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惨剧，活下来的人难以忘怀的记忆。（网络图片）
父母这次来上海，是我自15岁离开故乡，与他们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
父母亲告诉我，农村也实行了合作医疗，但是，上面的好政策到下面变了味：花钱加入合作医疗后，药价暴涨，即使按照规定比例报销后，药价也远远高于过去，也远远高于一般诊所的药价。而诊所看到医院涨价后，也跟着提价……这样，原本惠民的政策，就变成了伤民。
大蒜今年涨价了，但农民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一个是去年大蒜赔钱，很多人今年不种了。今年种的品种又卖不上价。二是商贩收购的时候压低价格，农民得到大蒜涨价的信息晚，等知道涨价的时候，手里的大蒜已经被贩子收购走了……
种地仍然是靠天吃饭。几十年前修的水利设施早已废弃，遇到干旱或者水灾，收成就会大幅减产。去年干旱时，几乎没有农民浇地：水井很少，即使有水井也没有电，即使两者都有，浇地的成本算上后，种粮就会赔钱，所以，干旱时没有人浇地……
这是父母告诉我的老家的真实情况。
我早就劝父母亲不要那一点地了，但他们其他都听我的，唯独这一点，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同意。问他们原因的时候，母亲讲起了1959年。
母亲说：“你只知道你的太奶（父亲的奶奶）那一年被饿死了，但你不知道，咱家里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我惊讶地看着母亲。
随后，我知道：母亲的妹妹，被饿死；父亲的妹妹，被饿死；我的太爷（父亲的爷爷）被饿死……这些，过去他们都没有告诉过我，我太奶的死，也是小时候我听村里人说的。
这是一次让我心如刀割的谈话。
母亲很平静地给我讲述往事：1959年，所有家庭的锅碗瓢盆被没收，一律吃大食堂。但由于干部虚夸，虚报粮食产量，上面要求多交公粮，交不上去的有的被活活打死。家里都没有粮食吃了。大食堂只能喝稀汤。人们饥饿难忍。舅舅饿得端着碗不松手。姥姥去地里弄些草根、菜叶在铁掀上面煮，驻队干部看见谁家生火就闯进去，看到好吃的就端走，看到不好吃的就砸掉……就这样，母亲才两岁的妹妹在哭声弱下来的时候，饿死了……
母亲说：“村里谁家死人，都不会说，有的直接把死人吃了，有的瞒着多分一碗稀汤……XXX的娘，就是把家里死掉的孙女吃掉活下来的，她吃了7个人……”想到小时候见到的那位和善的老人，我突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母亲说：“才两岁的妹妹死了，家里的人也都饿得不行了……一个亲戚来家，就劝把妹妹吃掉，皮包骨头，也没有什么可吃的，就是把肝什么的掏出来吃掉……我怎么能吃我的妹妹！我娘也不同意，哭着说，我怎么能吃自己的闺女！宁饿死也不……”
我看到母亲的眼睛。她拚命地抑制自己的泪水。
我背过脸去。母亲的泪滴在我的心上。
母亲说：“晚上就偷偷把妹妹埋了，多了一碗稀汤……我家族饿死6个，全村饿死100多人。”
后来，家里要把二舅送人，让他活下去。母亲不同意，母亲说：“要死一起死，如果把二弟送走，万一他有什么不幸，而我们活下来了，将来怎么能心安！”
那一年，母亲11岁（母亲与父亲同年同月，生日仅差三天）。
在母亲的坚持下，二舅没有送人。母亲去讨饭，走很远的路，到另外一个地区（我们家处在周口与驻马店两个地区的交界地带）。一位老奶奶见母亲，非常怜爱母亲，说：“闺女，我们家没有小孩，你就留在我们家吧，回家说不定饿死了……”母亲很坚定地摇摇头。老奶奶给了母亲一点剥掉的红薯皮，母亲带回家里……
唯一帮过我姥姥家的，是一位远亲，在姥姥家最困难的时候，他用报纸包了一点面给姥姥。这包面至关重要……
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每年过年母亲总是带我们去看他，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母亲身披重孝，跪地痛哭……这是一种深切的感恩。这也是母亲从小教育我们兄妹三个的最重要的做人道理。
看母亲很伤心，父亲没有多说，只是简单地说：“我妹妹饿死的时候才四岁……爷爷又累又饿，干活的时候倒地死了……”
然后，父亲告诉我，他小时候因刮榆树皮遭到毒打，打他的那个人现在还活着，身体很不好。父亲说话的时候，很平静，没有半点仇恨。
父亲说：“我不怪他。”
母亲说：后来有人冒着生命危险，给毛写信，这件事情上面知道了，才派人调查。
……
父母亲谈论的，就是后来举世震惊的著名的“信阳事件”（我们家过去属于信阳地区）。
故乡的土地，那片生育我、养育我的土地，承载着那么多的苦难与不幸！除了为民生呼吁，我没有任何选择，为了我的父亲母亲，也为了饱经苦难的乡亲。我把贵州助学和未来的计划告诉父母亲，他们欣慰地点头……
基层百姓之苦，很多干部是体验不到的。干部权力的来源决定着他们忠诚的对象：源于选举则忠诚于选民，源于任命则忠诚于上级。民生之苦，皆与此有关。1959年惨绝人寰的悲剧，就是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讨好上级的结果，如果他非讨好选民而不能为官，何至于此……
本来已经睡下，父母亲总是要求按时睡觉。想到白天的谈话，心里难过……悄悄到书房，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