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代理王全璋与多名被捕律师的余文生律师，自2018年初被当局带走之后，至今仍未判决，而他的家人，包括妻子许艳，长期遭到当局的骚扰、监控，甚至是限制行动自由。（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0年5月11日讯】（看中国记者卢乙欣综合报导）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援网）9日发出声明，表示余文生律师失去了人生自由已经有842天了，在此期间还传出他遭受酷刑或是其它虐待的消息。此外，余文生律师的家人，包括妻子许艳，长期遭到当局的骚扰、监控，甚至是限制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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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中央社与香港《苹果日报》报导，从2015年7月9日起，中国有23个省份出现大批律师与维权人士被北京当局抓捕，史称“709大抓捕”。包括最著名的被捕律师之一王全璋，而他也已在上月出狱，但是曾经代理王全璋与多名被捕律师的余文生律师，自2018年初被当局带走之后，至今仍未判决。
脸书专页“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于今天（10日）下午12时34分发文表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联同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台援网）今日发出声明（声明所示的时间为5月9日），严正谴责中国当局除了秘密审讯外，更至今一年之久仍然没有不公布审判结果。”
该声明除了强调，“释放余文生！追究秘审不判责任！”，也表示，“余文生律师于2018年1月19日在北京被抓，其后关押于徐州市看守所，2019年5月被秘密审讯，直到审讯一年后的今天，余文生的家人及辩护律师始终没有机会跟他会面，法院也超过法定期限没有宣判，亦不释放余文生。”
该声明表示，余文生与家人长年定居于北京，却被关押在八百公里以外的徐州看守所。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在这两年多来，多次为寻夫而奔走于北京及徐州之间，“更曾被北京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传唤审讯三次，最长被羁押19小时，并不断受到当局骚扰、监控及限制行动自由”。
该声明提及，“余文生失去人身自由已达842天，期间亦有传出其遭受酷刑或其他虐待的消息，各界十分担忧余文生的人身安危”，并呼吁国际社会、公众与媒体，持续密切的关注余文生案发展。
维权律师余文生消失两年 妻南北奔波感叹“中国像没这个人”
许艳为了营救丈夫，两年多来奔波于北京与徐州两地多达40多次，并吃尽了闭门羹。她向各司法部门发出过300多封信件，不是石沉大海，就是仅获得“决定不了”、“没有立案”等冰冷回应。许艳向香港《苹果日报》感叹维权之难，“中国像没有这个人一样”。
1967年生于北京的余文生，因为父亲担任接待外宾的工作，他在小学时期就接触过不少境外报纸，“早已知道什么叫民主”。2002年起，开始在北京执业，并一直担任商务律师。余文生曾说自己是被迫走上对抗之路的。2014年，余文生代理一名被控支持香港雨伞运动的当事人，当时狱方不让他会见当事人，余文生就公开抗议，但随后被捕并遭羁押99天，期间也遭遇过酷刑对待。余文生获释后，即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控告北京的大兴公安分局等部门违法。
余文生也加入了“中国人权律师团”，并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与王全璋案。余文生于2018年1月中共十九大二中全会期间，发表了“修宪公民建议书”，但隔天就遭到当局以涉嫌“妨害公务罪”刑事拘留，并被移送至距离北京约800公里以外的江苏徐州，至今未能与家属会见。
余文生于同年4月19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妨害公务罪”批捕。2019年5月9日，许艳的北京家里传来一阵敲门声。一名陌生人说：“今天正在开庭，有没有需要帮助的？”许艳突然意识到什么，赶忙追问是谁开庭，但那个人没有回答就离开了。
随后，楼下停驻的警车、多到不寻常的国保（国内安全保卫警察），加上出门遭到近距离跟踪，种种的迹象都指向一个可能：是余文生律师开庭？
但是，几乎许艳周围的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因为当局怎么会违法到连开庭也不通知家属？然而，许艳当下还不知道的是，远在800公里以外的徐州，余文生的胞兄已经被关在宾馆内了，在开庭的前半小时，他才被带至法院门口参与旁听。
后来许艳经历过无数次跟法院、检察院打交道与追问，才获得官方认证的消息，但是至今仍无判决、当局不肯放人。余文生经过秘密审理一年而没有结果，这在近年的维权律师群体中是非常罕见的。
许艳表示，“我和余文生律师结婚17年了，我对他的为人和做事方式和工作，都是很信任的。他都是依法办事，我百分之百相信。”在访问中，许艳都一再强调对丈夫的信任与认可。
余文生虽然早就有被拘留的前科，但是他于前年被带走仍是让许艳始料未及。此次的拘留不止99天，余文生不但被扣上了煽颠之罪，还被关在800公里以外的徐州，比起王全璋之妻李文足前往天津“千里寻夫”还多出300公里。
自称是柔弱主妇的许艳，选择走上了这一条维权之路：凌晨5时，冬天的北京天色还未亮、马路上没有人之际，许艳已经在风中雪中向高铁站出发。她一边哭一边走，只为乘坐最早一班高铁前往徐州。抵达徐州后，两辆车在前后一直紧跟着，上面坐着的全是国保警察。
这一段800公里的距离，许艳至少走了42次；如果加上到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部门，算起来许艳的奔波现场就多达60次，意味着平均每20天就跑一趟。因为多去几个部门更加“划算”，于是许艳选择一去就停留三天。读法律出身的许艳还写过300份文件、信件给各级监督部门，这些文件堆起来厚厚一叠，彷如小说般，“徐州市的检察院，一次就发十几份，江苏省最高法（院）、人大代表、律师协会、司法局，能想到的都发了”。
只是，无论许艳如何奔波，这一座城市总是让她深深地失望了。“没有余文生案的立案讯息”、“不知道”、“决定不了”……没有任何回音，许艳吃尽了闭门羹，就连给丈夫一次次的汇款，帐户也似乎是毫无动静，一切只有否定答案。
许艳说，“709律师在百度都能搜到一些讯息，但到网络上搜余文生，没有任何讯息，等于是中国网站完全把他这个人屏蔽了，就相当于中国没有这个人一样。”
至于关于余文生维权的微信群组也是一个个被封了，想要在微信里发布一篇贴文，“只要有余文生三个字就发不出去，要在他名字中间加一个符号（以避开审查）”。
然而，后来不止名字，连屏蔽的词都越来越多了：“不知道哪一个字被屏蔽，慢慢找这个词找那个词。”人权？非法开庭？释放？好像在字海里捞针般。修改、上传等待，然后又失败，发布一篇简单的贴文少则三、五次，最多则要修改20次。再加上近两三年中国的网络空间愈来愈紧缩，不少异议人士连发文都有压力，支援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伴随而来的还有维权家属的“标准配置”，例如：半夜出现急促的敲门声、随时随地的传唤、监控人员搬到附近的居所。至于曾有20多名大汉不时冲进门搜查家里，甚至是三次以“煽动罪”的名义传唤许艳，要她坐老虎椅、扒光衣服检查，这些事情在维权家属身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后来连家中的孩子也逐渐变得缺乏安全感，只要一放学回家就关上门，甚至在睡觉的床边筑起“围栏”。既是余太太，又是孩子母亲的许艳，早期一直在哭，出门则是腿在发抖。
但是，许艳到后来是哭着哭着就不哭了：“他要打压，我没有办法，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害怕。整个过程我只有抗争的性质，我不服。我就觉得你不该把他关押，你就应该把他释放！”
许艳有一次被传唤到派出所超过10小时，当时她竟然不小心在椅子上睡着了，连警察也嘲弄说：“你这还能睡着呀？”许艳理直气壮的，导致有时反倒是徐州的警察或是法院人员自知理亏，甚至是不敢正眼看她。
如今，许艳在受访过程中谈起丈夫，仍会发出一两下啜泣声，但是仍会一边说着“要努力”、“坚持”、“不放弃”。许艳与国家之间，是一场最悬殊的力量对比。
北京政府开动审查机器，粗暴地删除余文生律师的痕迹；许艳一次又一次拆解着被屏蔽的密码、被掩盖的真相，盼望在几乎密不透风的封锁网下，能挤出一点点空间。许艳走访司法部门、接受采访与会见国际人士，这些行动的所有目的都是为余文生维权。
许艳表示，“我这两年半用在余文生上的维权非常多，可能几乎占了我的全部。其他事情都没有想到去做，都在想维权怎么努力、怎么做。”在很多的群组里，许艳仍持续地数日子，从2018年1月19日，到后来的500天、850天，接着再到秘密审理的一周年。客观跳动的时间数字，压在许艳身上好像是看不到尽头的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