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虽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身边有共产党的人，包括他的女儿，图为傅作义赠给河野悦次郎的照片。（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写到，傅作义虽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身边有共产党的人，包括他的女儿，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毛特地指定傅作义的女儿与傅同住，对傅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原来毛泽东的超人本事，不过是派遣特务打入敌人内部而已。
张戎调查到：“蒋介石对这些情况并非全不知情，但未采取任何行动”。为什么？因为蒋介石是遵循中国传统礼教的，对他母亲十分孝敬，连他母亲的忌日，都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在做什么？那怕正在开重要的军事会议，也要去母亲像前默哀。而毛泽东在母亲病重之时却离家再不回头，并对他母亲说，希望在他心中留下母亲的完美形象。这简直是在拿刀戳母亲的心，加速母亲的死亡。
从蒋介石对母亲的孝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大孝子，他怎么能想像到女儿背叛父亲、出卖父亲呢？但是傅作义的长女傅冬（原名傅冬菊）一加入了共产党，就党性胜过人性。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傅作义将军当时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从他入手无疑是唯一的办法。24岁的傅冬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回北平“看望父亲”，准备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
为了拿到这把钥匙，傅冬把脑筋动到同父异母的五岁小弟弟身上，她买了几块价格昂贵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傅作义下班回家，得宠的小儿子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并乘机拿走爸爸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大姐傅冬。
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任务完成后，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党中央很快得到这个胶卷，中共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来，中共军队逼近北京时，是否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傅冬不但无动于衷、毫无罪恶感，而且着急催促父亲赶快向共党投降。
这种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事情，在中共建政以后的无数运动中屡屡发生，到文革期间更是达到顶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其父薄一波对朋友说：“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
虽然傅作义的女儿没有把父亲的肋骨踹断，但她当内鬼给父亲精神造成的痛苦却是骇人听闻的。1948年10月，傅看到大势已去，便密电毛求和。由于女儿的出卖，毛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自然不理。相反，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的形象，11月，毛令林彪率130万大军入关，直逼京津。毛说，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这员名将。直到中共打下天津后，毛认为自己的“军事天才”形象已确立，所以才正式接受傅的求和，此时又死去了数万人的生命。
1895年6月27日出生的傅作义，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79岁。33年后，2007年7月2日，他的长女傅冬也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83岁。
傅作义去世后，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傅冬住的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俱。虽说顶着“离休干部”的名义退休，但她和共产党那些真正得实惠的“离休干部”相比，什么也没有。她一直病病疡疡，有限的那点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去世的前几年，中共拍拍脑袋要房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
事实上，傅作义在中共建政初期，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了“国家”，到他的女儿风烛残年时，党不但不考虑退回一处房产或拨出房子给这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让她安身，反而在她病情很重、急需专家医治时，被北京医院拒绝住进高干病房，理由是“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享受这待遇。对于中共来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应该比所有的副部级党官的功劳要大的多，但是她的利用率早已经是零，党也早已把她遗弃了。
傅冬，应该叫她傅冬菊，这才是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年轻时，对共产党着魔的傅冬菊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背叛了疼爱自己的父亲和国家，成为共产党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已经卧床两年多，贫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在中共里身居高位，还有不少是家属子女在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赃款的裸官，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已经为时太晚。
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多次被报病危的傅冬菊，没有资格住高干病房，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只要付钱，是个人就能住，每天住宿费400元，护理费自己出，两个护理员每天12小时一换班，每个护理员每月工资数千元。
只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因为嫌付的钱少，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后来又找了几个干护理的，开口要价月薪5000元，两个护理员每月工资要支付一万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组织”理也不理，任她自生自灭。
最后，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已经不能说话了，在2007年7月2日，党的生日的第二天，她终于解决了一切烦恼。
傅冬菊坚决听党的话，执行党的命令，背叛了父亲和国家，不但自己下场凄凉，而且还殃及后代。她的女儿80年代赴美留学时，经济上困难重重，并被有几个小钱的刘姓台商耍弄至堕胎，堕胎费都不给，并不理不问，使她更陷入窘境。此时看在傅作义面子上帮助他外孙女的不是中共，而是1949年前逃出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