒在起伏的大草原上，一缕缕的云在黑夜的天空中飘过。如往常一样，杜卡嘉汶･丹吉德玛（Dugarjavyn Dunjidmaa）守卫着一处炸药库，她凝视着一公里外产荧石矿的小城市贝尔赫（Bekh）的方向。突然，发动机的嗡嗡声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在城的另一边，同样的声音也引起了女哨兵纳瓦卢桑吉索若尔（Navaanluvsangivn。Soror）的注意。她回忆说：“我听到有像汽车发动机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提起枪跑了出去。”
很快飞机就进入了人们视野。回忆起二十二年前的事，丹吉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她现在仍住在贝尔赫她的毛毡帐篷里。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丹吉德玛还说：“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
这两个女人当时并不知道，她们正好见证了一段历史。那架失事的飞机来自中国，由于迄今为止还不清楚的原因，它坠毁于蒙古境内一百多公里处，机上人员全部罹难。自此以后，全世界的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家们一直在探讨机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圣。
林彪死亡惊人内幕
数月后，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令人奇怪的解释。北京方面说：死者中有林彪元帅，他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且被公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机的还有叶群，她是林彪的妻子、政治局委员；还有他们的儿子林立果。这三人据说是带着他们的所有机密叛逃苏联——中国当时最大的敌人与蒙古的保护国。
但这一解释是真实的吗？去年5月，我乘军用吉普车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发，去探寻究竟。六个多月之后，我对林彪事件的调查范围远远超出了飞机的失事地点。调查结束于台湾。但这之前我还曲道去了莫斯科、纽约、洛杉矶，然后回国。我尽力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林和他的妻子是否真是这次飞机失事中的罹难者。更吸引人的是，我发现收集到的证据说明冷漠而且谜一般的人物——林彪是个复杂的人物，远不只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激进的代表。他看上去有些像特洛伊木马，假如他继承了毛泽东的地位，他将准备转而效忠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台湾的国民党。如果这样，无疑会改变中国的历史。
要考察林同国民党人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追溯到1925年。那年他进入了广州附近著名的黄埔军校。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主导了中国的军事阶层。其中许多人追随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后来的国民党领袖及中华民国总统。另一些人则听命于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来的中共总理周恩来。即使许多人自始至终都处于对立的阵营中，作为这一精英团体的黄埔毕业生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校友关系。台湾一位学者说；“那个时代，黄埔学生以救国为己任，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是很忠诚的。”
虽然林彪一直跟随着共产党，但他仍对蒋校长保有一种作为学生的尊敬。大陆一位历史学家回忆说：二战结束时，林彪陪同周恩来前往陪都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二人被请进一个房间，蒋介石坐在那里等他们。出于对前校长的尊重，那时已是一赫赫战将的林彪在会见中一直站着。
林彪与毛泽东矛盾的种子在较早的时候就种下了。林的第一次名声雀起是带领他的队伍于1937年在平型关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虽然他的胜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但却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士气。毛泽东事后称赞了林彪的这次行动。但苏联一位很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德鲁森（L･P･Delusin）博士却认为，林彪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当林彪1938年去莫斯科治疗战伤与肺结核时，毛把这次远行实际变成了一次政治流放。据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林彪到达苏联时贫病交加，且没有官方证明。德鲁森说：“当他会见共产国际官员时，他甚至没有靴子，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靴子借给他。这看上去像是毛泽东在故意贬低林彪。”
在莫斯科时，林彪为苏联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他对毛泽东的政策颇有微辞。”
德鲁森说，他看过这份报告。这有助于解释1940年以林彪之名出版的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它发表在共产国际宣传刊物《共产国际》上。美国的林彪问题专家托马斯罗宾逊（Tomas W･Robinson）判断说，这篇文章的风格与内容脱胎于另一作者，而只是借用了林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一文章称赞蒋介石建立了抗日的全国统一阵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奇怪的是该文全未提及毛泽东。事实上，1936年的西安事变两位将领因蒋不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而绑架了蒋介石之后，蒋才极其勉强地与毛泽东联合。林彪日渐增长的对毛的觉醒导致了他的第一次与国民党人的秘密接触。在1945年末，林彪秘密要求与国民党情报机关接头。国民党人安排他们的情报局副局长郑介民与林会见。根据郑关于他们重庆会谈的报告，林彪表示愿意留在共产党内，并为国民党“在将来起一些作用”。
这一资料来自台北淡江大学政治与军事事务专家李子弋（Li Zi－yi）教授。他说郑林会见数年以后，蒋介石的最亲近的顾问之一陶希圣（陶死于1989年）告诉了他这件事。李说：“我相信陶，因为他看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既然林彪已死，也没有必要编造此事。”
根据李的说法，林彪又一次批评了毛的领导风格，把他描述为几乎是个偏执狂。毛的“左手不相信右手”。林告诉郑：“当毛派某人去前线，他一定要派另一个人在后面监视他。”蒋对林提供的消息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以后，内战开始，林被派往东北。他可能认为他的前校长不信任他——这一观点是高魁元（Kao Kwei－yuan），林的黄埔上下铺室友，后来的国民党国防部长告诉李的。李也从其他黄埔校友处得到这一消息。李子弋接着说：“因此，林要到他可以有所表示时——比如权力，他才会回来的。”
如果林对共产党领袖的指挥产生疑虑，他不会允许他们在战场上干涉他的军事行动。罗宾逊指出林是如何指挥他的军队在东北数个重大战役中打垮了国民党军队，从而得到了几近“战无不胜”的名声。但是1949年以后，林的事业道路却因政治状况与身体多病而受阻。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十年。但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反对为工业化而搞的大跃进运动遭毛泽东清洗之后，林接替了彭的工作。
作为国防部长，林对在军队中树立对毛主义的偶像崇拜做了很大贡献。1961年，他教导人民解放军学习毛泽东思想。著名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事实上就是林的发明，并且还有林写的前言。因为这些行动与以后的讲话，林在国内外赢得了激进左派份子的名声。1966年毛放手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林的地位由于他的权力对手被一个一个地排除而日益强固。到1969年时，这位元帅不仅是党的唯一副主席，而且是宪法规定的毛的接班人。他的支持者掌握几乎全部军方要职，占据政治局席位的一半。他所需要的只是等毛死后统治中国。
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者一般认为，林更愿意与莫斯科保有亲密的联系，而非是与华盛顿，如果中国不得不选择其一的话。然而，林的迅速崛起带给台湾国民党政府最高层的不是焦虑，而是兴奋。理由是：在文革爆发后不久，林在给国民党领导人的一封密信中表示出对蒋介石的拥护。
在这一交往中的关键人物是张式琦（Chang Shih－chi），台湾1978年至1983年的情报局主任。张现年七十四岁了，已退休，住在洛杉矶。他在1966年掌管国民党军统（或称“J2”）。他说，在1966年11月，一位来自大陆的信使萧正义（Xiao Zhengyi）亲手把一封信交给一个住在香港的国民党前后勤司令周由（Chou You）。萧告诉周这封信是林彪和陶铸写的，陶当时是政治局中的第四号人物，但面临被打倒的危险。周的儿子，一个国民党官员，将此信交给了张式琦。张很满意此信的衷心，便将它交给了蒋介石的儿子——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蒋经国把信交给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信里写了些什么呢？信只有简单的两页，开始是呼吁寻求帮助，然后是微妙地表达政治的忠诚。信中说：“请给我们一些指示。”林彪与陶铸声称他们的地位“危险而不确定”。他们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疑心重而嫉妒心强的主人”，其行为“狡诈”且“难以预料”。结尾处，作者向蒋介石转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有机会使我们获得自由，或者我们不必为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而负责，我们愿（向蒋）从心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以张的理解，这层意思很简单，”他们感到自己在中共政府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有希望。于是他们试图建立某种联系。他们企图站到台湾一边。”信的详细内容于1988年在台湾发表，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试图说服国民党领导者关于此次秘密联络真实性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林、陶、萧、周与张本人都是黄埔毕业生。有趣的是，信中，林、陶、周在信中都用了军校中的绰号。J2前头目张式琦说，经过周密讨论，最高统帅决定写封回信。张告诉周要写什么，回信转交给萧，而萧于1967年1月回大陆。萧从上海又送了第二封信，这次不是由人传递。信使说，上次通过人传递国民党回信太危险了，但林已知信的内容了，萧并且说：“林的想法还和以前一样。”
张说他把国民党回复的核心内容总结成三点：“第一，我们向他表示他是受欢迎的。”这个前特务头子回忆说，“第二，我们愿意帮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后），我们想逐渐发展这一关系。我们想尽最快的速度给林回信，因那时陶铸已经被打倒了。”事实上，陶1967年1月倒台，据报两年后在医院死于未经治疗的癌症。
就张式琦所知，从大陆来的消息停止了。但国民党仍然相信他们在北京政府最高层里有一个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间我们确信林已决定反对毛，”张说。“那封信后，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动都被密切的关注。所有他的（激进）讲话，所有他干的事情都为了一个目的——赢得毛的信任。”
萧正义从上海寄信之后就消失了，周也于1968年死于香港。另一位确认此信息交往这件事的人是高龙（Kao Long）上校，他是前J2在英国属地的主要负责人，现居住在台北。高说他帮助证实了原信并传送了回信。“我们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龙说。这一秘密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每一部分都紧紧相连。因为保安措施严密，此事不可能轻易传出去。”高说对于台北回复内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信中一定告诉林彪，国民党会原谅他卷入共产党的活动。高回忆那封信时说：“最重要的事是反对毛，并非反共。”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与毛正在度着蜜月般的时期。为什么他还要冒种种危险写一封可能被暴露的信？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因为权倾一时的陶铸被打倒，陶是中国南方党的负责人，也是林的盟友。这表明了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谁的地位是稳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表达了他对林一篇关于政变的讲话的不满，毛怀疑林的忠诚。虽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中国官方已经承认此信曾由周恩来转交给陶铸去复印。如果是这样，陶一定会提醒林。
红卫兵制造的无情破坏以及遍及全国的混乱也许已震惊了林。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他带着使中国统一与强大的梦想参加革命，毛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愤怒。林此时也许已决定取毛而代之的时机已经到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