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时政评论家林保华。（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林保华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他一生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的思想变化过程。读他的回忆录，能帮助我了解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使我增长了不少历史和人文知识。
开卷有益
例如对于印尼这个国家，以前我只知道这是一个千岛之国，位置在中国东南部的太平洋中。读林保华的书，才知道印尼是由超过1。3万个岛屿组成的岛国，仅全年有人居住的岛屿就有六、七千个。印尼34个省的总面积相当于中国领土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人口2。5亿。这个地处热带的国家，四季常青、自然资源丰富，农产稻米一年三熟，热带水果四季不断。虽然印尼在历史上，就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华侨移民历史悠久，但是，民族习俗大不相同。当地华人仍旧保持在中国大陆原籍的习俗。而当地原住民，吃饭不用碗碟等餐具，而是就地取材，用芭蕉叶当碟子，做熟的米饭，放在芭蕉叶上，直接用手抓饭吃，“出恭”后不用卫生纸，而是用水、用手洗肛门。当然两只手有分工，右手抓饭，左手洗肛门。印尼曾经是荷兰殖民地，当然欧洲人的影响也存在，也有西餐馆和白人后裔。
又比如我没有去过香港，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到广州出差，仅仅从深圳越过边境，到过中英一条街观光过。今年发生香港“反送中”事件，看林保华的回忆录，也增加了我对香港民情、历史知识的理解。他在回忆录里记载，在1979年和1980年，中国大陆有70万人偷渡到香港，而能留下来的只有10万。这次香港人反送中，就是港人保护从大陆移民到香港的新移民的人权，维护香港的民主、自由。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只是一个烟幕弹。实际上香港回归中国，不是英国把香港交给了香港人民，而是交给了中共。回归后的香港，根本没有实现真正的民选香港政府。现在的港府，林郑月娥实际是中共政权在香港的代理，是中共的傀儡。
回忆“四清”
林锋在北京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读的是中共党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华东师大做教师。而我上大学读的是工科，学的是机械设计与制造。但是毕业时服从组织分配，留校做教师以后，就赶上了毛、刘的“路线斗争”。1964年我被从学校抽调出去参加“四清”工作，经过培训后，就分配到分团，当时我在京郊通县双桥人民公社“四清”分团，我们与公社企业的农工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成员有国营工厂的工人、国家机关干部、大学教师和银行财会人员，记得我所在的“四清”大队有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当时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开始时也在这里，后来调到顺义县四清分团去了。1963年中央出台《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政策，当时“四清”的内容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到1964年，又出台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规定》，即“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又要求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和正确对待地富子女。
记得在1964年“四清”时，长营养牛场发生一件事，就是：那时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被隔离审查。有一天来了一辆载客的三轮车，蹬车的是一位喝的醉熏熏的老头，他的三轮车到了很少有外人到达的长营养牛场饲料场，这是一个用密植方法种植玉米，制造喂牛的青储饲料的生产队。有一个外号叫“包子”的工作队员（高文龙），阶级斗争的弦儿绷得太紧了，怀疑这个老头是来给“四不清干部”通风报信的，于是把这个老人抓起来，送到工作队办公室。我们的工作队长景毓华是军人出身，他就连夜审问这个老头，因为他确实是喝醉了，说话颠三倒四，吞吞吐吐，更怀疑他有问题，工作队长根据三轮车上的牌照号码和老头说的名字，打电话请北京公安局查老头真实身份，公安局只查出这个三轮车属于建国门地区。第二天一大早，工作队长派我到建国门派出所去外调。我骑上自行车，跑了一整天，最后找到了老人所属街道派出所。调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派出所说这个老头确实是那里的，他就是爱喝酒，没有其他问题，他家里也在找他，他已经三天没有回家了。等到我回到工作队，老头酒也醒了，说他走迷了路才来到这个偏远的养牛场饲料队的。
在长营，与养牛工人“三同”，使我了解了牛奶生产的全过程，并对农工的生活有了感性认识。在养牛场，我也干过最重、最脏的体力劳动，就是清除牛粪和装运牛粪。牛粪是种庄稼的好肥料。由于那里是回民地区，也使我了解了回民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1965年，我带着本校的几个大学生，参加北京远郊区第二期“四清”工作，地点在密云县墙子路公社的山村。这年，中央下达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即“二十三条”，“23条”有一句话，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就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做的舆论准备。我们工作队的任务，就是向农民宣讲这些条款。“后十条”与“前十条”的政策不同，已经暴露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国走哪条道路上的矛盾，但是当时作为“四清”工作队员，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都必须做驯服工具，都要服从中央。那时根本不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到了1966年，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密云，通过与农民“三同”，使我了解了农民的生活，增长了农业生产知识，特别是我拜老农马长清为师，他是一个80岁的老农民，饱经风霜的、瘦瘦的、慈祥的脸上，蓄着稀疏的山羊胡须，瘦高个子，略微驼背。他的生产、生活知识非常丰富，会种各种庄家、蔬菜、果树，会采中草药。现在我能识别许多中草药的植物形态，知道其药性，会果树嫁接技术，就是在跟随他在上山放羊时向他学的。
“文革”记忆
“文革”期间林保华在技工学校，下放车间劳动，没受多大冲击。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农村看报纸，知道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北京还批“三家村”，后来就传来聂元梓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得到毛主席支持的消息，当时我带的学生中有人提出，要求回城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当时对学生说，农村是我们的工作阵地，这里的工作没结束，上级没通知我们要回城，我们就不能离开。没想到，这句话，就成了我的“保皇派“罪名，在8月份我们接到上级指令，完成农村任务回城，学校派车接我们回学校。一下汽车，就被造反派揪斗，学生给我戴上用厕所盛手纸的铁丝篓子和大字报纸做成的高帽子，同已经被揪出来的“走资派”、”黑五类“一起，在校园内游街示众，被罚打扫厕所卫生。后来学生“勒令”我到他们教室答疑，逼我交待与“走资派”的关系，我不承认有何关系，就对我开批斗会。后来我在校内两派武斗时，我自己到学校实习工厂，下车间开机床干活，在派系斗争中保持中立，不参加派别。即便这样，还被一个叫做“铁血团”的战斗队跟踪抄家。更使我难忘的是一名叫王德平的学生挥拳打我，造成我耳膜损伤，眼睛出血，至今仍有听力障碍。起因是，我们在大礼堂听传达中央文件时，造反派用“空降法”（从礼堂屋顶换气窗户破窗而入，用绳索降落到礼堂舞台上）闯入会场抢夺机密文件，我当时坐在舞台下第一排，因我阻止这个学生，结果被他打伤。我还记得这份文件，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做的检讨，这份文件被造反派抢走后，他们在北京城里到处传抄散发。我还记得学校教务长冯灿陆，被迫害后上吊自杀了。学校教职工工会主席贾祯，被造反派的学生活活打死。有个年轻机要秘书，叫薛章明，被恐吓成精神病。有个叫康国雄的教师，他是资本家家庭出身，幼年跟随父亲在重庆时，被蒋介石认为义子，他在文革中也被批斗多次。更难想像，在四川、湖南、云南、武汉等地在两派使用正规武器进行武斗，这种内战式的群众斗群众，不知死了多少无辜者。
战备搬迁和“五七”干校
《林保华回忆录》谈到了中共九大前后的中国局势。引起我对战备搬迁和“五七”干校那段经历的回忆。
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紧张，传说苏联已经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毛泽东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指示，北京三天两头搞防空演习。在毛泽东指定的副统帅林彪，代表中央发出“一号命令”文件后，北京的高等院校按照国务院指示，有的留在北京，有的解散停办，有的搬迁到“三线”。于是北京许多高等院校外迁，例如北京石油学院迁到了山东东营；北京地质学院迁到了湖北省；北京矿业学院迁到了四川合川等。当时我们北京机械学院，学校还在军宣队、工宣队的管制下。那年秋天，工宣队从长辛店调度了专列，把我们运到了川陕边境的阳平关火车站，又用大卡车转送到汉中。本来上面要我校与汉中大学合并，但当时汉中大学的校舍，已经被执行“三线建设”任务的部队占用，于是军、工宣传队就把我校的教职工，疏散到汉中城至褒城公路沿线的农村。因为在褒河边的河东店，那里已经有北京大学原子物理系的实验基地，还有一机部的三线新建工厂，所以我们一部分人，就暂时住在汉江机床厂尚未完工的厂房。冬天来临前，军宣队向我们传达了柳河“五七”干校经验，还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于是把我们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和学生，调遣上米仓山（大巴山支脉）的深山原始老林。我们在大雪来临前，到达“打鹿池”。在山上砍伐竹子，盖简易茅草棚，用木桩埋在地里当床腿，用砍伐的竹子和藤条绑成床架、编床垫，上面铺上干草就是我们的床。我们白天在山上，从事过的劳动有砍伐树木、烧木炭，修公路、开荒、放牛、种地等，晚上在煤油灯下和篝火边学习“毛选”。后来，又将汽油发电机和手扶拖拉机拆成零件，用背篓背上山，再组装起来使用，于是就有了电灯和使用手扶拖拉机耕地，我当时担任拖拉机组组长。这就是我们的“五七”干校生活。
我们“五七”干校的大本营设在元坝子，这是个高山上的小盆地，有条河流经过。元坝子原名叫老棃坪，那里有清末民初建立的县衙门遗址。坝子中心平坦的地方，是山里百姓交易场所。中共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元坝子建立有公社医院，消费合作社，国营商店。我们在山上开荒种地、伐树烧炭的地方，叫打鹿池，这是一个海拔更高的，高山中的小盆地，因为盆地底部是一片长满树丛和杂草的沼泽，据说早先有野鹿、黄羊出没，故名“打鹿池”。从元坝子向南出发，沿着菜地沟的、长满竹木的山溪小径，一路爬山，走到菜地沟尽头，还要向上翻过一道山梁，下去是一个荒芜的，长有稀疏灌木林的山谷冲积平原，蹚过一条河，再翻过一道山梁才能到达打鹿池。在打鹿池，再翻过山不远，有一个山崖，望远处看是郁郁葱葱的山林，据老乡说，那边是四川省。因为打鹿池的地势太高，一年无霜期太短，我们种植的玉米，水稻，还没有“灌浆”就下雪了。但在高山上，在春末、夏初时种的圆白菜，到收获时个儿长的非常大，每个包心菜菜球直径有洗脸盆大小，有的重量超过5公斤。
在打鹿池，最开心的记忆是能喝“百草水”，就是雪融化后变为山间细小的溪流，经过春天长满百花的绿油油草地的过滤，变为山泉。我们就饮用这种生水，也不生病。再就是，冬天伐树休息时，还能采集野葡萄、山梨、榛子等果实吃。在菜地沟的山溪中，我第一次见到野生的娃娃鱼（大鲵）。但是中共柳河“五七”干校经验宣传的，所谓“干校是储备干部、锻练干部、改造思想的好地方”，我内心持异议。因为我们在打鹿池劳动，一切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包括主食、副食，都要我们自己用背篓，从大本营背上山，每往返一次的崎岖的山迳路程，耗时需要一整天。经济效益极低，因为种植的庄稼被大雪掩埋在地里，只能做养牛的饲料。而烧制木炭砍伐的原料，是生长在山坡上比大碗口还粗的青冈树（橡树），砍伐回来去除枝叶，只用树干，经过锯、劈成段，再装窑烧炭。木炭是烧出来了，但是，这是以破坏原始森林、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待续）
附记：
当时青储饲料的做法，是在冬季来临前，在地里挖一个长方形的大深坑，把新收获的、带着绿油油叶子和带着嫩玉米的青稞，以及洗净的鲜蕃薯用机器打碎，一层一层的铺到大坑内，每层中间撒上粗磨的燕麦、大豆碎屑做隔层。当大坑快装满时，就盖上草席和玉米秸，然后上面用厚土掩埋压实。当严冬来临时，地温下降，坑里的青储饲料仍然新鲜。制作青储饲料的青玉米秸，是采用晚播种、密植和多浇水灌溉的方法特别种植的。而不是普通玉米秸。普通玉米在夏季收获，而这种密植玉米是在深秋收割，趁新鲜制作青储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