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认为，北京政府针对武汉肺炎“下猛药”的后果导致必须持续“下更猛的药”，而且会走入更深奴役之路。(图片来源 : youtube视频截图)
【看中国2020年4月16日讯】(看中国记者张明天、刘世民采访报道)武汉肺炎疫情还持续升温。习近平最先“控制疫情”也“快速复工”，并且还有余力进行“口罩外交”，似乎想利用这波形势称霸全球。国立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认为，这种“下猛药”的后果导致必须持续“下更猛的药”，而且会走入更深奴役之路。他还表示，肺炎的疫情有全球扩散的这个效应，全球化的神话一夕崩解，现在各国纷纷在锁国。以台湾来说，像服务业、交通业、观光业这些都面临了可能要断炊的窘境，显然，国际经济另一个大萧条的时代已经迫在眉睫，迫在眼前。
而在1930年代，上个世纪，当时也曾经发生过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美国在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之下，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发展了新政（The New Deal）；在另一方面的欧洲，则于1920年代在俄国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适逢经济大萧条的时机，共产国际则积极向全球扩散。
曾建元认为，不论是美国的新政，或是当时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利用国际经济大萧条进行革命的输出，都看到国家对经济的统制、指导、统合的角色被加重。基于当年的历史经验，来回顾对照今日世人所面对的武汉肺炎全球新一波大萧条时代，这时候国家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样的，共产主义在今日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又像当年193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的扩散蔓延一样，又再次死灰复燃呢？
统制经济，是到奴役之路
曾建元说，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先介绍一下殷海光先生。殷是当年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后来因言获罪而被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禁止在台大授课，而后抑郁而终。可以说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那一代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
曾建元还说，殷海光曾经翻译了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这本名著。海耶克也是著名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者。这本书是他念研究所的时候，当时的指导教授杨日然上课带着他们从这出发来阅读和探讨一些跟马克思主义（Marxism）法学相关的问题的。
曾建元表示，为什么会谈到这些问题呢？什么是到奴役之路？海耶克提到国家的统治，不论是在自由经济体制，或者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只要国家为人民来决定所有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我们人民到奴役之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殷海光先生本人重要的著作《思想的方法》，各位如果对他有兴趣的话，可进而延伸阅读。
人的本质是自由
曾建元提出问题：在经济萧条紧缩的时候，人民的自由以及国家的自由，或者是国家的角色及人民的角色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个问题他想从理论、或从历史经验，来跟各位做一点分析，做一点分享。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同样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这是所有关于人的理论的起点。因为人如果没有自由的意志，或者是自由的创造能力，他就跟动物一样。可是动物当中还有高级的灵长类，还有一些低等的动物，甚至只有单纯化学、物理反应的，那种非常低等的动物，它倒底有没有意识我们也搞不太清楚，但主张心物合一论的就会从细胞的活动开始论证自由的起源。
但曾建元说，人之所以为人，还是因为人有思想，人有好奇心，人崇尚自由，不喜受拘束，不只是身体的行动，在思维、思想上也不受拘束。人是在他自由行动而与外界的接触中，去对比、创造出他的生存空间、创造出他的生活世界，而意识到我跟其他人不一样，人的自我意识也就这么形成了。如果没有自由的话，不会有真正自主的人格出现。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性格，这个世界才会因为不同人的组合而五彩缤纷。所以人类的进步很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样让自由的天性能够充分地发展、充分地发挥，让人可以找到他最合适舒服的生存之道。
曾建元认为，人是要生存，那生存要靠什么？当然不是说你是文艺青年，每天吟诗诵词就能够生存下去。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说，人最根本的需求就是先活下来，填饱肚子是最根本的；可是，填饱肚子并不是人需求的全部，它只是个基础，人还有精神层次、价值的追求，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
中国共产党的人权观喜欢谈什么？人的生存权，他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人权。他们说，人先活着再说，所以生存权最重要，其它不重要了。这个推论、这个逻辑是过于极端的，为什么呢？生存权固然重要，但其它的自由权也很重要。在宪政民主国家当中，我们是把这两者等量齐观的，这样人才成其为人。因为人如果只是吃饱就好，那么跟被人豢养的猪有什么两样？所以自由国家的宪法才会保障人民有思想、言论等等的自由。不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党国所明示暗示讲的，生存权最重要，其它都不重要，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曾建元称前面提到人的本质是自由，他有主动创造的能力，所以创造成就感的欲望要被满足，但这要靠什么？靠的是他有资源，他有可以支配的财产，可以用来跟别人交换。交换什么？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别人匮乏的东西他拥有，透过这个交换可以互通有无，互相满足。人的社会就在这个交换的过程、人的互动过程当中慢慢地去建构出来。
曾建元接着说，人的社会性交换行为需要透过一个机制，什么样的机制呢？就是市场。我们到市场看到大家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来，有各种的需求、各种的商品在那边陈列，我们就会去思考，在生活上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可以在市场当中一次性地就把所有的采购完成。市场它提供了一个交换的平台，如何让市场秩序是公平的、是大家可以互相信任的，而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进行交易，最重要是如何让交易的结果满足我们生活的需求，这才是重点。
曾建元表示，所以我们就需要创造一个国家的角色，由它来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国家公权力跟经济的关系在哪里呢？就是如何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行为，是在一个可以互相信任的、由国家的法律或是国家公权力经过检验的环境当中来进行，也就是在一个公平的、自由的市场秩序当中来进行。所以国家要维持法治，有法治后才能维持市场的秩序。对于违法的人，国家有我们人民赋予它的公权力来进行制裁，这些都要在人民的意志主导之下展开。
国家成立的目的
曾建元说，以上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哲学的基本假设，和历史事实无关，而是价值体系的基础。如果你不相信，那就算了。你要相信这一套才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这一套指的是什么呢？国家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幸福。国家如果不能满足这些目的，我们可以推翻这个国家，或者换人来做做看，洛克（John Locke）《政府论二讲》（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的精髓就在这里。
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当中，国家就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幸福而成立，生命当然不在话下，自由、财产的价值是相同的，所以民主国家在宪法当中一定会提到保障私有财产权。财产有不一样的形式，譬如说你有一块土地，在上面种菜种田，或者是你养家禽家畜，作为你的蛋白质来源。财产就是你可以支配的外在于你的客观的物体，如果别人有需要，这就形成了财产的市场价值或价格。国家就是满足我们对财产的需要，完善自由的交换财产的机制。
曾建元强调，如果今天整个市场的秩序不见了，人生的需求是由国家来帮我们界定的，那么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譬如国家认为，张三适合吃肉，你适合吃菜，他适合吃鱼，然后就规定张三只能吃肉，你只能吃菜，他只能吃鱼。当然我们的生存没问题，但我们会吃腻呀，这个时候我们做为一个人的满足感就会因此而不见了。我被规定我只能吃什么，当然可以生存，但我生活的乐趣就消失了。
曾建元认为，就是在烹饪或者在吃饭和别人互动的过程当中，才能真正去认识自己的需求、生命的价值，认识到如何让其他人快乐，利益他人的能力，也只有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能够被发现。所以如果国家都帮安排好了，该做些什么，人的生活中各种物品需求的种类跟配额，都由一个全知全能的国家帮处理好了，而且觉得是为了他好，不容他们有异议，则当然可以活下去没有错，但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没有自由、没有创造的过程、没有享受那种互动的愉悦感和成就感。这种经济的型态，这种国家的角色，就是海耶克及殷海光再三告诫我们的，人类到奴役之路。
市场满足人的需求
曾建元表示，国家维持市场秩序跟国家统制经济秩序，当然不是截然的极端，中间还有些过渡型态。在台湾来说，有前经济部长尹仲容提出的“计划性自由经济”的说法，也就是说，国家还是要有一定的中长程经济计划，可是基本上整个国家还是要尊重市场的机制，尊重与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财产，透过法治保障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能力、权利以及空间。
这样子，人才能透过彼此交往去探索彼此的需求，让国家的经济行为、市场机制帮助每个人，使他能够得到最丰富的生活以及精神的满足。所以要有市场，要有经济活动，哪里有匮乏，哪里就是商机，就有人会需要买，就有商人会做这个生意，商人在当中互通有无，基于逐利的动机而却能做好事，即提供商品或服务，让人们的需求得到实现，生命能够圆满。这就是一个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的图像，一个基本的假设。
曾建元说，在这点上面，我们也看到，哪怕是共产主义国家，如列宁（Vladimir Lenin）建国之初在苏俄推动统制经济失败之后，他改而实施新经济政策，以课税代替征粮，重新恢复市场机制，让当时苏俄的经济回升，因此才有后来派人到中国来跟国民党谈联俄容共之事。因为当时国民党看到的是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也就是恢复到部分的市场经济所爆发出来的经济成就，也就对当时的共产主义投以错误的幻想，事实上苏俄共产党用的是以市场机制来调整原来的统制经济，不是共产主义的成功。
共产党国家权贵操弄市场
曾建元提及，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以及在六四之后南巡的讲话，也在强调市场经济的机制，但是，共产党都做一半。手中的权力不放，市场机制只能在它可控制的范围之内让人民、让权贵、让官僚有机会去参与当中，而且权力也当成商品可以买卖。
在近三十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国崛起了，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最近几年，我们又看到阿里巴巴马云等等有名的企业家，纷纷向党国献上股权交心投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私人企业的发展已经大到足以威胁党国对社会的控制，所以党国就要出手。最后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这些资本家、企业家连他企业的利益、自己的财产都不能保护，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他们的自由跟财产就跟浮萍一样，没有根，无法期待在脚下有非常扎实的土地可以站立。国家的中立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经济发展当中非常重大的课题，它必须去解决的。
曾建元接着表示，今天我们面对大萧条的时代来临，它当然会给予国家和党更多的借口，要集中力量来进行物资的调节分配，这就让他非常地忧心。在中国大陆疫情蔓延的情形之下，国家宣称实施紧急状态，要集中社会国家的力量对人民的需求进行指导和分配，他非常担心中国大陆再进一步走向更深层的到奴役之路。
曾建元忧心，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今后国家发展步上极权的危机，也就是纵使在疫情结束之后，共产党会不会愿意放手回复原状的威权，他想这很难。共产党这些官僚他也是人，人有贪念、私欲、权力欲，要他放权下来很难。很少权贵会没事拥有菩萨心肠，所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才说权力要用权力制衡，如果没有权力来制衡的话，没有人会把自己权力可支配的资产和利益，无私地倒吐出来让大家分享，慷慨到菩萨到圣贤的地步。
曾建元强调，所以一定要有个制度让人性这方面的贪欲可以受到抑制，虽然这个部份对中共党国不敢期待。换言之，一旦中国大陆党国进一步利用疫情国难宣告紧急状态、且需要国家统一意志，由国家来为人民的生活进行指导和分配，则担心的是，利用这样的借口，将会更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党国体制，中国大陆人民三十年来的经济成就和一点点的自由，也就可能跟着新一代的毛泽东被葬送掉，这是我们要提醒的地方。
国家要有防错机制
曾建元说，对于自由世界，《到奴役之路》这本书其实也提出了警告。如果要讲到很极端的话也是很极端的，就是它认为国家不需要任何经济计划，任何经济计划都蕴藏了控制的一种因子，而这是它要极力去避免的，当然它对市场非常地相信。对于这一点，他还是有一些保留。他想现在的国家，还是要有一些长远的经济计划，以对于国家的资源做一个最好的计算与配置，只是，计划的规划过程还有计划的执行，应该容许被修正。
并不是说这个计划订下来之后就变成了历史的规律、历史的定理，大家一定要照着这个走。因为计划是人订的，人会犯错，所以计划也可能会出错，因此这时候就要容许计划有修正的空间。人会改进，能接受错误，在错误的经验基础之上检讨改进，才会有进步；如果我们先有一个定理，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要一五一十地照着计划来执行，不能违背、不能犯错，那他告诉各位，在现在这种人类的知识爆炸、各种讯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就可能会被过去陈旧的观念所困绑而阻碍了人类进步的机会。
曾建元认为，所以计划并不是不好，计划还是需要的。在海耶克《到奴役之路》中我认为它比较忽略到的，不是说不要有任何的计划，社会整体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规划，但是我们也要容许犯错、容许修正。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许犯错跟容许修正呢？那就是制定计划的人不要永远以为他是对的。我们要有个机制，让计划的制定者、执行者有机会因为他的计划执行不下去了，要负起责任来。要嘛就改变计划，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要嘛就改变计划的规划者，重新再来订定另外一套计划，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人类走向到奴役之路。
不相信万能政府、英明领袖
曾建元利用过去1920年代军事共产主义崛起而再开放修正的那段历史，说明全知全能的国家和完美计划的不可能；也以美国如何利用新政等社会福利制度解决了大萧条时代对人民带来的损害，维护人民基本的生活。
美国人民的这些损害在填补了之后，便有如脱胎换骨，此后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强的国家──1930年代当年它还不是喔。但美国现在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尽管后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挑战，可是曾建元跟各位报告，他非常有信心，以美国这样的一个体制，它会继续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共想要挑战它，那还早呢，为什么呢？
曾建元认为，只要有一个领导人，他出错，三十年所累积的这些国民财富、三十年所累积的经济成就都会一夕之间变成泡沫。我们今天在中美贸易战还有武汉肺炎疫情当中，就可以预见两国未来竞争的结果，他相信美国会继续茁壮，川普（Donald John Trump）不当总统或是其他人当总统，美国一样会集众人之智慧，不用担心川普乱说话，因为国会会弹劾他，有人监督他，他的财产也会缩水，他会战战兢兢地，一旦他做不好，更有人会取代他。所以美国会永远集众人智慧，永远向前进步，永远在错误当中学习成长、在学习中进步，学会迎接各种挑战。因此不用担心美国今天疫情胶着，我对这个国家很有信心。
反观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形之下，因为共产党中央习近平核心的决策错误，让武汉肺炎爆发开来，现在党国对各地封省封城的命令要贯彻下去，要集中一切的力量维持人民的生计，党国要对社会资源和人民财产进行支配征用。然而很多事情并不是英明的领袖、万能的公务员他们就能够做好的。没有公民社会主动地来配合，自主地来管理，你永远管不到所有的角落也永远管不好，因为你的公务员原本就是少数。中国大陆人民这么多，领土幅员这么大，中央集权、党国专制总有极限，你一定要让人民有自主决定他最好生活方式的空间，让人民能够判断，有了思考，哪怕是在这种紧急的状态之下，人民的自由也不能给予完全剥夺和限制，要让人民的共体时艰，是真正出自于他们的决定。
曾建元说，今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对于社会控制地更加严格，国家施政的完美数字不容许挑战，吹哨者就打压，不让他的人民像台湾一样，有自主的意识，主动来帮助自己，也容许以包括批评在内的方式帮助这个国家的政府来领导防疫的工作。这就是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最大的差别。换言之，民主国家透过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透过财产制的保障，透过法治，透过契约的观念，确保人的自由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而专制国家总认为国家是万能的，领袖是英明的，能帮人民决定一切，所以当领袖出现状况、当党国出现状况的时候，这个国家则必将走向覆亡，但那则才是人民摆脱被奴役的机会。
曾建元利用当下全球经济的大势，再回归到关于人与自由的一些基本观念，回到海耶克、殷海光，来谈谈人类如何面对今后的世界。他以为，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坚定我们对于自由法治人权的信念，那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