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台湾的反送中示威者已经多达300人左右，被困于异乡的部分示威者被迫成为了“废青”，有的则开始在台湾寻找盼望。（图片来源：中央社）
【看中国2020年4月13日讯】（看中国记者卢乙欣综合报导）COVID-19让台湾与香港社会的关注，从街头的“役情”转为中共病毒的“疫情”，很多台湾人在询问“反送中运动不是结束了吗？”但事实上，直至今年初，来到台湾避难的年轻示威者人数仍在增加中，根据《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共同报导表示，卸下面罩的流亡者已经多达300人左右。被困于异乡的他们，接受的援助有限，至于面对尚未取得重心的日常生活，有的人被迫成为了“废青”，有的则开始在台湾寻找盼望。当运动的瞩目不再，这一些10多岁、20多岁的流亡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这一场运动对自己人生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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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讲，现在香港真正比较有能力做一些大的事情的人，要不被抓、要不被自杀、要不就跑了。”见着22岁的Carol，是在15度、凉风阵阵的台北夜晚中。戴着黑色口罩，穿着黑色短T，脚上踩着塑料脱鞋，在肿大的脚踝外，Carol还背着看不见的脊椎损伤。
她是来台避难，疗伤的。
被淡忘的香港抗争者 仍然持续流亡来到台湾
当2019年底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由泛民主派胜选，以及2020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芒果干”（亡国感）消失，再加上1月下旬中共肺炎疫情肆虐，以及2月7日台湾开始针对中港澳封关（注：暂停受理港澳居民申请临时入境停留）后，“反送中”运动里的香港人身影逐渐被台湾人遗忘。
不过，实情是，直至现今香港每日仍然有抗争者被捕。根据香港媒体于3月的统计，从2019年6月中旬到如今的9个月里，至少有7704人因为“反送中”示威活动被警方拘捕，包括1198人被检控，50人被定罪。
因为“反送中”运动而被迫“旅行”、避免遭到港府检控的示威者，在台湾封境之前已经陆续离港，包括不少人就像Carol这样30岁不到的年轻人。目前在台湾的香港流亡者可能已经从去年底的200人，突破至300人。
Carol不像一般的远行者，她的大行李箱只带了3件衣服，她自1月中旬搭乘飞往台湾的飞机，惊惶中离开香港。事发于1月14日，旺角的土制炸弹案件逮捕了一群被Carol称为“总部”的人，她跟不少前线示威者的联系方式也在遭到逮捕的示威者手机里。因此，Carol在与朋友商议之后，听从对方要她尽速离开香港的建议。果然，Carol前脚才刚走，警方没多久就到她家门守候。
由于语言相通、文化相近，台湾成为许多香港抗争者逃亡海外的首选。Carol匆匆地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首先在台北待了1个月，“但是真的不行，这边的生活节奏跟香港太像了。”完全无法放松的她，透过网络认识了住在南部的手足，于是她决定搬到那边住，“你们书里（指《报导者》出版的《烈火黑潮：城市战地里的香港人》一书）也有来台流亡者的身影。”
Carol在南部生活的这两个月里，还偶遇Telegram里隶属同一个小队的队友，14个人里已有3人逃到台湾，最小的，年仅15岁。
逃到台湾 除了安全“什么都缺”
Carol与记者见面的这一天，是搭着客运北上的，“高铁贵啊，一张高铁1000多元，客运一张还是500多，来回加起来也没有单程的高铁贵。”坐着晃呀晃来回8小时的客运，为的是拿取每个月的2万多元，让她能够活下来的生活津贴。每两周，她与上百名逃到台湾的香港示威者都走一趟民间团体，以领取援助示威者的津贴。
不少人从示威者的社群媒体上看见示威者的贴文，觉得他们过得挺好的。声量大又足，总是在第一线担任“大声公”的Carol表示：“其实老实讲，我们来这边除了安全以外，啥都缺！不要以为我们过得很好，真的没有很好。有人说‘你住的房子已经比香港大’，不是，这个是台湾本来房子大的问题，不是我们有钱好吗！然后又说‘没钱不要喝那么多酒’，我睡不着，我在香港吃安眠药已经睡不着，我来到台湾你觉得我就突然睡得着了吗！”
在参与反送中运动之前，其实Carol是过着多舛的童年。她从小遭受亲人施暴，5岁就罹患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青春期则被诊断出“边缘性人格障碍”。不曾就读中学的她，13岁被赶出了家门，曾一度过着露宿街头的生活，直至合法工作的年龄，才到美发店上班赚得生活费。
后来“反送中”运动爆发，Carol因为朋友的邀约，开始走上街头，亲眼瞧见自己的家园正在发生什么事。她起初只是以“和理非”的角色跟伙伴同行，直至2019年8月31日，她阴错阳差地搭乘了所谓的太子站“尸杀列车”，目睹港警直接冲进车厢殴打群众，这番遭遇让Carol从此踏入勇武抗争的路，“那天我真的确实感觉到：‘别以为你不鸟政治就好，政治它会自己找上你。’”
当一穿戴上头盔、手套、防毒面罩的基本装备之后，Carol充满绝望的人生突然有了战斗目标。自尖沙嘴快闪至参与理工大学围城，她几乎投入每一战役中，甚至为此暂停了美发工作。随着示威运动的进展，她陆续在身体上纹下“香港加油”的翻转字与火魔法师的图像，“就算我变成浮尸，他们砍掉我的头，至少你还认得出是我啊！总会有些刺青砍不掉吧！”
透过示威运动建立起的认同与信心 却因异地生活而凋零
依靠高强度的运动、抗争者齐上齐落的行动，以及刺在身上的印记，Carol与运动镶嵌在一起。她与不少示威者在过程中，都从一名不关心社会的“港猪”（注：香港人对“政治冷漠者”的俗称），或不知道生命意义为何的愤青，重新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他们不讳言开展了一场重拾与追寻自我的旅程。
多数“旅行者”跟Carol一样青春，年龄介于15岁至30岁之间。这一群人是香港史上最年轻的示威者，这一场运动也是自1967年香港左派发起“六七暴动”之后，最多人遭捕的一场运动。他们跟过去台湾民主运动时期多半有律师、医师及社运资历的示威者不相同，不少人都在求学或打工，由于仓促跨海来台，导致学生生涯就此中断。
卸下装备的他们，其实与时下年轻人没有什么差别：喜欢打game、聊天打屁、擦指甲油、吃快餐、上餐馆……但是在陌生的环境里，远离了家人跟熟悉的香港，一切社会的网络都得重新建立。
参与示威运动而壮大的信心与自我认同，因远离运动而被冲淡，至于从零开始的异地生活则显得寂寥且陌生。
如今在台湾的港漂有9万多人，不少是近年来前往台湾居留与定居的香港移民。透过港台的网络，包括有不少在台长住的港人，自愿担任“旅行者们”的暂时“家长”，有的收留了年轻流亡者，让他们住在家中，有的则是提供额外的生活经费。然而，运动难免带来情绪的高亢与被过度强化的浪漫、敬意，在面具卸下、离开故土之后，掌声与肯定消失了，浮现的真实变得是异常磨人，流亡者的心思也异常敏感，他们感受到自己被放置在现实的比较中：学历、经济基础、家庭支持、人脉网络，以及下一步该怎么走……。
流亡者取得签证之前 只能够无止尽地等待
以往为了淡化流亡身分，他们被称作“旅行者”，到如今，他们真真切切地成为了不知尽头为何的“流亡者”。
不过，他们得到的注目、关切还算是高的。去年（2019）10月，一群台湾律师组成了“香港抗争者支持工作台湾义务律师团”（以下简称“义务律师团”），提供来台的香港示威者义务的法律扶助，包括了申请居留、具保责付及法律诉讼。目前来到台湾的“旅行者”大约已有200位得到义务律师团的协助，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安身台湾的方式。
普遍而言，除非有直系血亲或是配偶在台湾设有户籍，多数港人能居留台湾的途径不外乎是取得学生签证或是工作签证。至于在取得签证之前，移民署会依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8条，协助流亡者以个案审查的方式延长停留在台湾的时间，避免遭到遣返。但是，要进一步拿到工作或学生签证，过程相当漫长。
义务律师团发言人林俊宏就此表示，从港人与义务律师团面谈、搜集基本资料，至港台两地的法律评估，最后进入到主管机关移民署的面谈与联审，整道程序往往要耗时半年。至于未来的审核程序能否加速，林俊宏自己也说不准，目前已经有数十位台湾律师自愿协助在台流亡港人处理居留申请的程序，“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没有标准’的状态，政府机关前面的时间到底是在摸索，还是这是既定的时间，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判断。”
依现况而言，仅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流亡者顺利通过移民署的审核关卡，取得了在台湾停留的暂时保障，但是多数人仍然不确定命运会如何。“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在等待，”Louis是最早一批来到台湾的流亡者，他受访时虽然已经通过移民署的审查，不过他也坦言，“我想大家拿到签证以后才会比较安心一点。现在的状态还是拿着那个普通的观光签证，延期而已，也不能打工，也没有保障说你可以留在这边。”
支持体系而提供的支持，为在台香港流亡者渺茫的前途点亮了一盏灯，但是若要延烧灯火，他们必须尽快找到能居留在这块土地上的途径。
流亡者缺乏引介单位 在台工作门坎高
自从2019年7月抵台，Louis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期抗战，因此很节省地生活，一天时常只吃一餐。由于在香港有高中学历，他在寒假之前已经先申请了短期就读的台湾学校，3月则已经如愿入校就读。Louis来台超过半年，对于申请方式如数家珍，他希望之后能够根据学业成绩，分发到其它大学，“现在读书，也是确定你未来能不能很容易、或者比较困难地找工作留在台湾。”
即使如此，对于入校之后的安全，Louis还是心有芥蒂。“如果里面有一些spy（间谍），他可以把你的数据都放出来，”他忧心表示，“如果名字被交给中共或香港警察，他不会要你的人，但是怕家人会受到影响（指被港警上门盘查）。”即便心怀忧虑，Louis也知道当下的自己别无他择，日子不能空转。
可是，并非所有人的境遇都像Louis这般顺利，若是错过了申请学校的时机或是申请的资格不符合，就只能够透过工作的管道，在台居留，但是这项门坎相当高。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外国人（包括港、澳居民）必须从事专门性或是技术性的工作，平均薪资必须达到新台币47971元的要求，这样的求职门坎对于年轻港人而言是高门坎。对此，林俊宏坦言，“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协助香港朋友找到符合他们专长、符合条件的公司，这一点比较欠缺协助。”
因为遭到香港政府检控而在今年1月初来到台湾，30岁的Arthur，已经工作多年，也存到了一笔钱，因此到台湾之后还应付得了生活。不过，要找到愿意聘用他的公司很难，“因为移民署是有要求的，公司规模、公司salary（薪水）都有要求，香港来这边是比较难找工作，”提及求职的机会，Arthur并不乐观，“其实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工作的话太困难了，只有读书。”
对于要重返学生的身分，他虽然不情愿，但也想不到别的办法了。不过，他因为错过寒假的申请机会，现在也只能等待申请9月入学，在此之前，他对于在台湾生活的想像可谓一片空白。
在没有正式救济管道的情况下，他们也只好想办法透过人脉介绍工作。缺乏中学学历的Carol，无法求学，更不可能获得一份4万多元的薪水。曾经有台湾的美发业者愿意私人雇用她，但是她怕因违法被抓，“黑工就是犯法，已经身在逃亡的生涯中，还要做犯法的事，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
即使现任九龙城区议会议员黄国桐律师先前在台湾发起“保护伞计划”，3月已经在台北公馆试营运食堂，提供流亡者一些就业机会，然而店铺能够聘请的员工终究有限，况且部分人担心自己的行踪会因此曝光，也担心影响到香港的家人。
鉴于流亡者的忧伤，黄国桐经常透过通讯软件跟流亡年轻人谈天，并安抚他们。黄国桐能深切体会到年轻人有家归不得的感受：“很惨，对他们来讲这是最悲惨、最伤心的事，晚上睡觉时总流泪。你和他们聊天会发现异乡梦却之不去，他们对香港万般怀念，这较苏武牧羊更惨，是放逐。他们做了什么坏事要被流放？现在全部都是被迫流放……香港人不是难民，我们将保护我们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流离失所。”
被迫地异生活 成为“废青”的日子
生活变成了无止尽的搏斗，有的流亡者在这过程中仍然经常将自己关在房门后面，猛盯着手机刷新Telegram讯息墙，为着故乡零星的警民冲突，远程提供与分析讯息，用尽各种办法将自己塞进现场跟香港同步﹔他们在线听审，聆听那一些在1月、2月因为各种现场行动而被抓上法庭、被审判的手足们的情况。
目前“反送中”运动呈现零敲碎打，运动频率与参与人数因为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而降温﹔但是港府并未完全针对中国封关，加上口罩分配等接连的决策失误仍旧引发民怨。没有大台的“反送中”运动会何时再出发，或者将如何转型，目前仍无法预测﹔但是不少人已经在等待着香港9月的立法会选举，盼改变目前的政治生态。
有一批流亡者思念着自己在运动里所扮演的角色、肩负的责任、手足的情谊。Louis自诩是“进化版废青”，他来到台湾的头一段时间是每日都得吃安眠药才能够入睡，但是后来对于运动的支持事务涉入愈来愈深，让他最近忙到没有时间吃药了。积极投入运动的他，近期已经开始阅读政治相关的读物，并关心港台时事。Louis考虑起未来的前途，并表示会以考取政治系为目标，“我在台湾久了，经过大选、疫情的处理，愈来愈感觉到主权国家、民主国家的重要性，对比香港跟台湾的状况，香港特首是利用疫情来重建自己的信心，所以她才搞那么多小动作。”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Louis曾目睹一些队友的“颓废”，“很多人在运动里犠牲满多的，生命也好，坐牢也好……我是了解会有那种情绪困扰在里面，但是你现在是政治逃亡，不是说在渡假，这个要分清楚﹔都跑过来了，要想一下为什么离开，不要把香港的事都放弃了。”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像Louis一样能找寻到自己的定位、规划未来。有流亡者因为运动期间的创伤，情绪时不时溃堤。
Carol描述了自己过着废青的作息，“每天耍废，睡醒就吃，吃完就喝，喝完就去睡。”其实她的不快活，更像是梦靥。Carol经历过从理大下水道爬出来的经验后，再也不敢关灯睡觉；不少流亡者跟Carol一样怕黑，有的人在晚上睡觉时会喊叫：“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第一次被警察抓捕、第一次被警察殴打、第一次违法、第一次接触到律师、第一次拥有一场说走就走的“被旅行”……这一些流亡者在年轻岁月里，经历了无数荒谬的人生第一次。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认得（台湾）这里是哪里，我会知道台湾的高铁怎么坐，”Carol点起一支惆怅的烟，静静倾诉。
不敢麻木致使遗忘 盼望归期将至
至于有机会的话想不想重返香港呢？“不是有没有机会，我是肯定要回去，”Carol斩钉截铁地回复，“时间真的会让一个人变成港猪。在这边工作久了，麻木了，就忘了。有一天你可能就忘了，原来曾经香港可以有200万人走在街头上，原来曾经香港有人被打死。有些事真的不能忘，忘了就没了。”
浪漫情怀、残酷现实的夹击让这些流亡者陷入窘境，错置在一个陌生的时空里，Carol在台港人士的援助里尝试走出来，不想再颓废下去。她在想方设法前，找了一名刺青师傅在背上刺下“宁愿最后徒劳无功，也不选择无动旅衷”的美丽行书，除了提醒自己要加油，也不要忘记香港这一场反送中运动。
而这名16岁的流亡少年也写下自己的心情：“16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许多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责任变更大，是时候要变得独立……在这个初夏开始，一点点地改变了。我对无能政府、警黑肆暴，死伤连连的香港固然感到痛心，但见到香港人历患难苦楚，变得更坚强，更团结……我只能说：‘这才是香港。’”
我们的运动还没结束 现在正值转型阶段
曾经在中国因素的巨大压迫下，针对香港这一波运动有着强烈共鸣的台湾，除了透过法律与行政积极地提供人道救援的机制，在面对年轻的香港政治受难者，又能够如何行动？
流亡港人表示，先前已有不少台湾朋友因为亡国感焦虑而支持香港运动，但是现在听见有广东话口音的他们，直觉会询问：“何时过来的，能出示入台证吗？”、“你们‘反送中’不是完（结束）了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流亡者已经是见怪不怪，“始终你不是身在当个事件里面，不能十分了解是正常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感同身受。”
然而，他们想要跟台湾人说的是：“我们的运动还没有结束，现在是转型阶段”、“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这场运动牺牲的人”、“台湾人要好好守护台湾，中国给的，永远是糖衣毒药，看看一带一路的国家现况”。
这些年轻的香港流亡者在现实异地的泥土里，各自凭借自己的方式，自我提醒，同时也提醒着台湾社会。他们想方设法让精神不瓦解，生活能够继续，认同不断裂。但是，在步入流亡的人生，方向归零，面对未来不短的日子，他们只能够遥望彼岸，渺茫前景中寻找盼望。
此外，这些流亡者除了追忆先前的运动，也会关心着香港的中共肺炎疫情。根据《自由时报》报导，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11日断言，香港的中共肺炎疫情绝对不可能在七月前就结束，而戴口罩则非常重要。
至于在研究科学、媒体、投资等跨领域的网站“深度知识”上，根据推特介绍，该网站依据检疫效率、监控能力、政府管理，以及紧急情况处理准备等四大分类之下，再细分为检疫量、旅行限制措施、政府监控掌握度、国安水准，以及医院隔离病床数量等数十项分类之后，香港在经过评分总和之后，排名第四。至于1到5名的排名，分别为：获得619分的以色列、600分的新加坡、570分的新西兰、560分的香港、540分的台湾。至于6到10名的国家，分别为：530的日本、520分的匈牙利、500分的奥地利、490分的德国、470分的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