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政策协会副秘书长张宇韶投稿台媒表示，有些媒体以监督为名遂行带风向之实，对北京的种种恶劣行径只字不提，甘愿沦为大外宣之马前卒。图为习近平出席澳门主权回归20周年仪式。(图片来源:PHILIP FONG/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3月18日讯】政大东亚所博士，曾任陆委会简任秘书，现任的两岸政策协会副秘书长张宇韶投稿《自由时报》表示，有些媒体以监督为名遂行带风向之实，对北京的种种恶劣行径只字不提(如中共肺炎(又称武汉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甘愿沦为大外宣之马前卒。
其内容如下：在威权政体与民主社会底下，媒体拥有截然不同的角色。在威权政体，媒体始终为党的喉舌与宣传的一环，同时兼具阿图塞所言“镇压性国家”与“意识型态操控”的功能。诚如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宣称的目标：“谎言说一千次，也不可能成为真理，但说了一千次有人相信就成为事实”；“夹带部分事实的谎言，比直接说谎的的效果更好”。
而在民主社会，媒体功能其实相对单纯，除了揭露事实报导真相并满足人民“知的权力”外，就是履行理性监督政府的“第四权”角色。
深入观察，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在大陆更被贯彻的淋漓尽致。由于党国最擅长炮制个人崇拜，输出各类的政治神话，所以多元开放社会下的批判与质疑，于是成为威权人治社会的天敌。为了要维系统一党独大的统治正当性，“掌握舆论阵地、突出领袖的形象、正面宣传党的路线”更是北京大外宣的精髓所在。
此外，为了避免大陆阶级敌人与境外反和平演变勾结，对当权派进行各类“高级黑、低级红”或“妄议中央”的颠覆渗透，领导人更让其亲信接管宣传部与网信办，通过科技权威主义的技术，一方面经由“学习强权”软件推动政治洗脑工程，同时建构社会信用的评比掌控人民的生活日常。
为了预防全球互赖和传讯科技对其政治神话的解构效应，更积极通过各种锐实力的输出打击境外的潜在威胁。而在庞大的经济诱因下，也使其红色代理人利用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保障，做出革命输出或制造内部矛盾的勾当。
北京这一些政治宣传与统战套路，在过去台湾两年来的选战处处留下斑斑斧凿，在当下中共肺炎延烧之际更是游刃有余。说穿了，其宣传都是为了政治需要而服务，他们说此为维稳的需要。
在疫情开始扩散之际，北京通过官媒宣称其政治目的是为了“稳定压倒一切”；基于大复工的考量，宣传基调又转为“疫情趋缓，发展是硬道理”；等疫情在全球扩散大爆发之际，又开始倒果为因指涉欧美各国防疫慢半拍，而且病毒来源来自美国。
最后北京索性扭曲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一方面把责任转嫁在“各国境外输入”，自己更反串起救世主角色，搞起“防疫经验逆向输出”的作为。旁观者瞠目结舌大叹剧情已急转直下，当局者却如入无人之境，入戏甚深而犹如进入涅盘忘我境界。
在北京的眼中，防疫不仅是自己内政维稳的延长，更是发挥舆论战“寸土不让、坚壁清野”的开端，特别是全球主流媒体和知识份子对其行严厉批判，还有一个台湾模式成为旗帜鲜明的对照组，大外宣跟锐实力更须加强其力道，避免陷入内外夹攻之险境。
北京很清楚，台湾的防疫政策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和多元开放社会的基础上，就国家能力而言，北京的“国家压制社会的宰制力量”与台湾“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能力”产生高度反差，全球舆论越是赞扬台湾的经验，或是类似诺贝尔文学家得主尤萨怒轰北京隐匿疫情造成全球恐慌，直接触及北京敏感的政治神经末梢，对北京来说，“假的真不了，强摘果实不会甜”的真理不可能不懂，也知道利害关系所在。
然而北京为了扭转宣传陷入被动的处境，进攻必然为最佳的防守，除了前述“指鹿为马、导果为因”的操作外，复制过去“对台三战”（舆论战、法律战、心理战）的路径更是其抉择，反正台湾内部从来就不缺口径一致，带政治风向的红色代理人，在某些特定政党与名嘴的护航或加码演出之下，往往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北京的政治操作近日在统媒一前一后地配合演出看出端倪：一个大言不惭宣称“中国大陆为世界争取因应时间，其它地方却把他白白糟蹋了”；另一个则脸子脖子粗质疑“台湾检疫造假，刻意隐匿社区传播真相”，不明究理的人还以为这是北京党媒的制式鹦鹉发言或是膝盖式反应。
更讽刺的是，这一些媒体以监督为名遂行带风向之实，对于北京的种种恶劣行径只字不提，甘愿沦为大外宣之马前卒，对于别人的指责还以“台湾民粹夜郎自大”作为遁词，精神道德之沉沦实在是令人无言以对。
